从考古实证解读华夏灿烂文明史

一一探寻“我们是谁”的文化密码

黄州教育文化博物馆供稿

 2023年9月3日

       本文基于中国权威考古论证，深入探讨华夏灿烂文明史，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的多元格局，到王朝文明的演进，以及文明的特质与传承，全面解读“我们是谁”这一深刻命题。通过梳理考古发现，展现中华文明从远古到秦汉时期的发展脉络，揭示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涵，强调考古实证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引言

        “我们是谁”，这一哲学追问贯穿人类历史长河。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华夏灿烂文明史的深入研究。中国权威考古论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过去的大门，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触摸古老文明的脉搏，解读中华民族的文化密码，明晰我们的根脉所在。

二、华夏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2.1 人类起源与早期人类活动

        百万年前，中华大地便有先民活动的踪迹。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点燃第一簇火，用骨针缝制衣裳，以石器改造山河。河姆渡的稻谷和半坡的粟米，标志着采集时代的结束，农业定居成为文明的基石。从中国北到黑龙江，西南到云南，东到沿海一带，都分布着早期人类的活动遗迹，这些长期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群，各自发展出适应自然条件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方式，为华夏文明的多元起源奠定了基础。

2.2 文明起源的多元格局

         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良渚古城的发现震惊世界。古城起始年代为距今5300年，延续到距今4300年前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宽度40 - 60米，城内有贵族居住区和平民居住区，城外还修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水坝，用于防洪、灌溉和交通。良渚文化的玉器、陶器、棺椁等礼仪制度，开启了我国礼乐文明的先河，国际上公认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良渚古城遗址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焦家城址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典型代表。在100多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城墙、壕沟、大型墓葬、祭祀坑等丰富遗迹，出土各类文物万余件，展现出文明要素齐全、文明社会开启、礼制初步形成等特征，年代为距今约5300 - 4600年，有力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

        从东北地区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牛河梁坛、庙、冢，到江淮地区的凌家滩墓地和环壕聚落，再到中原地区以双槐树为代表的河洛古国遗址，大约在距今5500 - 5000年前后，各地均出现了以城址、祭坛、王陵、玉礼器和陶礼器为标志的古国，它们如满天星斗，构成了中华文明初曙阶段的多个源头 。

2.3 古国时代的演进

        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为距今5800至5200年前后，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出现了大型的复杂社会群体和社会等级分化；第二阶段约为距今5200至43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焦家、双槐树、石家河、良渚遗址均属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 - 石家河文化率先发展出国家政体，步入文明；第三阶段约为距今4300至3800年前后，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转角浮雕和贵族专属墓地，陶寺遗址确认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夯土建筑基址，展现出新的文明化发展态势 。

三、王朝文明的演进与发展

 3.1 夏朝的建立与文明特征

         从邦国型文明向王朝文明发展过程中，战争加剧了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融合和阶级分化，产生了世袭制的夏王朝。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代表了当时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二里头文化存在时间和分布范围与文献所记夏朝晚期相符，其礼器和礼制向四周传播，形成二里头文化圈，体现了“九州攸同”的发展趋势，说明夏文化逐步被周围邦国和部族接受，中华文明的核心不断产生文化影响力 。

3.2 商朝的继承与发展

         继夏而起的商部分继承了东夷人的文化，并和夷人结成军政同盟，建立商王朝。“景亳之会”是商汤联合东夷诸族的会盟活动，之后商联军倾覆了夏王朝。商朝在文化上继承和发展了前代文明，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时期，其青铜器制作工艺精湛，造型独特，如司母戊鼎等，展现了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审美。

3.3 周朝的成熟与华夏文化的形成

        周人兴起于黄河中游更为靠近西部的地区，继承了商的天下。三代的迭代和交融，到西周时期展现出较为成熟的文明国家形态，形成了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并在文化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华夏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政治合法性上，周人以“德”为中心，认为天命来自民意；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体现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在民族构成上，呈现为多个族群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

四、中华文明的特质与传承

4.1 以“德”为中心的政治理念

         从周人开始，突破了单纯以血缘作为统治者成为“天子”的标准，将“德”作为重要考量，认识到民心向背可决定王朝兴衰，形成德为中心、天命来自民意的政治思想，使早期中国逐步成为基于德行政治理念的世俗国家，这一理念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始终，影响着后世的政治观念和治理模式。

4.2 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

         宗法制和分封制以家族血缘关系亲疏分配国家权力，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金字塔结构，体现家国同构。这种政治体制不仅在当时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家族观念和社会结构，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3 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与文化融合

        中华文明从起源时期的多元格局，到逐渐融合发展为一体，各区域文化在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无论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带来的文化影响，还是近代外来文化的传入，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外来文化，并将其融入本土文化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强大的凝聚力 。

4.4 礼乐制度的传承与发展

        从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史前先民创造的玉器、陶器和棺椁等礼仪制度，到龙山时代的进一步完备，再到夏商周三代王国礼制的完整继承，礼乐制度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它不仅是社会等级秩序的体现，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

五、考古实证对华夏文明史研究的意义

 5.1 增强历史信度

         考古发现为华夏文明史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纠正了一些错误认知。如汉文帝霸陵位置的确定，弥补了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纠正了流传多年的错误 。众多考古遗址和文物的发现，让我们对历史事件和文化发展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大大增强了历史的可信度。

5.2 丰富历史内涵

       从远古人类的生活遗迹到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址、墓葬、文物等，考古实证展现了华夏文明丰富多彩的内涵。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特色和发展脉络得以清晰呈现，让我们了解到先人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艺术创作等多方面的情况，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华夏文明史的认知。

5.3 活化历史场景

       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和遗址，仿佛是历史的切片，让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过去的生活场景。通过对这些实物的研究和展示，我们可以想象古人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等，使历史变得更加生动鲜活，拉近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 。

5.4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考古实证揭示了华夏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成就，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文化底蕴。这些成果激发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激励着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六、结论

        通过对中国权威考古论证的梳理，我们清晰地看到华夏灿烂文明史的发展脉络。从文明起源的多元格局，到王朝文明的演进，再到中华文明特质的形成与传承，考古实证为我们解读“我们是谁”提供了丰富而确凿的依据。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拥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后代，我们的文化基因中蕴含着坚韧、智慧、包容与创新的精神。在当今时代，深入研究华夏文明史，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珍视这些历史遗产，不断探索和挖掘其中的文化价值，让华夏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

戴志撰稿于文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