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文化站长那些年
作者/葛国顺
我是1974年3月担任川青公社文化站长的，一干就是8年多。这段生活像一场漫长的田野调查，更像一次沉浸式的生活修行。那些 藏在巷陌里的故事、浸在烟火中的人情，最终成了我笔下最鲜活的素材。
在这期间（1976年至1977年）我先后去省学校参加工农理论干部读书班和大批判写作会议（时间一年），我很荣幸地与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新闻、文艺界名人樊发源（原《新华日报》总编）、陈辽（原文艺评论家）、秦向阳等，得到他们面对面的教育和熏陶；1979年5月还参加了在泰兴举办扬州地区文化干部培训班（五个月），系统学习文化干部基础专业知识，受益匪浅。尤其是文艺创作课，让我这个起初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热血青年，从写唱词开始，夯实文化站长基础，对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最有趣的是，民间那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瞬间，藏着最本真的生活肌理。我是有心之人，总是将这些在笔记本上记下来，从只言片语到完整片段，像蜜蜂采蜜一般，把这些带着泥土芳香的灵感一点点攒越来，成为我的创作源泉。我先后创作了几十篇唱词和文艺小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许多唱词和诗歌经常在文艺报刊上发表，写的演唱材料给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受到当地村民好评。1982年创作的表演唱《“万事能”照相》被入选省文化厅《群众文艺选编》。
1981年9月与汪曾祺在川青合影（作者后排左二）
其实，文化站的工作琐碎却温热。我在那个年代当文化站长有干不完的工作，也有许多“不务正业”的事，然而自我感到非常充实。公社大小会议会标要安排人布置，标语要组织人写，不像现在通过电脑就可以完成；公社所在地有十多格橱窗要定期更换，并且要紧跟形势，图文并茂；还有一支20多人的文娱宣传队，坚持自编自演，下村巡回演出，每年还要组织节目参加县和扬州地区的文艺汇演，并多次获奖。我还有许多“不务正业”的分外事，兼职公社办公室的文字材料，承担公社广播站自办节目，采编播一条龙。围绕党政工作中心，及时报道当地发生的新闻和较大事件，贴近农村生活的节目，最大限度的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拉近了与群众之间的距离，牢牢掌握了本土受众，巩固了广播节目的舆论宣传阵地，也很受广大群众欢迎和喜爱。虽然每次只有15分钟，两天一档，可以说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孙家正题写
最让我一生难忘的是，1981年9月，汪曾祺阔别故乡42年后的第一次回高邮，时任文化站长的我有幸全程陪同。当汪老闻知我从事基层文化工作时，便鼓励我说，农村广阔天地素材多，创作天地宽，干文化工作也挺有意思。可能是改编京剧《沙家浜》的缘故吧，汪老对芦苇荡印象颇深，还叮嘱我有机会可以写写芦苇荡斗争。
1995年我在川青镇任党委宣传委员，那时正是大力提倡乡镇发展广播电视，当时镇上经济发展还不是那么好的，一切得靠穷办苦干，好不容易千方百计筹措了30多万元，建成了572平米的文化广播电视楼，当时在全市可是屈指可数！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当文艺处处长的老乡陆建华，他认为这是为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专门发来贺电：“愿川青文化广播电视楼的建成，为我的父老乡亲打开了了解时代、了解世界的窗口，获得了更加美好、快乐、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并帮助我们请刚从省委副书记调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孙家正为大楼题名。还请了时任省电视台台长苏子龙为大楼题词：《繁荣广播电视，服务川青人民》，所有这些，无疑是给给家乡事业发展作出努力。
1977年参加省大批判写作会议
8年多的文化站长生涯，与文字结下了缘，我受益最大的是让我圆了文学梦。从文化站长到区委秘书，再走上政府行政领导岗位，40多年我没有丢下笔，码了500多万文字，先后加入市文联、市和扬州市作协会员、2019年11月还被吸收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我擅长随笔、散文、微小说、言论、歌词和论文写作，作品散见于全国报刊、电台和网络媒体，被各类报刊和媒体采用200多万字，多篇作品在省内外获奖。新闻稿件《水乡出现卖禽难》1982年获省新闻学会二等奖、安全论文《埋怨声后的思考——略论安全形势》2006年作为优秀论文入选《中国当代思想宝库》并享有著作权、散文《家乡的路》在2018年扬州市“我家这40年”家庭故事征文评选中评为二等奖、散文《非凡人生——再读路遥的<人生>》在2023年全国文学原创大赛中荣获三等奖、散文《父母最在乎什么》上了《中国电视报》，并被收入2024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集》等。2016年4月结集安全文化作品集《安监之魂》（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个人散文集《生活如歌》（上海文汇出版社）。目前还有三本书稿待整理出版。
2025.8写于草页斋
1977年参加省大批判写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