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日本朋友
文/芸苓
我和我的日本朋友中川洋隆先生是上学时在南京旅游时认识的，但真正对他有所了解，却是九六年暑假到北京游玩的几天。中川那时在中国人民大学留学，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很愿意和中国人交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是学好中文，了解中国的最直接的方式。
记得那天，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下午一点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门口碰面，我们还特意嘱咐他，因为我们是骑自行车，没有准点儿，所以，一点多出来等我们就行。当我们几个骑着自行车从天安门广场一路狂奔到人民大学时，已经一点半了，中川早已望眼欲穿。一问才知他十二点半就过来了，在七月的灿烂阳光下整整炙烤了一个小时。我们不禁汗颜，连忙向他说对不起。他却谦恭地说:“没关系，你们顶着太阳骑车过来，比我累多了。”一句话说得我们更不好意思了。
我想起和中川刚认识时的情形，不禁对他又多了几分敬意。那年五一放假和好友结伴到南京游玩，没想到在总统府遇到天降大雨。这时，中川打着一把黑色雨伞在旁边向我招手。说:“到这儿来吧，我有雨伞。”我不假思索地就冲了过去，和中川共撑一把伞快步跑到总统府门口的卫兵室里避雨。好友悄声对我说:“他是外国人。”我白了他一眼，小声说:“不会吧。可能是福建、广东那边的人，他们普通话说得都不太好。”没想到中川听了我们的话，笑着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
雨过风住，中川拿出名片来送给我们，又拿出本子极认真地记下我们的名字和地址，并真诚地邀请我们到北京去玩。到北京后，我们也是怀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给他打了电话。没想到他还记得我这个萍水相逢的人，并邀请我们同去颐和园。
到了颐和园，才发现我们来得不凑巧，因为是周日，所以游人特别多。天热，人多，我不禁抱怨起来。中川却安慰我:“人多热闹。有这么多人喜欢颐和园，你应该很高兴啊。”
随着熙攘的人流穿过长廊，来到万寿山佛香阁，我的眼前开阔起来。二十四孔桥如飞练般横卧在波光粼粼的昆明湖上。这湖光山色无一不流露出皇家园林那雍容大度、沉静平和的气质来。我对中川说: 你去过苏州吗? 苏州的园林是小家碧玉，温婉雅致，颐和园则是大家闺秀，高贵典雅。中川说: 听说苏州的园林很美，有时间我想去看一看。后来，2001年他真的到苏州工作了一年多时间。
从颐和园出来，又到了圆明园，在残垣颓壁间，我们聊了很久。后来聊到日军侵华的那段历史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中国人对日本总是有些天然的敌视。我到过中国很多地方，每当说起我是日本人，人们总是用一种奇怪的目光侧视我，而对韩国人却不这样。”我说:“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现实，因为日本毕竟侵略过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苦难。”他说:“这我理解，可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像对待韩国人那样对我。那些不愉快毕竟过去了，虽然现在中国和日本政府间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我们普通人之间应该成为朋友，不是吗?”我说:“我们现在不就是朋友吗!”我岔开话题，说:“中川，你的中文真的能以假乱真了。”他扶了扶眼镜，有些疑惑地问我:“以假乱真是什么意思?”我笑了:“中川，你的成语还得加强学习。”他摆了摆手:“中国的成语太难了，我真得弄不懂。”说完，他拿出本子认真地记下了这个成语。
中川的愿望也许很难实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对“日本”有一种本能的、与生俱来的排斥感，提起日本，我们总是有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但是，我从中川身上改变了长久以来对日本人的看法。他谦逊有礼，对人总是带着浅浅的笑，总是不停地弯下腰鞠躬;他朴素诚实，白衬衫和牛仔裤让他看起来清爽自然，说话时诚挚而温和地注视着你。他请我们吃饭时，没有那么多的客套和寒暄，自己碗里的饭总是粒米不剩。他告诉我最难听懂的中国话就是北京话，夹杂了太多的方言和“儿”话音。他像是一杯刚沏好的绿茶，不温不火，让茶慢慢地浸润于水中，而后沉静从容地在不经意间弥散开来。
我不知是否每一个日本人都有如中川这般的品质。我深感到与他之间的差距，这或许是中日青年之不同的一个缩影。在和他一起游玩的这几天中，我浮躁的心性、功利的想法、玩世不恭的态度似乎都在他面前远遁的无影无踪。面对着这样一个日本青年，我想我们应该做的是真正地面对历史，正视差距，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日文化的相互渗透中消除隔膜，打破坚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开学回到学校不久，就收到中川寄来的照片。此后，我再也没见过中川。二十几年间，仅凭书信、邮件联系。他毕业后辗转香港、苏州、大阪、东京等地，好在这几年有了微信，我们也经常交流，目前他在上海工作，他常感叹如今中国的发展变化之快。去年，他又发来一张他的近照，依然是格子衬衫、牛仔裤，还有我熟悉的那浅浅的笑容。
(原载于2019年4月12日《沂源通讯》文学副刊)
作者简介: 解云玲，女，1978年生，原籍沂水县杨庄镇。现在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国家发改委诗词学会会员，山东省诗词学会会员，淄博市诗词学会会员，沂源县诗词学会副秘书长。红叶诗社成员。昵称芸苓。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