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自徐佩珩回忆录《逝水留痕》)

文/徐佩珩      图/龙莆尧     编辑/谦坤

(二十七)

       我们发了一封电报上总台，报告了我们的出发日期。那时，我们的经费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如果等总台汇来，恐怕又要拖一个长的时间，因为要获得新的经费，要经过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们预算、申请、审批，然后由银行转汇，银行再拖一段时间才通知领取，领取时又要找人担保，这样费时是小事，但失机却误了大计。为了把握机会，速战速决，我们决定，不等经费，依照与林小亚商定的日期，准时出发。

       我们的行李本来就非常简单，我把电池统统放在一个大皮箱里，两架小型收发报机则分拆放在我们的衣被里，密码用一张极薄的纸连贯地用阿拉伯数字写好，分搓成几个小纸球塞进棉絮内，我们的衣着自然也改了装，一派土里土气的乡下人打扮，家里用剩的柴米油盐都送给了替我们挑水的大婶，我请住在偏间书室的大姐焕兴来检视原有的家私杂物，可她因为和我们玩麻雀牌时欠我一些钱，竟不敢来见我。后来我终于见到她，对欠钱的事只字不提，只和她道别，她才转忧为笑。

        出发哪天，我们雇了二叔婆的儿子替我们挑行李，径直往沙坪去会林小亚。我明白，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的人生历程又到了一个大的转折，此行风雨满途，不成功便成仁了。这时是1943年夏天，我时年23岁。

       林小亚把我们带进他给我们预备的小船，岂料替我们扛行李的二叔婆的儿子未走惯上船的跳板，当他扛着装着电池的皮箱上船时，跳板一颤动，他便慌了手脚，手一松，皮箱掉落水里去，随即他自己也落到水中。我们急忙把皮箱捞起，这时，箱面已全湿了，林小亚见状大发雷霆，拿起竹杆就要打二叔婆的儿子，从他的言语中，我知道了他发怒的原因，一来他很迷信，认为这是不祥的先兆，正如古时军队正要列队出兵打仗，却来了一阵风把帅旗吹断了一样，二来他担心有些坏人汉奸之类，想看一看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便故意把它打翻了。但我们明白，这小伙子是我们的邻舍，是一个贫穷的好人，而且又是我们找他来帮忙的，于是我们便护着他，说他既有错，责备了几句便算了，犯不着动怒去打他。林小亚问我们箱子湿了要不要紧，我们也想打开来检查一下，于是他命令船家把船泊到一个大晒场旁边，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让我们开箱子检看。这里是林小亚手下经营的一个大晒场，我国出名的香云纱、薯莨、竹布等质优耐用的衣料，织就后要放落染缸用一种特别的颜料泡染，泡染后在晒地上曝晒，再经两三个程序便可出卖了，这个晒场就是用来晒香云纱等布料的。

       我们把箱子打开，发觉里面并未受湿，这箱子是我在梧州买来盛衣服，梧州出产的皮革耐水浸。虽然皮箱内里没湿，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把电池拿出来在太阳下晒了晒。多年以后，我才发觉得我们当时带着这几个又笨重又难掩蔽的大电池，是十分幼稚的举动，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携带既轻便又易于隐藏的小电池用来制作大电池的，我们真是一对天真的大傻瓜。

       耽误了一些时间后，我们把电池重新安放好，再坐原船出发，林小亚说不送我们了，他派了一位弟兄沿途保护我们，并交给我两封信，一封是给顺德的游击队廖开、廖忠兄弟的，另一封是给市桥的一位什么队长黄志达的，他告诉我们，信中说委托我帮他带货物，请他们给予协助。我们与他握手言别，他祝我们“高升，高升。”这是官场上的贺语，他希望做官高升，升官自然发财，但我们只说“再见，再见。”我们希望赶快把日本鬼子打跑，大家在欢欣的胜利中相见。(未完待续 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