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许倬云先生的逝世，学术界与网络界掀起了一股怀念和推崇的高潮，有人说他著作等身，有人说他是当代老子，有人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国际诠释者”，　有人说他是20世纪华人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很遗憾，我没有认真读过许倬云先生的著作，几年前，曾经想好好读读的，在网络上看到了《齐鲁晚报》上的一篇文章《许倬云: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这篇文章介绍了许倬云先生的中国文化观：中西文化差异有很多方面。在时间观念方面,西方文明聚焦于当下此时,中国人选择了过去、现在、未来无始无终的延续。在生命观方面,中国人并不将生和死割裂为两截,认为生和死是连续的,也只有将一代代的生命连成一串,才能慎终追远,将个体的生命纳入群体的生命,从而超越个人的生命。此外,在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方面的差异更是明显。一句话：中国历史、文化无比优越，与西方文化不在一个层次。之后，我便打消了读他的念头。人到了一定年龄，要读的书太多了，我书架上的近万本书，有不少都没有读完，犯不着去读一些我不喜欢或者说与我的三观完全悖离的文字。不买他的书，但对他的历史观特别是他的中国文化优越论，还是从网络上得知些许。

许倬云一段时间以来声名大噪，有其复杂的文化、历史原因，也有面对现代化的自形惭秽，还有意识形态的不停引导，这个问题，我放在后面去说。深入谈论许倬云之前，我想先谈谈钱穆。尽管他们两人在学术领域、学术观点上有诸多差别，然而，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越感十分相似，尤其对所谓“天人合一”之观念都是五体投地。

我读过钱穆先生几部著作，有些还读得很认真，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此书被不少学者与非学者推崇备至。读过此书之后，我特别失望甚至沮丧，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还被誉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镇”、“20世纪中国史学界最后一位通儒”的学者，竟然有如此荒唐的观点。钱穆先生这部著作以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作为考察对象，得出了“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的结论。钱先生得出如此结论的依据是中国古代实行了皇权与相权即国家与政府的分权，再就是考试取官制度给农民以进入主流社会和最高权力机构的机会。按钱先生的意思，从汉至清的中国，比较好地实行了国家与政府权力分开、皇权与相权相互制约的政治格局，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我不知道前些年在学术界流行的中国古代社会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论调是否启蒙于钱穆先生，然而，这个观点显然离历史事实相当遥远，完全是文人学者们有意无意的臆想。

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从来没有过“政府”概念（连“国家”概念都不是很清晰，何来“政府概念”），有人从某篇文章某个故事里找到了“政府”二字，可那里的“政府”完全没有今天“政府”的涵义，“政府”纯粹是今人的牵强附会，古代中国没有“政府”只有“朝廷”。至于“国家”与“政府”分开，更是无稽之谈。古代中国是家国天下，“家”就是“国”，“国”就是“家”，皇权从来没有分出来给过谁。无论汉的三公九卿，还是唐的三省六部，亦或宋的三省三司，都没有完全的行政权，都只是皇帝的办事机构和办事员，“政府”一说纯属虚构。况且，即便汉唐宋有丞相（宰相）之职，可基本上都是三人及三人以上共执丞相印，根本不存在一个“政府首脑”。钱先生津津乐道的唐朝，宰相的权力分于三省,基本上都由品级较低的官吏担任宰相,便于皇帝掌控。其他朝代也大同小异。中国最平等、最自由、最法治。中国政治优越世界上所有国家，是伟大的政治，中国是个特殊的国家……

钱穆先生更加离谱的观点是：中国不仅平等，而且平等的太多了，正是因为平等的太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才都想着考公务员，没有人去经商做生意了。中国不光有民主自由，还有法治，可惜也法治的太多了，什么事都依法办，做起事来畏手畏脚，致使人才受到束缚，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

于是，写了一篇《违背了基本事实的分权政治论——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钱穆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与批判。

钱穆先生的其他著作，比如其代表作《国史大纲》，也是完全抛开了古代中国尤其是秦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事实，只讲光明，不理黑暗；只论成绩，不提缺陷；只描绘政权的强大，不顾及平民的羸弱；只看到大一统的威风，没看到维护手段的残酷与维护成本的巨大；只一味地为专制统治者歌功颂德，不愿触及统治集团的丑陋与荒唐。有人说《国史大纲》这么写，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我坚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鼓舞士气也要尊重基本事实，瞎编乱造非但不能鼓舞士气，还会沦为笑柄。

钱穆从开始的胡适信徒，到后来两人老死不相往来，据说在于他们对上古史的严重分歧，胡适认为东周以上无信史，钱穆却从古代文献的字里行间抠出了“尧都平阳”在如今山西南部，舜、禹与尧相距不远的惊人“发现”。夏到底是否存在，尧舜禹是真实的帝王还是传说中的故事，直到现在仍然无法定论。钱穆的观点没有翔实的考古证据支撑，多少有点牵强附会。傅斯年曾经对钱穆的“学问”不屑一顾，声称：决不读钱某人一个字。

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优越”观特别明显，也特别执著。中国史的核心是 “文化精神的延续”—— 从商周的 “礼乐” 到秦汉的 “大一统”，从魏晋的 “玄学融合” 到唐宋的 “儒释道合流”，再到明清的 “制度成熟”，虽有朝代更迭，但文化基因始终未断。他认为秦的 “郡县制” 并非对周 “分封制” 的否定，而是 “大一统” 理念的发展；宋明理学也不是对先秦儒学的背离，而是对 “仁” 与 “性” 的深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 “人文精神”（而非宗教或武力），这决定了中国历史的 “非侵略性”“重教化”“尚和谐” 特征（如反对将中国历史解读为 “专制黑暗” 的线性叙事）；制度的优劣、社会的兴衰，根本取决于 “人心”（即文化精神），而非物质条件（如他认为 “汉唐盛世” 的根基是 “士人阶层的责任感”，而非单纯的军事或经济实力）。钱穆认为，中国的 “大一统” 不是 “专制”，而是 “协和万邦” 的文化理想；中国的 “民本” 思想（如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虽不同于西方 “民主”，却有其自身的政治智慧……

钱穆先生的这些观点，显然是经不起推敲和比较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吗？三千多年甚至更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体现了多少“人文精神”？是保障了普通人生命权、财产权、选举权、监督权、言论自由权？还是犯罪不株连他人、刑法不残忍恐怖？或者轻徭薄赋？又或者不以权力享用女人？非“侵略性”，广大的国土是怎么来的？唐朝的盛世取决于“人心”，那么唐朝的衰落也是因为“人心”吗？唐朝人民对乱世和杀戮心向往之？蒙古人统治中原、满族人侵占华夏，也是因为“人心”？“大一统不是专制”，那么，连“妄议朝政”都要杀头的地方，不是专制又是什么？

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已经到了肆意汪洋的地步。他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说：“我们今天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应该读四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孟子》，第三部是《老子》，第四部是《庄子》。”他在《孔子与<论语>》中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在《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中说“《论语》：一部中国人人人必读的书。不仅中国人，将来此书，应成为一部世界人类的人人必读书。”

    其观点之中荒谬让人咋舌，还要让《论语》成为全世界人人必读书，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世界人民都像中国人这么好糊弄吗？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五经，对现代社会有什么作用?是能够让制度更完善?还是能够激发创新能力?亦或提高法律意识?再或者提高道德水准?古代经典或许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它们的客观效果都是应用主义的，只是有利于统治者，对启迪智慧、规范行为（只能规范普通人）、坚守底线（从来没有过底线，随时可以把规则和道德踩在脚下）、建立“大同世界”，毫无作用。两千多年了，《论语》也好，其他经书也好，让中华大地进入正常轨道都做不到，到了20世纪乃至21世纪，还在鼓噪全世界读书人必须读《论语》，完全是与文明潮流背道而驰。作为学者，研究这些文化典籍无可厚非；作为读者，喜欢读这些古董，那是个人的自由。然而，强制读书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去读这些东西，不管动机如何，客观效果上只会让中国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王元化先生对钱穆的历史文化观有过这样的评论：“《师友杂忆》（钱穆著）读毕。宾四认为美国家庭不及中国家庭，美国文化不及中国文化。此论尚需研究。”

“至于因历代有好皇帝遂断言中国无君主专制，则近陋见。”《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

许倬云先生的大著我没有完整阅读过，然而还是读到了一些篇章以及网上有名无名的读者的评论。对他的历史、文化观还算是了解的，好在本文并非学术论文。

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是他的重要著作，在此书中，他以“江河” 为喻，将中国文明的发展视为一条不断汇聚支流（多元文化、族群、技术）的长河：从商周的 “中原核心” 到秦汉的 “帝国整合”，再到唐宋的 “多元交融”，最后汇集成了一条文明的大河。中国文化的 “天下观”（以 “万民” 而非 “民族” 为关怀）、“天人合一” 的整体思维，与西方 “二元对立” 的分析传统形成鲜明对比，为解决现代环境危机、文明冲突提供了新视角。他在《经纬华夏》中提出，中国文化的 “天下格局” 本质是 “普世性的文明共同体”，而非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霸权。有人说，许先生此部著作，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专写老百姓，我没有读过此书，不知许先生是怎样“专写老百姓”的?是否写过老百姓的一日三餐?是否写过兵役徭役?是否写过人的平均寿命?是否写过人口增减 ?是否写过非正常死亡?是否写过株连制度带来的灾难?……我特地搜索了此书的目录以及书评，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或许藏在书本的深处吧? 以我的有限阅读来看，真正从平民视角写中国史的只有柏杨，他的《中国人史纲》完全颠覆了中国史学家们的书写套路，展现了普通人几千年艰难困苦的历程，以及文化、权力带来的发展困境。

许倬云在《往里走，安顿自己》中主张，通过践行儒家 “修己安人” 的传统，现代人可重建内在秩序。例如，以 “克己复礼” 对抗消费主义的物欲膨胀，以 “慎独” 精神抵御社交媒体的碎片化影响；以中国 “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抵卸西方 “个人主义的异化”；呼吁重建 “共同体意识”……许倬云认为：中国文化强调 “人我共生” 的伦理，可为解决贫富分化、族群对立提供思想资源。 

在《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中国文化精神》、《三千年文明大变局》、《许倬云:中国文化何以江河万古》等著作中，许倬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包容与融合，而非单向的输出或征服，这种特质使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外来元素并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人与宇宙的交融统一，而非二元对立。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理解宇宙的主体，通过“天人感应”实现与宇宙的互动。同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地缘和信缘关系，形成以家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强调群体互助与差序格局。

中国的‘变’与‘常’：变的是王朝更迭，常的是文化核心的延续性。

中国历史虽历经政治变迁，但文化内核（如儒家思想、家族观念等）始终保持稳定，形成独特的文明延续性。

周代 "天命观" 与 "封建制" 共同构建了 "天下体系"。这种秩序以 “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层级网络为载体，通过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设计，将文化认同置于血缘认同之上。与欧洲 “民族国家”不同，中国的 “天下”是一个开放的文明共同体，如唐代长安城容纳4万胡人，体现了 “华夷一体”的治理智慧。在许倬云的叙述中，夷、蛮、戎、狄这些千百年来中华帝国统治者对外族的蔑称，都变成了褒义词，体现了中国人的包容与友好。

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为了给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孔门弟子忙忙碌碌地奔走各处游说，希望国君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议，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将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创造更自在的安乐。

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特征，乃是由宗教信仰、血缘关系和乡土关系三重维度编织而成的网状结构，同时强调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群体互助和注重现实。这个网状结构拥有极大的韧性和包容性，所以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持续存在，并吸收各种外来文明因子，为己所用。

中国文化强调群体，圆融中正，注重平衡的特点，是否能和西方文明的优势特长互相结合，在未来引导人类走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同境界。

在《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中，他说：西方近代以来的 “个体主义” 虽推动了自由与创新，却也导致社会原子化、人际疏离，而中国传统的集体性中蕴含的 “互助精神”“共同体意识”，恰是对这种极端化的平衡。

……

中国文化如此优越，孔孟之道如此神奇，集体主义如此有用，天下体系如此完美，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一直战乱不断、内斗不止？为什么中国百姓一直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为什么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没有挺起过腰杆（宋朝稍好一点）？为什么造反夺权行动一茬接着一茬？许倬云在《西周史》中将其描绘为天堂的西周，亦是纷争连绵，杀戮频频，周武王取得商朝的江山，主要依靠了商纣王四子武庾的反水（多少有点胜之不武），西周开始便上演了内乱戏码，周武王死后，四弟周公以周武王儿子周成王年幼为借口摄政（据专家考证，周成王并年幼），引发了“三监之乱”，兄弟自相残杀，百姓跟着遭殃。后来的周朝（周厉王时代）国人到了“道路以目”的境地，根本不是许倬云包括孔子及其某些史学家所描绘的那般美好，被孔子等人誉为圣人楷模的周公也并非正人君子。秦朝以后就更不用说了，两千多年，除了宋朝相对平和一些（屠杀较少、压榨较轻）之外，其他时代都处于暗无天日之中。

许倬云与钱穆的“文化优越论”，如出一辙。他们都执迷于名人、士大夫几句漂亮话不能自拔，以为中国文化开放、包容、善意满满，他们有意无意忽视了文化的本质内容，无视中国社会一直是关起门来说真话、打开门后讲假话的客观现实；他们从来没有检视过中国文化的真正作用是什么，带来了怎样的价值观念、怎样的社会关系？

这块土地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建立过严格的研究体系，明确过严格的研究方向。我们的思想家所研究的其实不过是些统治术、取巧术、升迁术及巫术。儒家学说先不说了，道家的神秘主义有那么一点意思，但蔑视知识；荀子承认人性本恶，但他主张专制统治；还有的纯粹是在哪里逗乐，说些“白马非马”之类的话。不管哪一“家”，都没有对于他们的主张作过深入细致的论述，出现哪怕一本类似于西方大师的著作。我们的思想著作是没有多少深刻思想的，有的只是故弄玄虚、陈词滥调和对先人只言片语不厌其烦的解读，而我们一个个都陶醉在这种解读中不能自拔。几千年来，士大夫们都只会在那几部经典里打转，加上科举考试从来没有离开过《四书五经》的范畴，一步一步加强了认知的封闭，断送了进步的前路。

不知他们想过没有？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进步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进步到信息社会，与中国和中国文明有关系吗？中国人最讲道德最爱和平，为什么战争如此频繁、残酷？为什么总是出现兄弟相煎、手足相残的现象？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一个皇帝梦（西方国家却很少人去打皇位的主意）？文化这个东西不比技术，不会立杆见影，可能十年几十年都见不到明显效果。然而，上百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没有让人的素质有所提高，没有让人的思维有所开窍，没有让社会有较大进步。不仅让社会在原地打转，而且还在某些方面让社会更加丛林和残忍，比如，三千年前太监几十、宫女上百，之后的三千年后太监几百、宫女三千；三千年前灭三族、之后的三千年灭九族成为“国策”；三千年前五马分尸首、之后凌迟三千刀，三千年前兄弟相煎、之后的三千年同室操戈……从有文字记载的商殷以来，三四千年时间，这么聪明的民族，不说去限制王权（皇权），怎么连权力过度都一直是那样混乱和无序，导致了那么多的自相残杀？欧洲国家要么公民选举，要么按成文规章或不成文规矩，确定继承人，不是皇帝或国王想让谁接班谁就接班的。中国的权力过度从来都是云里雾里，变幻莫测，国王和皇帝既可以立继承人，也可以废继承人，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意志。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高度集权，暗箱操作，将权力运用到极致。

在古代中国，没有任何规则和道德是不可逾越的，夫差永远斗不过勾践，项羽永远赢不了刘邦，李建诚永远不可能是李世民的对手，张士诚永远只能是朱元璋的手下败将；勾践卖煮熟稻种给吴国，永远是智慧的楷模；李世民轼兄杀弟、逼父占嫂，永远是雄才大略；不管是武则天还是文则天，只要她当上皇帝，永远得到臣民爱戴……三千年也好，五千年也好，基本上都是流氓无赖当道。

所谓集体主义，不过是剥夺个人权益最有成效方手段。关于集体主义，哈耶克有过无比精辟的论述，在此不赘。

也算阅读过一些西方史学、文学名著，基本上没有株连家族、斩草除根的描写（指国家层面，黑社会及其极端组织除外），也没有后宫三千、太监成群的现象，更没有活人陪葬、女人裹脚……而我们这里，这样的故事多如牛毛。有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的“文明”延绵五千年，一直没有断裂，不去计较是否断裂，单就我们的“文明”专司服务权力的特性，有哪个统治者会不喜欢呢？不说蒙元，也不说满清，就连日本侵略者也视我们的传统为珍宝。据资中筠先生披露，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要求上海所有中小学增加四书五经和传统文化的份量。原因不言自明，这些东西对胜利者和权力拥有者有利。儒学不用多说了，完全是御用学说；释（佛教）是什么？看破红尘，清心寡欲；道就是与世无争，躺平摆烂，对统治集团毫无威胁。统治者能不“包容”，还有什么必要和它过不去？就连基督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首先要爱国，而爰国的解释权既不在教会手上，也不在教民手上。越是落后的东西，越是受到落后人群的喜欢。有些东西越落后越受统治者喜欢，越受统治者喜欢越落后……周而复始，形成了无法破解的恶性闭环。

如果全世界都奉行我们的文化，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难？智商不为负数的人都能想象得到。

许倬云是个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学者，他晚年那句“但悲不见九州同”，不仅仅只是对中国的忧虑，更是对他的设想没有得到实现——全世界统一到中国文化之下的悲鸣。《许倬云谈话录》谈到胡适时这样说：“他是一位启蒙带路的人，但开风气不为师，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他还认为：钱钟书不成体系，李敖没有著作。

抛开许倬云对钱钟书和李敖的评价不说，也不去说学术上的高低，只谈人的良心，许倬云似乎缺了点什么。不是胡适当年的资助，他根本不可能去美国留学。不管李敖的人品怎样，他对胡适的感恩世人皆知（李敖最困难的时候，胡适曾资助他一千美元），而许倬云从来表达过对胡适的感激，却煞有介事地高谈胡适的不是。

与许倬云有过师生之名的王小波这样评论许倬云等人的中国文化观：

“中国的儒士从来就以解天下于倒悬为己任，也不知是真想解救还是瞎浪漫。五十多年前，梁任公说，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现在又有人旧话重提。这话和HWB的想法其实很相通。只是HWB只想动武，所以浪漫起来就冲到白宫门前，读书人有文化，就想到将来全世界变得无序，要靠中华文化来重建全球新秩序。”

有网友评价许倬云道：“捧读《西周史》《万古江河》，但见考据堆叠如砖瓦，字缝里却爬满‘文化优越’的虱子!”

无论是钱穆的全世界人民必须读《论语》，还是许倬云的由中国文化构建“天下体系”，都是在痴人说梦，基本等同于自自自语。

之所以钱穆、许倬云之类的人物层出不穷，完全是文化的惯性作用，或许文化基因已经融化在他们血液里了。他们读书万卷，有人还接受过西式教育，到头来仍然挣不脱“天朝大国”的文化茧房。除了文化惯性之外，包括并不限于：因为智商原因而陷入宣传攻势的沼泽，被边缘化之后的落寞；阿Q精神胜利法的启迪；排解生存压力的轻松选择；为了满足自己的快感，他们甚至放弃意识形态的差别，在“文化优越”观念下紧密团结在一起。“西方伪史论”者的形成也与上面的因素有关，不同的是，他们的重点不在真伪。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了解历史，甚至根本没读过几本历史书，更要紧的是，他们生活得很不如意，可能天天都在为房贷、学费发愁，平时又不能乱说乱动，抓住了西方的“伪史”，他们不仅可以缓解心理压力，还能在既得利益集团面前一展身手——平时没有这个机会。而且这样做基本没有风险，绝对不会像说其他“伪史”一般被抓，顶多封个号。“西方伪文论”者中也有极少数教授、专家，他们头街看上去不错，可实质上，他们在本专业领域毫无建树，属于默默无闻的教授、专家，不弄出点动静，心里难受。长期旅居海外的学者则比较特殊，他们属于外来人口，无法融入主流文化圈，只好依靠想象强大自己，类似安慰剂的作用，加上传统的惯性作用，以及渴望被注意的动力，让他们不顾事实和基本常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停地鼓吹某种古老文化的超文明力量，多少弄出了一点动静，至少也在本文化圈子里得到了反响。唐德刚、余英时、黄仁宇等人没有钱穆、许倬云那么“执著”，但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故纸堆里找一些“自信”。理解他们，孤悬海外，无依无靠，只好靠自己的文化支撑门面了。

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是不会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去牵强附会地谈“文化优越”，并企图“世界大同”。这样做，于世界有害，于自己无益。

【作者简介】倪章荣，笔名楚梦。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中国作家》、《芙蓉》、《芒种》、《作品》、《绿洲》、《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厦门文学》、《西北军事文学》、《同舟共进》、《书屋》、《看世界》等国内刊物及《领导者》、《阳光》、《二十一世纪评论》、《世界华文文学》、《新中原报》等香港、美国、加拿大、东南亚中英文期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著有《邪雨》、《红色引擎》、《许佳的夜晚》、《去和爸爸过年》、《旧鬼》、《在军营里成长》、《1976年的秋天》、《陪葬》、《温床》、《无毒蛇》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五权”与“三权”》、《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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