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伊犁将军府，所见的第一个人便是大清帝国的钦差大臣左宗棠。 

孤悬边陲的伊犁历来都是外人的觊觎之地，从乾隆爷收复到同治帝丢失，也就十来年功夫。那年是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趁新疆内乱之机，寻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代管代守”，夺走了包括惠远城在内的伊犁九城。明明是抢劫，还硬装好人，说是帮大清守护。据说，强盗们擅自拆毁了惠远城的房屋，将木料运至宁远城修建他们的住宅，如此行为哪有代人守护城池的蛛丝马迹，完全就当成了他自家的财产。

伊犁将军府的门前广场上，左宗棠大丈夫身高一丈有余，弹衣正冠，神情矍铄，左手握宝剑，右手持文章，脚下生风云，古铜色的面庞渗透出凛然而不可侵犯的君子之气。墨黑大理石护砌的基座上，铜牌镶嵌，雕刻着左宗棠的手书：“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穷且益坚，心襟浩荡，其人生座右铭昭然天下。

不少的史学家（也包括执政者）潜心研究左宗棠收复新疆经略新疆雄才伟略，他们依据核心史实，综合《左文襄公全集》《清实录》及近代研究成果，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四个维度加以陈述。也有人概括成八个字：“剿抚兼施、兵农并重”。而且，断言这八个字将被后来的实践证明，甚至搁在现代文明的时代也还凑效。

然而，大众百姓不是咬文嚼字的史学家，他们喜爱的左宗棠，是那个抬棺出征以命相拼的左宗棠。老百姓的这种喜爱这种敬仰与生俱来，无须任何教导便先天具有，这大概就是骨子里民族精神，血脉中的民族力量，中华民族其所以能生生不息，全赖这种精神和力量。

晚清的天空是灰暗的，晚清的历史交织着痛苦与悲壮。鸦片战争失败后，大清帝国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列强们年年月月都在张牙舞爪地梦想瓜分中国。就新疆而言，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俄两国支持下趁新疆民乱入侵，几乎占据天山之南全部和部分天山之北，建立了他们的“哲德沙尔汗国”。1871年，沙俄以“代守”名义强占伊犁九城，声称“待清廷收复乌鲁木齐即归还”（实为永久吞并的借口）。还有，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帝国侵略台湾。由此，清政府高层打起了“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口水战。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方主张放弃塞防，放弃新疆，说“徒收数千里旷地，增千百年漏卮（认为戍边耗资巨大，不如专注海防）”；海南巡抚王文韶等人则主张重视塞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他在《奏复陈新疆情形折》中作了大局分析，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时虞侵轶，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以军机大臣为代表的部分朝廷高官支持左宗棠，赞成“海防”与“塞防”并重，朝廷不仅多了疆土，而且还少了骂名，一桩天大的好事情。但是，此前曾派出两将领出征，结果输的一败涂地。谁能领兵收复？自然是左宗棠。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事务，全权节制三军。同时，命一个名叫金顺的将领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收复新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既缺人，又缺武器，更缺少钱和粮，这仗怎么打？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左宗棠，算是被架到了火上烤。好在，真金不惧烈火，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以命相拼的左宗棠。此处有必要简单地说说左宗棠，他出生于湖南湘阴的私塾先生之家，少年时代穷困潦倒，好在教书先生的父亲早早地把他带进了课堂。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中举人，时年二十整。从此，遍读群书，钻研堪舆和兵法。他得曾国藩赏识并举荐，出仕为官，成为清末湘军首领之一，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中历练立功。

领得清廷收复新疆之命，左宗棠不敢丝毫马虎。他精心筹备，厉兵秣马，办成了几件事情：一是制造武器，创办“兰州制造局”，自产枪炮，改良俄式“劈山炮”；二是屯田积粮，主要是哈密以及巴里坤屯田，据说仅光绪二年就收获粮食5000多石，同时，他还在河西走廊设粮站收粮，用驼队、大车“层层转运”，储备足够的军粮；三是修路植树，东起潼关，穿越河西走廊，至哈密，再分别向南向北延伸，修路栽柳，既防风沙又作为行军路标，后人尊其树为“左公柳”；四是整编军队，裁减冗员，精选六万湘军为主力（一说开往前线的兵力仅为二万人）；五是筹借军费，户部下拨200万两（一说慈禧给了五百万两），远不够塞牙缝，左宗棠只能自筹，除典当家产外，还请胡姓红顶商人向外国人借款，凑足2000万两。六是研究战略，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方略，战前准备充分，战中速战速决。

此处有诗为证：“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会场上，全军将士泣血立誓，悲壮之气直冲霄汉。

帅卒齐心，这样的战争结局肯定是光明的。然而，战争也是残酷的。1876夏，清军按部署在北疆拉开战争序幕，接着便是一仗赶着一仗地打，其中有名的战役是古牧地之战，清军夜袭黄田，切断叛军水源，继而兵不血刃地克复迪化城（乌鲁木齐）。第二年春寒料峭之时，左宗棠的队伍跳到了南疆，借古人之兵法，火攻达坂城，全歼敌守军5000人。左宗棠开批量释放战俘之先河，极大地瓦解敌方军心。于是，连下托克逊和吐鲁番两个重要城池。至此，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连连后撤。清军千里奔袭，给敌人的最后一击，在库尔勒打败驻守于此的阿古柏幼子，并追歼其残部于喀什。阿古柏自知大势已去，服毒自杀。

清军收复了乌鲁木齐等城池，而俄方并没有兑现当年的诺言——归还伊犁九城。左宗棠没有贸然出兵，而是胸怀全局，上书朝廷，建议“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随之，左宗棠又着眼边疆长治久安，奏本朝廷“谋划设立新疆省”。

史学家把收复伊犁形象地比喻为虎口夺食，其难度可想而知。

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派出了谈判使者。

光绪五年（1879年），清使者崇厚在俄方的压力下，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仅收回伊犁孤城，反倒还割让土地七万平方公里。

左宗棠闻讯极其震怒，他上书说：“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并提出：“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慵无似，敢不勉”。话不多，理至极，字字都在点子上，不仅力主备战再谈，绝不割地求和，而且挺身而出。

第二年（光绪六年），清廷再派曾纪泽（曾国藩之孙）出使沙俄，在圣彼得堡重启谈判 。 

也就在这年，68岁的左宗棠二次抬棺出征。他高声唱喝道：“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苦也，老怀益壮。”他说到做到，坐镇哈密，指挥三路大军压境伊犁，摆开了血战到底的阵势。  

自古来，“打得赢才谈得拢。”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等条约一并签订，较之《里瓦几亚条约》，虽仍失去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但争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谷2万平方公里险要之地，算是清朝外交的一次胜利。

三年后（1884年），清廷宣布“新疆行省”设立，治所为乌鲁木齐，首任巡抚刘锦棠（原西征军将领之一）。

依据左宗棠的思路，新疆省作为边疆政府，着眼边疆的长治久安，着手发展农业生产，建设民族团结是新秩序。史料有载，短期内办成了多方面的好事大事： 兴修水利，垦田60万亩 ； 推广棉桑，“教民植棉，利倍于粮” ； 减免赋税、铸造钱币（“光绪银钱”），恢复商贸；开始文教启蒙，据不完全统计，全疆设义塾超过600所，部分地方编制了维语教材；同时，开办起“新疆书局”，刊印典籍，促民族交融……

左宗棠的经略新疆时间虽短，但是，政治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得以完全展示，二百多年后的我们仍有醍醐灌顶的观后感。

左宗棠两次抬棺出征，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民族壮歌，彰显了中华民族“寸土必争”的钢铁意志。抬棺出征不仅是悲壮仪式，更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无数事实证明，当国家核心利益受到侵害时，敢于亮剑比权衡利弊更重要，国难当头，每个中华子孙都应该有“死志”的担当。  

 他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政治方略，大至“先北后南”“缓进急攻”“剿抚并用”的战略战术，小到屯田植柳、买粮运粮等后勤创新之策，环环相扣，行之有效，保障了战争的胜利，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爱国需要热血，更需要科学”。

收复新疆之后，他推动行省设置，安定了边疆。成功的实践告诉后人：社会治理之路漫长，“长治久安在于人心建设”。

 国土之重，重若千钧；守护山河者，山河永铭。

(此照片由俄罗斯人拍，现留存在巴西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