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丕英
我的爸爸是军人，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那些身着戎装刚毅坚强的军人，看见他们过着朴素的、艰苦的生活，感受他们平凡中见伟大的点滴，见证他们为保卫国家付出的努力与坚持，我读懂了他们肩上的使命和责任。于是我的心里对军人便多了一份崇敬，多了一份感动，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愫……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刚刚记事，爸爸在西藏平叛，有两年没有回家探亲，我对父亲的记忆模糊不清，他在我心里的模样是从照片里看出来的，身着戎装的爸爸身姿挺拔，眼睛里透出一种刚毅和坚强，他让我感到光荣和自豪，他成为我生命的支柱，精神的灯塔。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全靠年轻的母亲独自承担，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是最难熬的日子，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期，是最困难的一段时光。
寒冷的冬天大地萧瑟荒凉，看不到一丝生机，外边找不到一点能吃的东西。“食堂饭”解散以后，一段时间家里没有存粮，只有多年前留存下来的准备喂猪的谷糠以及装在枕头里的瘪谷子、荞麦皮。无奈之下，妈妈只能用谷糠煮熟了给我们吃。这种东西没有粘性，比较散，吃到嘴里既嚼不烂又咽不下去，那种真正的难以下咽的痛苦让我感到绝望，我给妈妈说：这个东西挂口，真的咽不下去。妈妈说：你什么也不要想，只用力气往下咽就好了，咽下去我们就能活着等你爸爸回来了。饥饿的肚子也迫不及待地帮它打开通道，于是，粗糙的谷糠被囫囵咽下去，通过喉咙，通过食道进入胃部又进入了肠道。可是稚嫩的消化系统却无力运化这样粗糙的颗粒，它们滞留在在肠道中逐渐板结，像无数细小沙石在腹腔里滚动，搅闹的肚子不能安宁。于是腹痛腹胀，浑身憋闷，七八天不能大便，一系列的症状把我和三岁的妹妹折磨的半死不活，那种痛苦的感觉真是难以形容。
妈妈为了想办法能让我们排出大便，翻腾出一个空置了已久的油瓶，把瓶子倒放在一个空碗里，想从那黑乎乎的沉淀物里能流出几滴油来，给我们润一下肛门，因为硬生生地往外抠，实在让我们痛苦不堪。
过去我们吃的油是用棉花籽土榨的油，油在瓶底上有厚厚的沉淀物，可它空置的时间太长了，那粘稠的油垢像铺路用的沥青一样，一动也不动地粑在瓶底，妈妈失望的眼神让我心里感到阵阵发紧。没有辅助的办法，妈妈只能徒手上阵先给妹妹往外抠，妹妹那不连贯的无力的压抑的痛苦的哭声能让人的心滴血，每抠出一块带血的硬块，妈妈的心似乎也会轻松一点。
在那个极为特殊、极端困难的年代，男劳力在家里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通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取工分，工分粮是家庭口粮的重要补充来源。此外有的家庭搞一些副业多少能增加一些果蔬的收成。妈妈一个年仅二十四的女性，担水劈柴，照顾老人小孩就已经体力不支了，又极度缺乏营养，没有余力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更没有搞副业的力气，所以我们的生活过的极其艰难。贫穷和饥饿犹如一头猛兽，摧残和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当时我们家的现状是：炕上躺着三个人，奶奶全身浮肿，五岁的我和三岁的妹妹有气无力。妈妈瘦的如同风中的柳枝，大风吹过都能刮倒。但她必须得挺住，只有她的全力以赴，我们才有生的希望，只有她不倒下，才能保证炕上的三个人活命。
1961年初，就在生活把我们家挤压到绝路上的时候，喜从天降，爸爸回来了。他从西藏带回来了牛油、牛肉干。装牛油的是一个粗糙的长方形的铁皮盒子，里面能装的牛油也不足五斤，打开铁盒子，那凝固的淡黄色的牛油散发出独特的浓郁香气，令人眼放光芒，心花怒放。还有那从未见过的牛肉干，更是香气四溢，十分诱人。我们习惯于粗茶淡饭、吞糠咽菜的胃肠何曾体验过这样的美味。妈妈急切地把牛油化开，让我和妹妹先喝一点，滋润一下干涩的肠道，促进胃肠蠕动，以便排出大便，让我们的肚子放松一下。
更令人欣喜的是爸爸还带回来40斤全国粮票，那是他探亲期间的口粮。爸爸又不辞劳苦，奔波几十里，在一个村庄买到了稀缺的胡萝卜。妈妈终于有人能与她一起并肩抗击灾难，让她从巨大的生活压力中看到了希望。在能饿死人的年代，这些物资足以挽救一家人的性命。妈妈最大的满足是又能带领全家熬过这个青黄不接的灾荒季。
爸爸通过各级基层组织开具证明，最终在公社的粮食部门买回40斤救命的玉米。加工成玉米面，掺到谷糠里做成窝窝头，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美味佳肴了。我们终于从绝境中获得了新生。
那时，我觉得爸爸非常厉害，宛如一个大英雄，他身上有能量有气场，真的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多想依偎在他的肩头 感受一下父亲的厚重与温情，可长期的分离产生的陌生感和距离感让我却步。尽管我心里对爸爸有千般的依恋和万般的深情，可却羞于表达，不敢表达，也不会表达。
父女之间没有细水长流的温情，没有日常积累的暖意，那里能有自然流淌的亲情。那种距离感陌生感犹如一条无形的锁链，禁锢了我的内心，困住了我的身体，一直伴随我一生。
很快，家中焕发出生机，奶奶可以在炕上坐起来说话了，我们可以在炕上站起来了，可以爬到窗口往外张望。一个家就因为爸爸的出现，动起来了，活起来，他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
一天，爸爸坐在我身边，看着骨瘦如柴的我，托起我细如“芦柴棒”一样的手臂，眼睛里满是泪水，难过的说，在你们挨饿的时候，爸爸没有在你们身边，看见你们瘦成这样子，爸爸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爸爸接着说：爸爸是军人，是国家的人，爸爸要为国家做事，为国家出力，不能在家守护你们，你们长大了就会懂得。
我听懂了，爸爸是国家的人，他不能守在家里，他要出去为更多的人付出。我忽然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我的身上涌动着精神和力量，仿佛与爸爸共同承担着一种神圣的使命，因为我是军人的孩子。
短短的一个月很快过去了，爸爸又要去西藏为国家做事，为国家守护安全和人民的幸福。
爸爸是我近距离接触的第一个军人，也是我崇拜的第一个偶像。
红色运动开始了，爸爸的部队调防到了西安，过了两年我们全家随军到了部队。我们住在部队大院里，天天听着高亢激昂的起床号起床，听着舒缓悠远的熄灯号入眠。这里的日子，自始至终以军号为刻度——从清晨的队列脚步声到夜晚的岗哨灯光，每个时段都被清晰标记。
纪律性是日常生活中的底色：晨光里整齐的出操声，饭点时分从营房去食堂的队列，傍晚时分，训练归来的队伍一路高歌，队列有序，这些都透着分明的节奏。
大院里有一种独特的氛围，那是由纪律严明的环境、温馨和谐的生活、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多方面因素构成的。这种氛围塑造了官兵们的品格和气质。那些战士走路带风，精神抖擞，脚步坚定，总是能给人带来激情与力量。
大院里最南端靠近院墙的地方有几间平房，那里是部队食堂，食堂里没有饭堂，食堂门前有一块平整出来的场地，黄土夯的很结实，这里就是官兵们吃饭的地方，开饭号一响，战士们便从营房里走出来，排着队伍走向食堂，各班派人进伙房把自己班里的那一份饭菜打出来，战士们蹲在地上围成一圈，中间通常摆放三个铝制盆，盛放炖菜、汤和主食。他们的饭菜都很简单，荤菜很少，主食有时候是玉米面的发糕，有时候是白面馒头，有时候也会有米饭，战士们一人端一个碗，低头吃着自己碗里的饭菜，他们吃饭没有喧哗，没有私语，完全保持了一种安静的状态。下雨的天气，他们便以班为单位派人来食堂打饭，他们提着绿色军用的铁皮桶，快速的穿过院子回到营房，官兵就在营房就餐。
靠近伙房有一个偏门，是专为食堂采购开设，一般是不允许其他人出入的。这个门距离学校比较近，学生常从此门出入，早晨我们出门上学，中午放学回来，正是他们开饭的时间，我们便有机会观察他们用餐的一些行为规范。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物质匮乏，经济落后，部队的供给受限，肉类和副食品尤为紧缺。在这样的情况下，炊事兵在伙房后面自己养猪，自己开辟小菜园，种一些菜以补充给养。当时部队的伙食标准比较低，每日伙食费仅有0.45元。战士们在高强度的运动和训练过程中，体力的消耗很大，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然生龙活虎，斗志昂扬，保持高昂的士气，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信仰，肩上有担当。
在部队大院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战士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 清秀俊美，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每一根发丝似乎都蕴含着生命的力量，喷薄着青春独有的生机。他的面容白皙透亮，有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单眼皮的轮廓线条清晰流畅，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灵动与清纯，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笑起来的时候很有亲和力和感染力。这样一个阳光坦荡的小伙子，在追梦的季节，却永远被困在轮椅上。
十八岁的时候，他怀揣着梦想，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参军到了古都西安。新兵集训结束后，还没有缓口气，就被安排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当时轰轰烈烈的红色运动正在高潮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肩负起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的光荣使命。一次造反派组织冲击铁路，为了保护铁路安全，部队派出一支队伍去维持秩序，平息事端。他和战友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造反派推倒在铁路上，这时侯一辆列车呼啸而过，他就这样失去了双腿。他和战友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铁路的安全。受伤后由于失血过多，紧急抢救后挽回了生命，后又进行了双腿高位截肢，在医院、疗养院进行治疗和疗养一年多，这次回部队是来办复员手续的。
我家的隔壁住着一位高大妈，她也是随军家属，在随军前曾经是村上的妇女主任，热情爽朗，她与这位战士是老乡，空闲的时候这位战士便来找她说说话，她似乎很同情这位小老乡，见到他总是虚寒问暖，关心备至，他的年龄比高大妈在部队服役的大儿子还要小了几岁。
那时候我们住平房，简陋潮湿，但外环境优美，房前屋后开着鲜花，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在温度适宜的季节，我们大多都在户外活动，门口放个蜂窝煤炉子，烧水做饭都在户外，每排平房前都有一个水管供大家洗衣做饭用水。家务活大部分就在外边完成，门口小孩在玩耍，大一点的孩子坐在小板凳上与大人一起干着洗衣摘菜之类的活计。
当时我有个小弟弟刚满周岁，正在蹒跚学步，那个战士过来总要逗逗他，然后抱着他摇着轮椅在院子里转两圈，带着他去看盛开的鲜花，去看树上的鸟儿，听蝈蝈的鸣叫。后来只要看到他过来，我弟弟便摇摇摆摆走过去伸开双臂扑向他，让他带他去看院子里的风景。
一天，我在外边看到他飞快地摇着轮椅，欢畅地飞扬在马路上，仿佛要冲破束缚，体验身体的自由和力量。那个年代路上的汽车很少，我们大院门前的主干道上也只有一条公交线路，宽阔平坦的大道上他如鱼得水，心随微风舒展，尽显自由的情怀。
第二天他过来给高大妈说他昨天去看了解放路，逛了民生商场，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那种兴致勃勃的神情似乎见了大世面。他还说过两天他还要去钟楼，鼓楼看一看，那里是西安的标志。他说他从新兵连结束后就去执行任务了，没有来得及看看大城市的风光，现在马上要复员回家了，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又过了些日子，他来与高大妈告别了，说他的复员手续已经办妥，关系转回原籍，本可以转回县城的荣工院，可是文革中荣工院解散了，只能回农村了。他说他们是山区，没有平坦的道路，回去后轮椅也就用不上了，说到这里时他的眼里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伤。高大妈说，你年纪轻轻就落下这么重的残疾，现在又让你回农村，你是不是很伤心？他很坦然的说：没有，我已经很幸运了，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战友，有三个人当时就牺牲了，也有几个人有不同程度伤残，说着，眼泪在他的眼眶里打转，似乎是在为失去的战友而伤心难过。
几十年来，有一种感动一直埋在心底，有一种崇敬让我难以忘怀，那就是我眼里的军中男儿。他们都是那样的平凡，没有豪言壮语，不慕虚名，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为捍卫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默默无闻的付出，无怨无悔。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作者简介
侯丕英，女，山西文水人，1956年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儿时随母亲生活在家乡山西文水，70年代进入西安的一家军工企业设计科工作。自幼喜爱读书，热爱文学，曾经在华商报、西安干部教育报等报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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