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兵报”

朱海燕

一

1997年9月11日晚，部长喊到他家去，问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答：“明天党的十五大召开，你要离开铁道部了。”他问：“你听到什么没有？”我答：“传你到中纪委工作，负责常务。”他说：“是的。一小时后要开党的十五大预备会，这个时间我把你找来，说明我们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说：“你永远是我的领导。”他接着说道：“从党的十四大，你跟着我一直到党的十五大，做了不少工作，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你的这支笔为铁路的发展做出的贡献，部党组是认可的。在单位受到一些人的嫉妒，我都清楚，把你耽误了。”我说：“不！我就是写文章的人，有平台写文章就行，不图其他。”他说：“现在我还是部长，到明年3月的两会才卸任。你看，到部办公厅或宣传部工作怎么样？若可，我来安排。”我说：“这两个地方我都不去，1994年，你叫我到办公厅去，因为热爱新闻工作我没去。现在去了挡着别人的路子不好。你离开铁道部，我也想离开，回中国铁建去。”他沉思了一会说：“好！下去锻炼一段时间也好。马上让政治部的领导给中国铁建总经理与党委书记打电话，安排好你的工作，做《中国铁道建筑报》的总编辑。王振侯同志是党的十五大代表，我们会上还要见面，我会向他交代的。”

第二天，部政治部副主任何振山打电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肯定了我在《人民铁道》报的工作，并说已与总公司的领导沟通了，按照部长的要求安排好我的工作。

从那天起，我开始办理调动手续。这里有一个插曲，我在办调动手续时，记者部吴国良三番五次找社长说：“无论如何不能放朱海燕走，报社需要这样的记者。放走他，他将来那个报社必定会成为《人民铁道》报最强的竞争对手。”国良在记者部负责记者稿件的编发，是第一关口的“守门人”，由于长期编发我的稿件，他的表现似乎钩沉出内心隐秘的真意。在此，我向他送上迟到的感谢。

真要离开我奋斗近十四年的《人民铁道》，心里五味杂陈，百般的踟躇，千般的忧虑，那几天，打结的心绪怔对着心口。人，不是神，人不能不对自己作出定义，人不能不对自己审时度势。在铁道部虽是一名记者，但我放歌于全国铁路的苍天与大地，跟随铁道部主要领导，走遍全国铁路，报道着浪推波涌的时代。铁道部三百四十万职工，而中国铁建只有二十万职工，仅是铁道部的十七分之一。在铁道部我走遍千山万水，以文字报答山河的相思。我曾两次参加亚太地区新闻工作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与新闻泰斗甘惜芬同台讨论，与华人世界著名记者赵浩生纵论新闻。回到建总，这一切都不复再有。我的生活与目光将被工地的山水重重围峙。如果说《人民铁道》报的视野是无边无尽的草原，而《中国铁道建筑报》仅是狭隘的磨道，怎么能让千里马甩开四蹄？如何抵抗壮年落寞的失意？如何唤回斗志归来，重启远航的目标？如何以额头的煞纹回应时光的深情厚意？想想这些，我曾几夜失眠，颠沛的心弦，迎朝霞东升，又送太阳西去。人啊！一生总要多次面对前方吞咽的不测玄机。

二

由于中国铁建一时召开不了党委会，我和吴志义的命令到1998年3月初才下来。吴志义任报社社长，我任报社总编辑。

1998年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件事是，中国铁路记协在杭州召开1997年的好新闻评选会。我和报社总编助理田望生，将1997年的报纸翻来挑去，才找到9篇认为比较好的新闻参加评选。结果很不理想，一篇获二等奖，五篇获三等奖，另三篇落选。从铁路好新闻评选开始算，十几年来，《中国铁道建筑报》仅有二篇作品获一等奖。获奖率远低于路局中等水平的报社，这阴森森的忧伤，像一双冷酷的眼睛照射着我，让我抬不起头来。一位路局报社总编对我说：“你们可是大军区级的报社啊，瞧不起我们这小奖，不和我们挣。啊，啊！感谢你这大报的承让啊！”与兄弟单位这种新闻质量的云泥之别，居然报社内部同仁不知道！每次乐滋滋地享受捧回来的那几个二等三奖证书，根本不晓得肥肉被别人吃了，拿回来的是几根骨头。没有知耻而后勇的危机感，没有忧患意识，关着门称“老大”、装“英雄”，就会永远落后下去。我没这种雅量，我受不了这气！如果能受这气，就是对铁道兵的污辱！就是对铁道兵文化与传统的污辱！就对不起这支部队牺牲的成千上万的烈士们！我回答那位路局报社的总编：“明年见！告诉你，你干不过《中国铁道建筑报》！”这绝不是我个人耍英雄主义，也不是我个人轻狂、口吐狂言、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我是代表一个逝去的兵种表决心，代表五十年报龄的报纸争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二件事是，中国铁路记协在丹东开一个研讨会。鸭绿江对面就是朝鲜，伫立鸭绿江西岸举目朝鲜的三千里江山，我哭了。那片土地上埋着我们报社的前辈报人。《中国铁道建筑报》前身的《铁军报》是中国所有报纸中，在两个国家同时开办的报纸，既在国内办，又在朝鲜办。如今我是这家报社的第九任总编辑，如果我办不好这张报纸，我无脸向牺牲在朝鲜的前辈交代啊！我无脸面对这张被炮火与鲜血染红的报纸！我顿觉肩头责任的千斤重量。为使命之饱满，我要订制办报的战略、方案、计划……

我到报社以后，提出若干项要求：

一，解放思想，更新办报观念：《中国铁道建筑报》同仁，要在“中国”“铁道”“建筑”“报”，这四个词根上找自己的位置，找自己的责任，找自己的行动。“中国”，显然要站在中国的高度上看中国、看世界，这个高度不是兵种的高度，也不是中国铁建的高度，而是一个国家的高度。“铁道”，即全国铁路的高度，不是中国铁建所修铁路那一点点长度。装下全国铁路的宏观，才能报道好中国铁建所拥有的微观。“建筑”，既含铁道建筑，也含机场、港口、公路及民用建筑。我要求报社同仁学习建筑学，洞开自己的视野，面向建筑的大千世界。“报”，即办报要遵循新闻规律，把中国、铁道、建筑所发生的新闻，以报人的专业与手段，落实在新闻作品上。

其次，要小报大办，小舞台唱大戏，小马拉大车。《中国铁道建筑报》是一家企业报，严格说来，与全国主流报纸比，与铁路行业的《人民铁道》比，它是小报。但是小中有大，在报道“铁道建筑”的报纸中，只有它敢用每期四个版，去报道铁道建筑的新闻，相对《人民日报》《人民铁道》，就不可能每期用四个版去报道铁道建筑。从这方面讲，《中国铁道建筑报》又是“大报”，它们反而是“小报”。这就是大报与小报的辨证关系。因为“小”，反而“大”了。因为“大”，它的报道才能走向深刻，走向高度，走向宽阔。

其三，要开门办报，提高质量。自己夸自己，再夸还是自己，自己说自己好，未必是好，让社会说好，让同行说好，让专家说好才是好，不能自己院子里打拳，号称打遍五湖四海；不能家门口称英雄，自认为是天下豪杰。一个报人的名誉不能陷入一种叙事形式的虚构。要在全路的舞台上、乃至全国报林一试身手。让报人真正成为历史的书写者，社会的活动家，将自己放逐到新闻史学的江海里航帆。为此，我建议《中国铁道建筑报》加入中国产业报协会，与一百多家产业报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以决雌雄。

二，洗脸换装，让报纸展示大报姿态：过去报纸是来什么稿登什么稿，被来稿牵着鼻子走，主题不突出，主旋律唱不响。我和吴志义到任后，提出报纸不能活在被动的来稿中，要跳过僵死的护栏，走向旷达的原野。

首先是唱响主旋律，向大局要目标，向生活要素材，向政策要深度，一切向大局看齐，在大局确定的目标下，实施各步骤的新闻突破。紧跟大局，报道不是空泛的，要分析大局形势，解读大局内涵，让读者知道大局与自己的关系，与饭碗和收入的关系。要解读资源配置钢材、水泥等价格的升升降降对建筑市场的影响，使新闻成为建筑市场不可或缺的参考系数。使报纸既是精神的鼓动器，又是市场的“解读员”。

其次，改革版面。要有“四渡赤水”的决心，改革报纸的四个版面。一版必须选好一个头条，一篇言论，一幅图片；二版每期要有一个较好的通讯和一张较好的图片。三版是政工版，要摆脱说教，使稿子“软”下来，报道职工的生活，说职工的话。让职工下班后，带着报纸回家，坐在电视机前，边看电视边读报纸。让整个版面成为“职工之家”。四版，要向文学的高精尖看齐，发职工的诗文，也要发名家的作品，以名家作品引领职工的作品。如果没有名家引路，基层作品只能永远停留在业余作者的水平上。

其三，加大新闻评论的力度。评论是报纸的旗帜，没有评论，报纸就没有旗帜，没有导向。我到报社后，让刘建国编辑统计几年刊发评论的数量。结果是，一版一年不超过15篇，二版不超过12篇，三版不到10篇，四版的杂文更是了了无几。没有评论，怎能点亮一张报纸的拂晓？我要求一、二版每期必有评论，三版每年发评论不得少于五十篇，四版副刊择机选发高质量的杂文。

在《人民铁道》时，我是记者，从不操心评论，评论是编辑部的事，近十四年，我仅写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到《中国铁道建筑报》就不一样了，作为总编辑不仅是首席记者，更是首席政论家、时评家，在某种意义上，要把撰写评论摆在撰写新闻的前面。我每年除撰写编辑部文章、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外，还以“仲铁平”之名发表大量时评性文章，一年不下五十篇评论。

评论之所以是旗帜，它表明报纸在思想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它是报纸的“眼睛”，使报纸炯炯有神。它是“纲”，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评论必须抓住时代的思想脉搏，必须扭住企业的中心工作，必须做到有的放矢，准确、鲜明、生动。1999年，铁道部政治部在五棵松饭店召开全路报纸总编辑会议，我介绍经验，谈到报纸刊发评论的问题。许多总编不相信，让我拿报纸到现场核对。一核对，那年一版发表评论八十七篇。方才知道我介绍的情况并非虚言。

其四，充分发挥记者的特长。报社记者大多不是科班出身，都是过去的报道员，见识不一样，水平不一样，悟性不一样，怎样让他们庸常化神奇，舞红巾翠袖，各尽其能？做到这些，必须发现他们的长处。按各自长处，报社有目标地培养“猴子上树”型的抓消息的能手，“猛虎下山”型的抓通讯的能手，“狮子蹲窝”型的指点江山的能手，“飞龙在天”型的全能式高手。按照这些特长，编辑部灵活调度他们去执行符合他们特长的新闻报道任务。

为提高消息的写作质量，报纸不间断地开展“短新闻擂台赛”，锻炼记者追求真实，保证准确，交待来源，坚守客观，选择角度，展现细节，使用引语，考察背景，构建段落，以及导语的写作能力。使原来薄弱的消息写作提高了一大步。

我深知这些土生土长的记者，与那些专业报社的记者气象宏阔，意涵广大，存在一定的水平落差。但是，在报社确定的大局下，精心策划，部署到位，操弄精准，同样会有日新又新的佳作精品问世，如风樯阵马席地卷天的扑面而来。

其五，“金点子”点石成金，让记者成为八仙过海的“神仙”。上文谈到，《中国铁道建筑报》的记者个顶个可能逊色于中央大报或产业报的记者，但是，在一个个“金点子”的策划下，他们个个都是能杀惯战的高手，八仙过海的“神仙”，像群狼追逐猎物一样，每次都能抵达成功的终点。西康铁路巡礼，内昆铁路巡礼，渝怀铁路巡礼，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报道，中国铁建职工阿富汗遭恐怖分子袭击的报道，连续报道、专题报道、深度报道，每次都以排山倒海的形势推出，声势浩大，将篇篇新闻熬制成点燃读者激情的万丈光焰。原《人民铁道》报副社长王廷彦说：“这帮记者个个调皮捣蛋，人人都是能话篓子，想不到进入新闻现场，投下的都是天光云影，把自己的调皮捣蛋放大成勇猛自尊、骄傲与自豪。王廷彦与原《中国铁道建筑报》老社长陈远谋都为他们的作品写下赞扬的文章。

最值得书写一笔的是《中国铁道建筑报》关于青藏铁路的报道，前后五年间，发稿总量约在三百万字左右，我个人完成一百万字。这个庞大的文字量，在全国报纸中没有第二家。报社记者高举精神的火炬，克服生命禁区的艰难，将文字流转于生死，跌宕于灵肉之间，为天路唱响一曲又一曲高昂的赞歌。我很庆幸，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很庆幸，和他们结成生命与共的兄弟，以书生的事业抵达天路的事业，抵达中国铁路的事业，抵达铁道兵三十五年奋斗而未竟的事业。我们这一代报人，以安身立命的天职与使命的召唤，一旦选定目标，勇而往矣，如日月破空，而特具异禀也。

其六，经过几年实践，报社同仁深刻认识到“新闻有学”的道理，敢于实践、敢于探索，敢于参与、敢于碰撞的过程，本身就是丰富新闻学的过程。“办报无官”，但“办报有学”，你觉得有能力、有办法，如果不事实求是，没有群众观点，把办报视为抬轿子、吹嗽叭的工具，又不勤于思考，那么，办报绝对会失败的，最终搞臭自己，当代新闻史上，这种自己搞臭自己的人不乏其例。办报实践推动我了解报纸，了解时事，了解社会，和读者广泛接触，推心置腹；办报实践也督促我，对任何一项新政策，对大局工作，对上级新的思想、新的号召，新的部署，都要认真学习和仔细研究。我认为，盲目跟从，就是瞎子摸象，作为总编辑肯定要栽跟头。办报跟大局、跟政策，跟着真理走，跟着新闻规律走，绝非跟某一个领导走，而是跟着一个恒久的正确方向走。研究这些，就是一门学问，这是教科书上没有的一门学问，需要在实践中智慧性地把握它、驾驭它。

三

这一切，一切，目标只有一个：提高报纸的质量，报纸质量是一张报纸的“定海神针”。不到一年，成果便显露出来了。在1998年的全路好新闻评比中，《中国铁道建筑报》斩获消息、通讯、评论三个一等奖。当时近七十家报纸参评，设九个一等奖，平均八家报纸平摊一个一等奖，而本报在三分天下中独占一分。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得知本报获奖情况后，特地打电话祝贺，对另一家无缘于一等奖的“光头”报纸，提出严厉的批评。

再后，1999年又一次斩获三个一等奖。再后，就不必一一列举了，我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任总编辑、社长十二年，对我任上的成果评比参加了十一次。八次获全路第一名，三次与其他报纸并列第一名。那位羞辱《中国铁道建筑报》的路局报纸似乎没有了挑战本报的勇气。

在中国产业报协会的评比，本报年年获消息一等奖，一百多家报纸，新闻作品加版面、漫画等等，共设十八个一等奖。而本报消息与副刊稿获奖频次最高，独一无二。在中国新闻最高质量奖——中国新闻奖参评中，一百多家中国产业报，本报获奖密集度最高，仍是独一无二。

在全国近三千家企业报中，本报是第一家获中国新奖闻。在中国产业报协会中，本报是首次获“金笔奖”。

1998年，我任总编辑时，提出三年问鼎中国新闻奖的目标。朋友发出质疑：“中国新闻奖是你《中国铁道建筑报》拿的吗？吹牛逼要上税的。”中国新闻奖难道不是中国记者的奖项？《中国铁道建筑报》的记者难道不是中国的记者？别人能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得？正是如此，不仅是我思我言故我在，而且是，也惟有我这样思，这样言，这样干，故我在，也才真在。天助自助，目标真的实现了。朋友，理想春华烂漫，理念沉郁苍茫，铁石一般的人间现实与绮丽梦想的云奔霞驰，讲述了那一段诗意葱笼的山重水复，你有勇气面对吗？你生命中多次呈现悍然跋扈，为何不敢面对铁的事实。

2000年春节前夕，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给本报打电话说：“我要给《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同志拜年，你们把报社办到了我的心坎上，办到了职工的心坎上，我从你们报纸上了解到一线职工在想什么，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放下电话，他便冒着严寒来到报社，给报社的同志送来新春的问候。我想，一个共和国的部长，到下属的一家企业报拜年，这在铁道兵、中国铁建，乃至铁道部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代表铁道部认可了《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办报水平。

关于自己，也想说两句，借助本报的东风，发表的《铁道兵品牌价值说》，被《解放军报》转载；《我们正跨越昆仑》，被《羊城晚报》以三个版的篇幅转载；写冻土专家的报告文学被《光明日报·人物专刊》整版刊发。消息《今日火车登陆海南》《请过路，亲爱藏羚羊》，被选入大学新闻教科书，后者还被浙江省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四

所谓历史，其就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足迹踩出的斑斑相连的脚印，是忘不掉的那些事实的不间断的叠加。所以，留下了一些脚印，我在回忆的长河里总是不断检阅着它们。1998年10月15日，是《中国铁道建筑报》创刊五十周年的日子，报社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身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高位的老部长为本报挥毫题词；新华社原社长穆青为本报挥毫题词，并派秘书陈二厚亲临会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谢宏到会发表讲话，愿《中国铁道建筑报》与《人民日报》一道同行。

1999年9月底，中国报协在军事博物馆举办建国五十周年报展，《中国铁道建筑报》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9月30日开展那天，中央领导、中宣部长在我呼喊声中，进入展厅第一个走到《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展版前，跟随而来的穆青先生向首长及吴冷西、邵华泽和华楠同志介绍了《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历史。

我与吴志义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任职期间，是第一个在中国美术馆承办《大路画展》的报社。我任职期间的四次画展，是我在中国美术馆七楼的会议室，主持了《大路画展》的艺术理论研讨会，受到靳尚谊、闻立鹏、詹建俊、李天祥、赵友萍等艺术大师及艺术批评家的好评。

是我和吴志义启动了在军事博物馆的《大路影展》活动，穆青亲临现场参观，并对贾鹏翼、李作描等人的摄影作品提出表扬。

是我提出策划出版了《大路画精品集》与《中国铁道建筑报报史》。这在全路报界乃至中国产业报报界，尚属首次。

2010年春节过后，我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任职整整十二个年头，离开了这家倾注心血的报纸，我最爱听的是朋友送我的那句话：“他走了，我们会把报纸办得更好！”我听到这话，纠结的心，得到无限的安慰。历史，就应该如此。就应该后浪推前浪，就应该新人超旧人。事业在不停地召唤，我们不能停留在原点踏步，我们不能靠记忆去述说过去的一点点亮光而活着，人类不仅活在历史中，更要活在未来的时间中，一张报纸亦是如此。我多么希望我身后的同仁，去创造我未竟的辉煌啊！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无愧于不死的《铁道兵》报，才无愧于死在路上的成千上万的战友们……但是，之后，“生铁的老嗓子烧得通红”，同仁再没迈向翘目中的高峰，不要说中国新闻奖，就连产业报新闻一等奖都没有斩获。作为这张报纸的老报人，我唯剩悲怆与苍凉。

我的老师冉淮舟批评我：“你就是把这张报纸办成一朵花又怎么样？办得比《纽约时报》还好又怎么样？谁会记住你！弄了自己一身病，得罪一堆人。听我的话，闷着头写十二年的书，早是大作家了。”所言极是，毕竟是经多见广，人情练达啊，这仿如历史的敕令，在层累的解读中给我以永恒的启示……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