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成一山

钟 荣

来源：幸福新宁乡

　　在我的学生生涯中，众多的任课老师都是耀眼的星星，成一山老师，就是其中的一颗。为了行文的便利，也为了增添几分亲切之感，且让我在下文称他为“一山公”吧。

　　一山公担任我们高中一年级下学期的班主任，同时教授语文。彼时，高中学制仅有两年，尽管他与我们相处的时间不过短短一学期，可他留给我的印象，却深刻得难以磨灭。许多往事，即便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旧清晰如昨。

　　那时，我们高中一年二期的语文课本，第一篇课文是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那时候的语文书是32开的小课本，这篇课文足足占了十九版，算下来有几千字，在当时的课文里算得上“长篇”了。或许是一山公对这篇课文有着特殊的偏爱，又或许是刚经历完文化革命，他对作者在文中所倾注的情感有着深刻的领悟与共鸣，他竟要求我们全文背诵。一时间，课堂上书声朗朗，同学们都埋首在课本里，逐字逐句地记忆那些饱含深情的文字。多数同学都凭借着一股韧劲，成功将全文背下；而我，成绩还算不错，自然也顺利完成了这个看似艰巨的任务。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教室，我们便在一山公的带领下，诵读这篇文章。他的声音洪亮而富有感染力，一字一句，都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作者的内心世界，感受着那份深沉的情感。在背诵的过程中，我逐渐理解了文章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情感内涵，也对一山公的教学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不仅仅是让我们机械地记忆，更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体会到文字的力量，培养我们对文学的热爱。

　　如今再忆一山公，他的模样在脑海中愈发清晰。他身材不高，大概只有一米五五的样子，身形也偏瘦，站在讲台上时，会觉得他比讲台只高出一个人头。那时他才四十岁出头，可脸上的纹路却比同龄人深些，头发也有些花白，整个人透着一股与年龄不太相符的苍老。后来我们才隐约知晓，他的妻子早已不在人世，具体是何时、因何病离开的，我不得而知，只知道他独自一人带着女儿生活。

　　不过，一山公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算得上不错。他向来穿着讲究，即便在物资不算丰裕的年代，也总能把自己打理得整洁体面。早春时节，天气还带着些寒意，他常会穿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来上课。在那个大多数人还穿着棉布外套的年代，能穿上挺括的呢子大衣，已是相当难得的事。

　　更难得的是，他身上那份由内而外的自信。这份自信并非来自衣着，而是源于“腹有诗书”的底气--讲课时引经据典，分析课文时见解独到，哪怕个子不高，可只要一站上讲台，一开口说话，那洪亮的声音便瞬间填满整个教室，连带着讲课的激情，也能轻易感染台下的每一个人。我们总说，听成老师的语文课，从不会觉得枯燥，仿佛他口中的每一个文字，都带着生命力。

　　一山公对我最特别的关照，藏在每一次作文批改里。那时课外书稀缺，既没有琳琅满目的文学读物可翻，更没有如今“百度一下”就能查资料的便利，我们写作文全靠课堂所学和生活里的零碎观察。有一回写命题作文《春雨》，我一时兴起，把“日出山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句诗写进了文中，本是随心之举，没指望能被注意到。

　　可作文本发下来时，我却先看到了一山公用红钢笔圈出的那句诗，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五角星。下课后他特意叫住我，眼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惊喜：“你能记住这句诗，还敢用在作文里，很不错！”那语气里的认可，让我至今想起都觉得心头发热。但他很快又话锋一转，指着作文里的段落耐心说：“不过你看，这里写的是春雨过后的清晨，这句诗里‘日出’‘江水’的场景，和你前面描写的‘细雨沾衣’衔接得不够顺，要是再调整下语境，就更贴切了。”

　　没有居高临下的批评，只有温和的点拨，既肯定了我的小小心得，又悄悄指出了不足。那一刻我才懂，他的关心从不是泛泛的鼓励，而是连诗句用得合不合适都留意到的细致；他的关注，也不只是看成绩好坏，更是在意每一个学生对文字的感知与成长。这份藏在红笔尖下的用心，比任何表扬都更让我记挂，也让我后来对写作多了几分敬畏与热爱。

　　高中快毕业时，一山公早已不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可他却特意找了我，递来一本封面略显陈旧的《杨朔散文集》。他说：“你喜欢文字，多看看这类文章，能养心性。”就是这本小小的散文集，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文学与散文的热爱之门。书中《荔枝蜜》里对蜜蜂“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的描写，至今想来仍清晰如初，那些细腻的笔触，也悄悄在我心里种下了对“文字之美”的向往。

　　后来我高考落榜，怀着几分失落应征入伍，原以为与一山公的联系会就此断了，我试着给一山公写信，没想到他很快就给我写了回信。信里没有多余的安慰，只反复叮嘱我“在部队好好干，年轻人要肯吃苦”；还特意附上一首短诗：“青春似火，壮志凌云，保卫祖国，定建奇功。”寥寥十六字，却像一团火，驱散了我心底的迷茫，也成了我在部队训练、执勤时最有力的鞭策--想起他的期待，再苦再累，都觉得有了坚持的勇气。

　　再与一山公相见，已是2008年。那年同学们凑在一起，要给他过七十大寿。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按他的生辰算，他该是1939年出生的；我们当地有个习俗，男性做寿要“做进”，女性做寿要“做满”，所以这一年的寿宴，来得格外有意义。

　　寿宴当天，一山公穿得整整齐齐，还特意做了充分准备--他带来了一篇手写的讲话稿，没有脱稿，而是捧着稿子一字一句地念。我们都懂，不是他记性差，而是在学生面前，他依旧保持着那份严谨，唯恐说错一个字，辜负了这份师生情谊。可稿子的内容却格外鲜活，他笑着和我们聊起人生里的“美好”，说这世上最珍贵的，一是“爱情的美好”，二是“事业的美好”。话音刚落，满座同学都哄堂大笑--谁也没想到，年逾古稀的他，依旧保有这般坦诚又可爱的心境。

　　那天他笑得格外开怀，眼角的皱纹都透着暖意。寿宴快结束时，他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摞书，是他自己写的文集，挨个儿送到我们手里，还在扉页上认真签下名字。那本书的重量很轻，可握在手里，却觉得沉甸甸的--那是他半生对文字的坚守，也是他对我们这群学生，从未褪色的牵挂。

　　后来我仔细读完了这本文集，竟读出几分似曾相识的感觉--像读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二十来篇短小精悍的短文，却满是原生态的真诚。文中写的都是他的过往：小时候在乡下摸鱼捉虾的趣事，年轻时初登讲台的紧张，后来教书育人时的细碎感悟。没有华丽的辞藻，每一句都朴实得像村口的老樟树，可字里行间藏着的情感，却浓得化不开--对故土的眷恋，对学生的牵挂，对生活的热忱，都在纸页间缓缓流淌。

　　读着读着，我也隐约察觉到一丝局限。或许是他常年生活在那方小天地里，眼界难免受了些束缚。比如文中他多次提到“客居道林”，可我清楚记得，他出生的地方和道林同属一个县，两地相距不过十多公里。在我看来，这样近的距离，用“客居”来形容，未免显得有些不够格局，少了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大气。可转念一想，这份“小格局”或许正是他的可爱之处--在他心里，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始终是根，哪怕离得再近，离开熟悉的故土，便觉是“客”，这份对故乡的珍视，不也正是他性情质朴的写照吗？

　　前年，我和几位家乡的老同学偶然相聚，聊天时有人轻描淡写提起一句“一山公不在了”。那一刻，喧闹的席间仿佛突然静了下来，我手里的酒杯顿在半空，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揪了一下，先前的笑意瞬间消散，只剩说不出的难过。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翻涌出许多画面：讲台上他穿着黑呢子大衣的单薄身影，作文本上那圈着诗句的红钢笔痕迹，入伍后他信里“定建奇功”的有力字迹，还有寿宴上他捧着讲话稿念到“爱情的美好”时，眼角眉梢的笑意。他对语文事业的热爱，对每一个学生的细心爱护，对我格外的关注与期许，一桩桩、一件件，都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这么多年过去，我从当年懵懂的高中生，早已是历经世事的花甲老人，可他教给我的文字之美、做人之诚，却始终刻在心里。如今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唯有由衷地感激--感激他曾出现在我的青春里，像一盏灯，照亮过我前行的路。也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卸下尘世的奔波与牵挂，活得比从前更潇洒、更自在。

　　作者简介:钟荣，行伍之人，退役后投身公安事业，两年前退休，喜自驾游，爱山乐水。

　　编辑：天天好好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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