麓山薪火一传人

——王闿运之孙王舒的一生

赵志超

岳麓山下，湘水之滨，悠悠岁月，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涌现了不少重要人物，王舒便是其中一位。

王舒(1898—1971），又名王书，派名王名畴,字麓生、麓荪、麓孙。湘潭县云湖桥山塘湾（今云湖镇石井铺村湘绮组）人。戊戌变法那年，出生于长沙岳麓山，故字麓生，后改麓荪。他是王闿运嫡孙，王代懿与杨庄独子，曾任湖南大学教授。

王舒的祖父王闿运

王舒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是近代著名学者、文坛巨匠，其学术造诣深厚，对经史百家等均有深入研究，他的治学精神和文化理念犹如一盏明灯，为年少的王舒照亮了求知之路。父亲王代懿（1876—1940），字文育，是王闿运第四子，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习军事，曾任清军管带。母亲杨庄（1878—1940），字少姬，亦字叔姬、淑姬，是“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的胞妹。这桩由王闿运苦心维系的婚姻，虽联结了两个家族，却未能换来琴瑟和鸣，父母关系素来疏离，这或许为王舒早年的人生轨迹埋下了隐秘伏笔。

王舒的母亲杨庄

王舒自幼浸润在新旧交织的文化氛围中，家学渊源赋予了他天然的名士底色。母亲杨庄知书达理，有着很深的文学素养和细腻的情感世界，被梁启超称为“一代才女”。在王舒的成长过程中，杨庄以温柔的母爱和言传身教，滋养着儿子的心灵，让儿子对文学与艺术有着敏锐的感知。然而，这却未能让他走上传统经史之路。王闿运作为一代文宗，虽注重孙辈教育，却也难掩长孙王舒身上的“公子气”，风度翩翩、一表人材的王舒，对经史子集兴趣寥寥，更偏爱白由自在、率性随意的生活。

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新学兴起，杨度为袁世凯政权储备人才，在青岛大学设留德预备班，王舒与表兄杨公庶等同辈子弟一同入学，专习德文。后赴德国留学，本应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冶金化工，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位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本就对数理化兴味索然，索性趁战乱遍游西欧，虽耗费了袁氏政府的公帑，却在无形中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德语口语，并奠定了扎实的文字功底，这也为他日后的执教生涯打下了基础。留着长辫、身着朝服的王闿运闻讯气急，令孙子立即归国。这段“游学”经历，便成了王舒人生中略带荒诞却又影响深远的注脚。不过，早年在海外的经历，让他开阔了眼界，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知识。

归国后的王舒，先是暂居上海父母处，有空便去拜访隐居租界的大舅杨度。杨度（1875—1931），名承瓒，字皙子,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早年作为一名热血爱国青年，思想开阔，才华横溢，曾被袁世凯称为“旷代逸才”；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杨度作为“筹安祸首”受到通缉，东躲西藏，遁入空门，最终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加入中国产党，走上革命道路。杨度非常喜欢这个唯一的外甥，欣然为王舒撰书集句对联一副：

层轩皆面水；

乔木上参天。

上款“麓荪贤甥正”，下款“杨度”，钤印“湘潭杨度”。该联集唐代诗人杜甫诗句“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及“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为联。这副五字联，不仅展现了杨度的文学修养，更寄托了对王舒的殷切期望，激励着王舒在传承文化的道路上不断迈进。

杨度为外甥王舒（字麓荪）题写的对联。

不久，王舒经人介绍，赴杭州担任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化学教员。然而，由于专业功底匮乏，终难胜任。数月后，他便返回长沙闲居。幸得明德中学校长胡元倓与王闿运有姻亲之谊（胡元倓堂兄胡元玉，字子瑞，系王闿运门生和女婿），邀其偶至明德中学代课。王舒虽称不上“传道授业”，却也凭借从容的气度与略带洋气的谈吐，给学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王舒的二舅兼岳父杨钧

1927年，农民运动兴起，王舒由杭州回到长沙，寄居二舅杨钧家隔壁的华昌公司，由于他的工人不懂时局变化、缺乏机变，造成误会，导致杨钧被牵连逮捕。杨钧（1881—1941），字重子，近代史上一位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诗人。他曾在《草堂之灵.记厄》中记述了这一“事件”的始末：

叶（德辉）死之前夜，余亦被农民协会捕去，囹囵滋味，五十年来第一次所尝，亦算大厄。余宅后坪，与华昌公司及左侧梁氏相通。华昌乃余伯兄组成之炼矿公司，梁氏则办理华昌而致富者也。十余年来，工人由后坪来往，已成习惯。不意时局陡变，协会之人狂奔街市，口吹号笛，手持戈矛，登屋捕人，不分老少。杀伐之声，惊魂骇魄。余外甥王麓孙新自杭来，寄居华昌。是日，协会纠察队入华昌捕司事，夜入梁家攫人，麓孙工人不知机变，仍循习惯，将其主之书籍衣被等物，由后门运存余宅。驻梁家纠察队见之，以为所运皆梁家物，群入余宅捕盗。余闻声下楼，欲证明事实，人数太多，不易申辩，遂与工人一并捕去，拘禁一室。窗上有“入风头城”四个大字，盖“酆都城”之误写也。

时值大革命高潮，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长沙劣绅叶德辉被农民协会镇压前夜，杨钧被农民协会逮捕，这是他五十年来第一次经历牢狱之灾，堪称“大厄”。杨钧家的后坪与华昌公司及梁焕奎家相通，华昌公司是他大哥杨度与梁焕奎兄弟创办的华昌炼锑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梁家因经营锑业致富于一方，十余年来工人从杨家后坪来往已成习惯。

此时时局突变，农民协会的人在街上狂奔，吹着号笛、拿着戈矛上门捕人，不分老少，杀伐之声令人惊魂。杨钧的外甥王舒刚从杭州回到长沙，寄居在华昌公司。当天，农民协会纠察队进入华昌公司抓捕司事，夜里又进入梁家抓人。王舒的工人不懂随机应变，仍按习惯从后门将主人的书籍、衣被等物运送到杨钧家。驻守梁家的纠察队见状，误认为运的是梁家的东西，便闯进杨家抓捕“盗贼”。杨钧听到动静下楼想说明情况，但因对方人太多，难以申辩，于是和工人一起被抓走，拘禁在一间屋子里，窗上误把“酆都城”写成了“入风头城”。这便是杨钧平生第一次被拘捕的经过。不过，王舒后来成了杨钧的女婿，这是后话。

1928年，省立湖南大学成立，胡元倓任校长时，念及他的留德背景与德语基础，安排他任德文教员。此时，湖大工科初兴，德文作为工科文献的重要载体，是学生必修课程，王舒的德语能力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他的教学虽无太多创新，却也严谨扎实。课堂上，他擅长结合西欧游历见闻，讲解德语语法与词汇，将枯燥的语言学习与异国风情相融，偶尔还会穿插德国工业发展史的趣闻，让学生在掌握语言工具的同时，窥见西方工业文明的一角。从此，王舒守望在岳麓山这片文化圣地，以德语专长立足杏坛，以独特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望，继续传播着文化的火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同济大学校长胡庶华接任湖南大学校长，因二人曾为柏林工大先后同学，王舒得以正式晋升湖大教授。作为工科德文专任教师，他深知这门课程对工科学生的重要性：从机械图纸到化学公式，从学术论文到设备说明书，都离不开精准的德语翻译能力。为此，他整理了大量工科德语词汇手册，收录冶金、机械、化工等领域的专业术语，虽未正式出版，却在师生间传抄流传，成为实用的学习工具。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语思维”，鼓励学生直接阅读德文原版教材，对学生提出的翻译疑问，总能凭借留欧经历给出贴合语境的解答。

从省立湖大到国立湖大，王舒在德语教学岗位上坚守二十多年，见证了湖大工科从初创到成熟的历程。在学术研究上，对中西方文化有较深的研究，他将西方文化的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教学之余，他致力于学术研究，撰写关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论文，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尽管他并非学术大家，却以稳定的教学质量，为湖大培养了一批具备德语能力的工科人才，这些学生日后多投身于中国现代工业建设，成为冶金、机械等领域的骨干。这也算是王舒在教育领域留下的隐性业绩。

王闿运著《湘绮楼日记》

谈到王舒的婚姻，需回溯到二十年代末。那时，王舒与杨钧的女儿杨二酉相爱了，且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二人喜结连理。于是，表妹成了妻子，外甥成了女婿，舅舅成了岳父。可是，这桩带着旧式家族印记的婚姻——“姑舅亲”，旁人并不看好；虽然亲上加亲，却因血缘过近而不宜生育，导致其膝下无嗣，令人唏嘘。

为弥补缺憾，王舒先过继官家女子凌琼为养女，并视如己出，教她读书识字，待其长成后送至上海求学，可谓力尽亲情。

抗战时期，湖大西迁辰溪之际，王舒夫妇又收养了一对困难学生夫妇所生之子，取名王绍曾，协议载明养子需承担养老送终之责。王舒对养子悉心教养，虽无苛求，却也常以“踏实做事，清白做人”相嘱，使王绍曾得以卓然成立。

凌琼后来返回亲生父母身边，在上海与地下党成员钟衍成婚。钟衍日后担任山西榆次纺机厂厂长和纺织工业部机械局处长等要职，凌琼仍常回长沙探望养父母，也算另得归宿。

“极左”盛行年代，王舒作为王闿运的嫡孙，并没有沾到什么光，相反极力回避这种关系，更谈不上时常回乡省亲祭祖。尽管老家近在咫尺，他对云湖桥的记忆却永久停留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

那是1931年暑假期间，王舒带着他的妻子杨二酉回到了祖居地湘潭县云湖桥山塘湾，走进了那幢因洪水浸坏的祖宅——湘绮楼。这座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老建筑，坐北朝南，前低后高，客人来此，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之说；它曾是祖父王闿运及其家族的文化活动中心，昔日众多文人墨客在此汇聚，谈经论道，吟诗作画。自从1916年祖父去世后，家人们各奔西东，湘绮楼无人管理，家业凋零，房屋日渐破败。但是，此时的王舒还记得湘绮楼书房中的那副对联：“勤朴谨严以治学；恬淡洒脱其为人。”那是祖父王闿运所撰、姑母王滋所书的墨宝，令他记忆犹深。乡亲们告诉他，1926年，因为山洪爆发，湘绮楼前两栋建筑被冲毁。后来，又因风雨侵蚀和洪水浸泡，房屋缺乏维修，岌岌可危。这次回来，他看到湘绮楼一片苍凉，感慨万千，无奈之下，只好将祖产草草处置。经与周姓人家协商，将湘绮楼低价转让他们。从此，这座承载着家族文化记忆的特色建筑变为了农舍。

2025年3月19日，作者（中）与王闿运玄孙王子容（右三）、第六代孙王新湘（左二）等在湘绮楼遗址合影。

王滋之孙黄天曾在《湘绮老人与湘绮楼》一文中证实此事：湘绮老人在四川尊经书院讲学归来，以历年俸给束修及受川督端方等人馈赠，在湘潭县云湖桥山塘湾购置田产百亩，筑屋自居，名“湘绮楼”，自号湘绮楼主人。老人逝世后，子孙后代各奔东西，家道逐渐零落。民国二十年（1931），其孙王麓荪等将该产业售与周姓，变为农庄。解放前，楼房倒塌，尚存中后两进与部份围墙及地基仍在湘绮组，住有三户周姓人家。

湘绮楼售卖后，前栋于1936年出现坍塌，只得拆除，重建民房。新中国成立后，湘绮楼因得不到保护，日渐破损，成为危房。1958年，拆毁后三栋，夷为菜地。如今，在周家住房内仍残存一堵三合土墙壁，依稀可辨湘绮楼当年风韵；在其后山菜园里，仍残留着湘绮楼后栋墙基，亦可辨其当年形制。楼虽不存，遗址犹在，湘绮楼所蕴含的文化气息依然氤氲在这片土地上。

王舒的社交圈多系亲友与同事。他性情温和，不善争执，与湖大同事相处融洽。他曾托后辈问候被划为右派的学者周怒安——这位留德博士、化工部一级工程师，因与苏联专家不和而落难，靠挖沙为生；王舒对周怒安的惦念，显露出他性情中念旧与悲悯的一面。而周怒安的叔父周则岳，时任中南矿冶学院教授，亦属他社交网络中的一环，二人偶有往来，谈及留德往事与工业发展，颇为投契，也算是艰难时世中的些许慰藉。

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

1952年湖南大学撤销（注）前夕，思想改造运动兴起，电机系教授曾昭权因被追问先祖曾国藩事而跳楼身亡，王舒恐被问及与祖父王闿运相关的往事，竟割腕自杀，幸得及时救治免于一死。后来，他将王闿运四册著作寄赠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托湖大校长李达转赠二百元养伤，并嘱予以生活照顾。此后，王舒退出讲台，回私寓过起“寓公”生活。

晚年的王舒，命运多舛。本拟入湖南省文史馆，却因湖大教授、文字学家杨树达认为他“无文史研究水平”而遭拒，后被安排至湖南师范学院挂研究员衔，领取微薪度日。1958年按退休处理。“文革”中，因受街道干部侮辱，悄然离世，终年73岁。王舒的人生就此画上了一个悲凉的句号。

王舒的一生，恰似新旧交替时代的缩影：生于名门，却未承经世之才，留洋求学虽未得硬核专业，却意外练就德语专长；执教半生，以工科德语教学为业，虽无惊世著作，却默默为近代工业人才培养铺路；婚姻家庭，因亲缘纠葛而多有缺憾，却也在养子女身上倾注温情；晚年，在时代洪流中浮沉，终成一位平凡的“教书匠”。他非巨匠鸿儒，亦非弄潮先锋，只是在家族荣光与个人困顿间，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他的人生轨迹，如同岳麓山上的苍松，坚韧挺拔，传递着文化的薪火，也书写着传承的华章。

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开始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国立湖南大学也深受影响。1952年，原国立湖南大学的矿冶系参与组建了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主体前身）。1953年，原国立湖南大学撤销建制，其土木系与原武汉大学、南昌大学等多所高校相关专业合并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现湖南大学主体前身），文理法商等院系分别并入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前身）、中南财经学院等高校。

参考文献：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杨钧著：《草堂之灵》，岳麓书社1985年3月出版

黄天：《湘绮老人与湘绮楼》，载《湘潭县文史》第四辑，1989年1月编印

林小鱼：《我所认识的王舒（名畴）先生》（博文），2021年1月25日发布

写2025年1月21日

修改于8月5日、7日

作者(左)与王闿运玄孙王子容在湘绮楼邻居周家小憩。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曾任湘潭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副主任，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市委副秘书长、二级巡视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