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童年（一）音频

难忘的童年（二）音频

难忘的童年（一）

作者/王继红

审核/金玫瑰

主播/鸿雁

总编/李淑林

      我们家原在西安。父母亲原来都在中建部西北局下属的公司工作。五八年年底，服从国家的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盘棋的统一调拨，整个西北分公司调往南方，支援南方建设。爸妈在动身之前，回老家把五岁的我从祖父、祖母身边接出来。

       从西安到广东，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铁路。中途必须在武汉转车。那时候，武汉长江大桥刚建成一年，“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那可是新中国很了不起的成就。因为转车要在武汉逗留一晚，父亲借这个机会兴致勃勃地带全家人去参观武汉长江大桥。所以，我和父母一起生活的记忆是从长江大桥上开始的。

       在大桥上，因为我够不到栏杆上看长江。我只能从围栏的空格处往外看，仅存的记忆是那围栏的花饰有梅花鹿，还有喜鵲很好看。

（武汉长江大桥留给我的记忆是围栏好看的花饰）

             偏心的食堂掌勺人

       到广东后，爸妈的公司先在韶关落脚，这里矿产资源丰富。弄了什么工程我不懂。依稀记得父亲工作很忙，有时候晚上都没回来。那时候，一个企业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比我年长三岁的大哥在公司的子弟小学上学，两个弟弟进了公司办的全托幼儿园。没送我进幼儿园，是奶奶觉得我可以在家里陪她，还可以给家里省一点开销。

        然而，没过多久，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到食堂吃饭，家里不开火了，后来是米饭见少。我记得有一个早晨，母亲领着我到食堂打饭，早饭出现了芋头，配稀饭。吃不饱饭的记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后来，母亲经别人指点:幼儿园的老师去食堂给孩子们打饭。掌勺的师傅们只要知道是幼儿园的都会偏心多给点。所以幼儿园的孩子都可以吃得饱些。于是，母亲把我也送进了幼儿园。

       当我长大后，知道这些事，内心很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名字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的善良，在那艰辛的年代，尽了他们最大的能力护佑了我们的成长。他们秉承了我们民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敬老爱幼的美德。如今，这些叔叔阿姨们多已作古，但我们不该忘了老一辈的这种恩情，不该忘了这种意味深长的爱，也希望我们的后代能知道这些事。

                    能干的奶奶

        我们老家对老辈人的称呼很不一样，外婆我们叫奶奶，而祖母我们叫婆。我这里说的奶奶其实是我的外婆。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奶奶也就五十出头。中等的个子，很瘦。总是会穿一身蓝色或黑色的衣裤。旧时代留给她的那双“三寸金莲”的小脚上永远是白袜子，黑布鞋。无论衣服、鞋子、祙子都是她自己做的。说起小脚老太婆，人们的印象就是颤颤巍巍，走路好像会被风吹倒。但我奶奶给我的感觉走路是有劲的，步态总是稳稳的。

（上图为奶奶开荒种地）        

      我上幼儿园后，因为不用做饭，奶奶有了许多的空闲时间。勤劳惯了的奶奶根本闲不住，她在家旁边的山坡上开荒种地。可以想象，一个有着“三寸金莲”的老太太挥锄开荒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我奶奶就是这么不一般的人。我记得最先种的也是种得最多的是蕃薯，后来品种渐多，有葱姜蒜和一些叶菜等。

        韶关的山坡地，用农民的话说是贫瘠的不毛之地，远远望去红不拉叽。奶奶常去厕所掏大粪淋肥，所以，她种的植物都长得很好。但因为种的是生地却招来了马蜂。奶奶很有办法，用衣服把自己整个头裹起，照样去浇水施肥。后来是怎么赶走马蜂的我就不知道了。

       除了种菜，奶奶还养了几只鸡。这些鸡白天是在山坡上放养的。山上有许多草，鸡们一天都在草丛中寻食。我有一次跟踪观察它们，才知道它们不仅吃草籽，还刨开坭土寻食。奶奶只在每天傍晚时喂一次鸡，喂的是粗得不能再粗的糠拌些切碎的薯叶薯藤，只要奶奶朝山坡上长长地吆喝一声，几只鸡就像比赛一般朝奶奶跑过来。        

      奶奶养鸡并不是为了吃鸡肉，而是期望隔三差五能收个鸡蛋。给家里人增加点营养。那时我们很难得才能吃上一次鸡蛋。一般是家里若有鸡蛋，奶奶会留着，轮到谁过生日了，这个鸡蛋就给谁吃。有一次，奶奶攒下了四个鸡蛋，给我们兄妹四人每人一个煎鸡蛋。三个男孩吃得津津有味。我发现奶奶碗里没有鸡蛋，就把自己那份蛋拨了一半给奶奶。奶奶欣慰地笑了，这一次，她没有拒绝。

        吃食堂大锅饭的时间不长，到我快上小学的时候又可以家家户户自己做饭了。但开始了每人按定量供应粮食，小孩是按年龄定量。后来听奶奶说，爸妈两人是干部每月定量是二十六、七斤，奶奶是家庭妇女，只有22斤。

        星期天，父亲会领着我们到附近的山上挖一种欮类植物的根当材烧。奶奶说这欮根烧火很旺，比咱老家的柴火好。父亲解释这是因为这里的矿物质丰富，植物根含的养分不一样。

     奶奶那两年没断过种蕃薯，但我并不记得曾经大口吃蕃薯 ，我不知道是作为北方人的奶奶不会侍弄这些南方植物，还是没等到结蕃薯蕃薯叶就已经全没了影响了结蕃薯。只记得那时候家里的晚饭就是稀饭，为了让稀饭稠一些，奶奶在稀饭里放很多自己种的蕃薯叶。这蕃薯叶在那个年代里可是帮了家里的大忙。靠这蕃薯叶我们晚上没那么饿了。临离开韶关迁徙广州时，想到城市里没可能种地了，奶奶提早晒了好多薯叶干带走。临走那天，接我们的车好长时间没来，奶奶抓紧时间又去山上摘了一大袋蕃薯叶带上。

        在韶关的日子可能是最难的日子。有件事我一直记得。在我家附近有家农校。有个星期天，有四五名农校学生来我家向奶奶借锅。原来他们趁星期天不用上课，几个人到附近的农田里捡了许多农民丢弃的芋头杆，把芋头杆外面那层较韧的薄皮撕了，打算把芋头杆内皮煮了吃。奶奶不但把锅借给他们，还给了他们一点盐。他们就在路边用砖头支了锅煮芋头杆。奶奶说:“娃儿们吃不饱也可怜，能吃一顿芋头杆也好，饱一顿算一顿吧。”

      现在回想，那没有油星的芋头杆，又能饱多久？

（上面图片为成熟的狗爪豆，和煮熟浸泡去毒的狗爪豆）

                     弟弟中毒了

      广东有一种野生藤类植物叫狗爪豆，也叫狗儿豆。成熟时结的一大把一大把的果实像狗张开的爪子，因此得名狗爪豆。正常年景没人会吃它，因为它有毒。但在那个年代人们也拿它来填肚子。我记得当时的宣传画也教人们煮食狗爪豆的程序。先把豆荚煮透煮熟。然后用清水浸泡几天（具体是多少天我记不清了）泡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每天换水。那豆子跟蚕豆差不多大，肥厚的豆荚也可以一起吃。

        有一次，奶奶又煮了一锅狗爪豆用脸盆泡着。虽然知道没泡够的狗爪豆不能吃，但我们小孩常在大人看不见的时候偷吃几颗正在泡的豆子。当年六岁的大弟弟可能是饿了，多吃了些。也可能是刚泡上的豆子，毒素还一点没去。待到奶奶发现时他已经中毒昏迷了。奶奶吓坏了，抱起就往卫生所跑，还好中毒不深，经过好一番折腾救了过来。从那以后，我们再不敢随便吃狗爪豆了。

                  陈叔叔的四斤面

       那时候，供应的粮食除了大米还有杂粮，没有面粉。父亲单位是从北方过来的，大都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的多。爸爸有位同事，我们叫他陈叔叔，家眷没在身边。陈叔叔因为快一年没吃过面了，实在是太想吃面了。但国家对粮食管控得很紧，不允许私自运输，连邮寄都不行。陈叔叔的老母亲心疼儿子，大着胆子做了一回违规的事。她谎称给儿子寄床被子，在被子里面夹藏了四斤面粉。这四斤面粉可为陈叔叔解了馋。奶奶分几次给陈叔叔做了面条。陈叔叔要奶奶给我们吃点，奶奶和母亲坚决不给。只有父亲陪陈叔叔吃过。

难忘的童年（二）

       我们家迁到广州是六十年代的初期，那时候的广州市虽说是大城市，但还不能说是高楼林立。最高的是沿江路上的爱群大厦，主要街道有些三四层，四五层的“骑楼”。一转入街巷的民居还是平房多。广州市政府把我们这几十户外来建设者家属安排在十三行的银行上面住下。这银行就是史上火烧十三行的银行。

        （上图为广州的“骑楼”商业街景）             

                       “嘎拉板儿”    

     广州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广州人为什么不穿鞋，满街都是木屐，我们把它叫“嘎拉板儿”。早晨天一放亮，那嘎拉板声就由远及近由少到多把我们吵醒了。

       那时候我上二年级，放学的路上我喜欢在卖木屐的档铺前看各式各样的木屐。

       最简单的木屐是老男人穿的那种几乎就是在两块木头上分别钉了两块黑橡胶皮。好看一点的木屐涂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最好看的是给女孩子穿的木屐，不但颜色多样，还画了好看的画儿。我记得有一双木屐，红通通的底漆上有两只比翼齐飞黑色的燕子，燕子旁边还垂着两条浅绿色的柳枝。我当时想，如果这木屐是我的，怎么舍得把脚踩上这么美的画上。

       也许我们来的时候是夏天，街上能看见穿鞋的多是斯文的文职人员。我上学的班上我是唯一的北方人。班里好些男生都是光脚丫，我脚上那双家乡的枣红色布鞋成了班里的稀罕物。有一次，从学校过两条马路到沙面上体育课。路上后边的男同学踩掉了我的一只鞋，我刚要去捡，另一个男同学像踢足球那样把我的鞋踢了老远。嘴里还大声嚷嚷“捞松鞋（老兄鞋）”，就这样那只鞋至少被三个男同学踢了足球，直到被老师大声喝斥。

        （上图为六七十年代的各种票证）

             被票证管理的生活

      来到广州市生活，是开始实行票证供应食品日用品的年代。买米面油要用粮本，买衣服布料要用布票。其他有肥皂票、柴票、煤票、饼干票、肉票、鱼票、

豆制品票。

      有一段时间，我负责给家里买菜。虽然没用票，但我记得每家每户有一张牛皮纸上印着日期的表格。买菜的时候，卖菜的会在那个日期下面的空格盖个红印。那个意思就是虽然没有限量，但不能任意多买。

       票证都是有期限的，过了期就作废了。我记得鱼票是分上中下旬，肉票是按月用的。原先是一张肉票可买五毛钱的肉，后来改为一张票买两毛五，而总量不变，令家庭妇女们好不开心。分的次数多了。卖肉师傅多切的肉就多了。

      虽然物质贫乏，但人们追求好生活的愿望总不会泯灭。快过年的时候，奶奶也学很多人家的做法，攒些肉票买成猪油，然后炸油角过年。以至于快过年的时候，天还没亮，猪肉档前就排起了队。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这个票证问题。我个人觉得这是国家在背负外债，内遇灾荒还要防备外患的情况下不得已之举。全凭这个措施的均衡管理，才平稳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那时候虽然说穷，极少有偷抢的事情发生。夏天，人们甚至可以开着门，在马路边睡觉的。

     还有一样就是那时候的干部是吃苦在前，与民共患难的。民间有依据的传说，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在那些年代也是常挨饿，平时住校的她，有一次回家几乎吃完了家里人的饭。

       当年虽然粮食有定量，有段时间号召党员干部自报减少粮食定量。我记得爸妈两人都自报减了一点。如果说干部也算官，这些官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

      孔子言：“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年虽然物质条件极贫乏，但因为官民“均”，得民心者得天下。还有票证管控的全民“均”，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见到不安，更没有看见乱。

               奶奶的罐头盒饭

       那时候，家里孩子多的，粮食基本上都不够吃，为了避免兄弟姐妹间因饭多饭少互相争执，奶奶想了个分饭制。她不知道从那里找来几个罐头盒，做饭的时候不再做一锅饭大家自己去盛饭。而是每个罐头盒放一小把米，倒点水。几个罐头盒放锅里一起蒸。吃饭的时候一人一盒。够不够也就这些了。这个方法也灵，从此没了争执。

      不久，街道普查居民健康状况，家里只有奶奶是双腿浮肿的，那是营养不良的反应。医生给奶奶开了药片。我觉得这是奶奶为了我们几兄妹能多吃一口，长期委屈了她自己。不但鱼肉蛋菜她吃得少。很可能那每顿的“罐头盒饭”她自己那一份米也是最少的。翻看家里那时候的照片，奶奶很瘦。本来，五十出头的女性是最容易发胖的。我常给奶奶搓背，知道奶奶的腹部总是平平的，没有一点肉。

      母亲护崽本是与生俱来，但母亲的母亲护佑孙辈耗尽的是她自己的精血。写到这里，想起奶奶心里很是难过。 

      许多年后，当年的孩子都退休了。大家聚在一起，回忆起那段岁月，原来抵挡饥饿的方法五花八门。

       有同学说他们家每顿饭会故意留点饭当“饭种”下一顿一起煮，据说会觉得饭会显得多一些。也有说煮饭前把米泡一会再煮可以见饭。或者干脆做成菜饭放点油盐，既省了炒菜盛到碗里的饭还显得很多。

       还有最笨的方法就是早点睡觉，有位同学说她“嫲嫲”（奶奶）常说的话就是睡着了就不饿了。

      像我奶奶的罐头盒饭已是比较有计划的。有些人家计划不好，到月底会找人借米借粮票。粮店也很人性化，每月底提早三天可以买下个月的粮。所以粮店月底月头那几天买粮的人会多一些。

      记得我奶奶对我们每人的生日都记得牢牢的，因为每长一岁粮食的定量就会增加。奶奶总是在我们过生日的当月要把这增加的定量买到手。

         “剥皮牛”被我剥了皮

        广州常见一种海鱼俗名“剥皮牛”，这鱼刺多肉薄，味道还挺腥的。吃之前还要把皮剥了，故名“剥皮牛”。现在的物质丰富了，人们不会去吃它。这鱼的产量还挺高的，听说现在用来制作成动物饲料。而在六十年代初期，这难吃的“剥皮牛”还是凭票供应的。

       记得有一次，奶奶将凭票买来的“剥皮牛”洗净了，铺在竹篱底放在窗台上晒，因为觉得鱼皮可以吃，奶奶没舍得剥鱼皮。

        奶奶外出了，我像猫一样闻到了鱼的香味。饥饿需求是最好的老师，没人教我，我把每条鱼的鱼皮剥了，生嚼着吃了，虽然嚼起来有点费劲，还觉得挺香的，根本没有腥味那回事。吃完所有鱼皮，（可能有七八条吧）我把鱼肉按原样摆好。希望不会有人发现。

      奶奶回来后，惊讶的说不出来话。这不像猫弄的也不像老鼠干的，是什么把鱼皮剥得这么干净？

      “奶奶，您别问了，鱼皮是我剥的。”我怯怯地说。

     “皮呢？”奶奶奇怪地问。

     “我吃了，”说完我等着奶奶的训斥。

    “那是生的，你全吃了？”奶奶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嗯”。我低头小声应着。

        没想到，奶奶一句话都没说，扭过头去。

                  奶奶的“吊鸡”       

        在市区十三行住了有年把天，父亲单位在有着反帝光荣传统的三元里村附近扎下了营盘，三年级时我转学进了三元里小学。

      我们大院的周围都是农民的菜地，我曾不止一次在星期天跟爸妈到农民的菜地里挖野菜。挖得最多的就是马齿苋菜，广东人叫瓜子菜，南方人不爱吃这菜是因为它有些酸溜溜的。我们家爱吃这菜是因为这是老家常见的菜。我记得挖得最多的那次是家里那个大旅行袋撑得满满的。爸妈两人一人拎一边袋耳朵才拿回家。奶奶把菜洗净、烫熟再晒干。然后每顿饭蒸些吃。

       还多说一句，那个年代的民风很淳朴，我们大院外就是农民的菜地。菜农们每天傍晚前将收割的蔬菜堆在我们大院的围墙外，敞开着等待晚上“打露水”，以令菜可以更新鲜。十几年了，从未听说过有人去偷这些伸手可得的菜，一直到改革开放，菜地被征用为止。

      我们住的大院很大，有许多空地，奶奶又开始了她的种地，养鸡的营生。种地的品种多了许多，有玉米和芝麻，种子是从老家弄过来的。我每天放学就去浇水。因为有这种地的补充，我们吃的丰富了，晚上的稀饭旁，有了玉米棒子，粮店也开始有面供应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可以吃上奶奶烙的有芝麻的锅盔。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挨饿的感觉渐渐少了。

       （上图为奶奶每天这样“吊鸡”下楼）   

       至于养鸡那就令人开眼界了。我家住三楼，按常理是没办法养鸡了。谁也想不到，我那不同寻常的奶奶又创造了奇迹。她每天早晨喂过鸡后，把鸡放在篮子里，篮子上绑着长长的绳子，然后从阳台上把鸡篮缓缓地放到楼下。直到傍晚，当篮子一放到楼下，那些鸡会乖乖的跨进篮子等着奶奶把它们提回家。

       鸡们好像也很懂事，如果要下蛋了，它会在楼下放吊篮的位子朝楼上张望，打转，于是奶奶放下吊篮，把鸡接回家下蛋。后来，奶奶如果白天有事，她会在早晨放鸡下楼时摸摸鸡屁股，如果有蛋，就先关起来。这令我也学会了摸鸡屁股。

       那些年，奶奶的“吊鸡”给我们家的生活做了很大的补充，除了有人生日全家都能吃上鸡蛋，平时也能隔三差五吃上鸡蛋炒饭。奶奶的“吊鸡”还成了我们大院的一道风景，这道风景留在了我们大院孩子们的记忆中。好些年后，一直到我们兄妹都参加工作了，奶奶才结束了这养鸡营生。

                  额外的美食

       在那些年代也有不要票证的美食，那就是在飞机和火车这些交通工具上。

       父亲有一次要乘飞机去北京出差，提早了解到每位乘客可以带两位送机家属进机场的歺厅吃些点心。于是妈妈领了小弟弟去机场送机。小弟弟得以开了洋荤，见识了西歺，尝到了蛋糕的味道。从机场回来后，我和大弟弟羡慕地听他讲机场的见闻，心里想象着那蛋糕的香味。

       有位比我小几岁的朋友曾跟我说起她爷爷的事，她爷爷解放前是经营大企业的，公私合营后就再没去工作，家里有些积蓄。她爷爷每星期会带她从杭州去一次上海，为的是能在火车上吃一顿不收粮票的饭，一天打个来回可以吃两顿。

                         后记

       在这里多说几句。有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经常不理解父母亲总是不舍得倒掉剩菜剩饭。这是年轻人不知道父母亲的经历。吃过芋头杆，吃过狗爪豆中过毒的50后60后们，在他们眼里倒掉还能吃的白花花的大米饭那不是浪费，那是犯罪，他们做不出来。

                             浩男

               2025、6、15、14时

              于上海虹桥机场候机大厅

     （上图为当年常吃的野菜—马齿菜）

读《难忘的童年（一）》有感

作者/李淑林

        读完王继红的《难忘的童年（一）》，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穿越时空，走进了那个特殊的年代，真切地感受到了作者童年生活的酸甜苦辣。

       作者童年的开篇记忆与武汉长江大桥紧密相连。当时长江大桥刚建成一年，它是新中国了不起的成就。一家人在转车之际参观大桥，那围栏上好看的花饰成了作者童年珍贵的记忆碎片。这不仅是一个孩子对新鲜事物的好奇留存，更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国家建设成就的自豪与关注。小小的围栏花饰，如同历史的一个小小注脚，见证着新中国在建设道路上迈出的坚实步伐。

         文中提到的偏心的食堂掌勺人，他们在艰辛的年代里展现出的善良令人动容。在粮食匮乏、吃饭成问题的时期，掌勺师傅们对幼儿园孩子的照顾，是他们在能力范围内对幼小生命的护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古老的名言在这些叔叔阿姨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他们的善举，如同黑暗中的一丝光亮，温暖了孩子们的童年，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

        作者笔下的奶奶，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性。她虽然是小脚老太婆，却有着超乎常人的能干和坚韧。奶奶自己做衣服、鞋子、袜子，在家旁边的山坡上开荒种地，养鸡下蛋。在贫瘠的山坡地上，她用勤劳的双手种出了蕃薯、葱姜蒜和叶菜等，还巧妙应对马蜂的困扰。她养鸡不是为了吃肉，而是为了给家人增加营养，把鸡蛋留给过生日的孩子。奶奶还在粮食定量供应的艰难时期，用自己种的蕃薯叶让家人晚上不至于太饿，甚至离开韶关时还不忘准备薯叶干。她把锅借给农校学生煮芋头杆，体现出她的善良和同情心。奶奶的形象，是那个时代无数劳动妇女的缩影，她们以柔弱的身躯扛起生活的重担，用勤劳、善良和智慧守护着家庭。

        童年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弟弟中毒事件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无奈与危险。狗爪豆本是有毒的野生植物，在饥饿面前，人们不得不拿它来填肚子。孩子们因偷吃未泡够的狗爪豆而中毒，这一事件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粮食的极度匮乏和生活的艰难。

        陈叔叔的四斤面，则反映出那个时代粮食管控的严格以及人们对食物的渴望。陈叔叔的老母亲为了让儿子吃上一口面，不惜违规夹带面粉，这背后是深深的母爱。而奶奶和母亲坚决不让家人吃陈叔叔的面，体现出她们的正直和自尊。

        读完这篇文章，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与作者的童年相比，我们生活在物质丰富的时代，不再为吃饭发愁。但我们不能忘记老一辈人曾经经历的艰辛，不能忘记他们的恩情和付出。我们应该传承他们的善良、勤劳和坚韧的品质，让这些美德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后代，让他们了解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懂得感恩和奉献。 

《读难忘的童年（二）》有感

作者/李淑林

        读完《难忘的童年（二）》，仿佛跟着作者的笔触穿越回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广州，走进了那段充满酸甜苦辣却又令人难以忘怀的童年时光，感受到了那个特殊时代人们生活的艰辛与温暖，也体会到了岁月沉淀下的珍贵品质。

        作者笔下的广州，有着独特的城市风貌。满街的“嘎拉板儿”——木屐，是广州给作者的第一印象，那由远及近的木屐声，仿佛敲响了作者童年生活的乐章。不同样式的木屐，承载着那个时代简单的审美和生活情趣。而作者在学校因一双家乡布鞋遭遇的趣事，也展现了南北文化的差异和童年的天真无邪。

        票证供应的生活是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各种票证，如粮本、布票、肥皂票等，限制着人们的生活物资获取，但也在国家艰难的处境下起到了均衡管理的重要作用。作者对票证制度有着深刻的理解，她明白这是国家在背负外债、内遇灾荒、外有忧患时不得已的举措。票证管控下的全民“均”，让社会在物质贫乏的情况下保持了稳定。干部们吃苦在前，与民共患难，自报减少粮食定量，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令人动容。“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那个时代官民之间的“均”，赢得了民心，让人们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希望和对国家的信任。

       奶奶是文中温暖而伟大的存在。她的“罐头盒饭”分饭制，避免了兄弟姐妹间的争执，却委屈了自己，导致双腿浮肿。她攒肉票炸油角过年，记得每个孩子生日增加的粮食定量，这些细微的举动都饱含着对孙辈深深的爱。奶奶的养鸡营生更是令人惊叹，她在三楼创造了养鸡的奇迹，“吊鸡”不仅补充了家庭的食物来源，还成为大院里的一道独特风景，留在了孩子们的记忆中。奶奶的坚韧和智慧，为这个家庭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

        作者童年里那些与食物有关的故事，更是充满了生活的滋味。“剥皮牛”虽难吃，但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也是珍贵的食物。作者生嚼鱼皮的经历，是饥饿下的无奈之举，却也展现了童年的天真和对食物的渴望。而在飞机和火车上不要票证的美食，如机场的西餐、蛋糕，火车上的饭，成为了那个时代难得的美味体验，也让作者和朋友们的童年多了一些美好的想象。

         读完这篇文章，我被那个时代人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温暖的亲情所打动。如今，我们生活在物质丰富的时代，很难想象曾经的艰难困苦。但这段历史不应被遗忘，它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困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互助和对未来的希望。同时，文中干部们与民共患难的精神，也提醒着我们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初心，心怀天下，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出品人:李淑林

李淑林，网名阳光，注册志愿者，仁义寿乡民星榜样.最美家庭，眉山市助人为乐最美家庭，名篇．金榜头条总编导师，文学艺术网、文学名人堂等十大平台总编。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东坡诗词学会会员、理事，仁寿作协、诗词学会会员。年年被名篇评为文学领军人物和年度功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