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怀念七姐吴葽
吴祖昌
晴天霹雳：七姐去世了！我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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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晚餐后，我拖着病痛的双腿回家，一轮满月高挂天空，我忽然惊觉这不是阴历四月十五！七姐的生日？
回到家里，我立即发了一个拜寿微信给在昆明的七姐；“看见天上满月，
忽然发现今天是阴历4月15，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活过100岁！”
七姐回话：“Thank you，你也要好好活过100岁。“
“让我们都能跨过100岁”！。
她对女儿绿漪说：“百岁不就在眼前嘛！”她今年已经96岁！
3月下旬我准备“北京之行“。想约一姐同去，不巧她摔了跤，胸部骨折，她去不成了。
清明后，我返回上海将“清明，北京行”发给她。她很高兴，通话时她说：”我完全同意你<北京之行>的作为和讲话的观点。”同意。 同意。 ”
我们还预约了暑期去昆明避暑并看望她。 七姐比我大三岁，她是个忠直、热情、要求上进的人。
1937年11月，在兵荒马乱逃难的日子里，父亲托人买到从南京下关出发的船票。她差点 流落在摆渡的小火轮的厕所里。摆渡的小火轮要靠上大轮船了，三姐忽然发现七姐不在身 边，想起刚从厕所出来，好像是七姐进去了，她赶快跑回去，一把拉开被大风顶住的厕所门，果然因为风大，厕所门推不开，七姐正在里面流眼泪，三姐一把拉住才7岁的她，跑步登上大轮船。真是千钧一发，逃过一劫！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她在市二女中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面临高中毕业，父亲建议她考医科大学，将来做个医生。她服从组织安排，报名西南下，一路上她牵拉着一位比她还小的女孩， 照顾、保护着她。行程3000多公里（其中步行800多公里）到达云南昆明，她被评为”行军模范”。父亲很生气说她不懂事，不学个专业，以后干什么？还说她“猪还懂得碰鼻子转弯，你连猪都不如！”
她西南下到了昆明和姐夫都分配到中共云南省委机关。姐夫孔凡庸先到省委秘书处工作，后调任省委书记秘书。七姐被派往省委组织部，几年后被提为副处长。1957年“整风反右”组织部 一些年轻人，给几位老干部生活作风特殊化写了三张大字报。整个组织部的年轻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七姐也在其中，被开除党籍，并带着二岁的儿子被发配到昆明郊区的小哨农场“劳改”。自已下田劳动，背着儿子到田边自己玩。挑灯夜战中途，不放心，请假回家看看儿 子，人不见了，马上出去寻找，在房子转角处，发现同室的小女孩和儿子，靠在墙角等妈妈， 睡着了。村子周围常有狼出现，二个孩子没被狼叼走，真是万幸了。一次儿子病重，她一个人背着儿子跑到昆明看病，几乎又是九死一生，儿子几乎丧命。
1969年为“战备”需要，七姐把一儿一女交给已经摘掉”右派”帽子的姐夫，又被“发配到云南、四川交界的山区小县城，离家最偏远、地势最高的一个十分落后、贫困的山村。每个劳动日才值一角多钱，一个中等劳力，每天可得10个工分：她初来时，不习惯走山路，因山势太陡，劳动的地都在山坡上，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山时怕摔跤，只能弯着腰，两只手撑着地往上爬，下山时得蹲着往下溜，在路上比别人多花一倍多的时间。初期每天只评给她8个工分。后来向农民学会如何走山路，上下坡要注意踩着草皮和树桩走。时间长了才习惯。半年后每个劳动日也可和其他妇女一样，评上10分了。主要种玉米，洋山芋，荞麦，队上划给她一 份自留地，解决自己吃菜问题，她拿出在农场种菜的本事，菜长得很好，队里要她介绍经验，后 来还在队里推广了一些适合高寒山区生长的蔬菜品种。她休假时还带回一些树种，经过精心栽 培，成活了100多棵。
七姐还学过一些“赤脚医生”的知识，会针炙，有些穴位不熟悉，就先在自已身上试针，再为病人针炙，有时还将自己带在身边的药无偿的给病人服用，为当地贫苦的农民服 务，治好了一些农民发烧、拉肚子、腰、腿痛等病痛。过去当地不少人生病就请巫婆、端公前 来烧香、念经，驱鬼的风气也大为减少。由此，她和当地的农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乡亲们都热情地叫她”吴大姐”。离开的时候，不少农民都依依不舍，热情相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3年7月中共巧家县委为七姐摘掉“右派”帽子，调到崇溪公 社办公室工作，月工资定为国家最低级：25级，工资月35元（原16级）结束了15年的“劳动改造”的生活。
此时她才知道姐夫孔凡庸在昆明患肺癌、白血病，急需住院治疗。一些老战友非常关心，给她出主意，七姐硬着头皮，敲开了省委组织部长的家门，得到组织同意调七姐回昆 明，并陪同姐夫到上海看病。经过几个月的医治，病情有所缓解。
凡庸想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逛逛。虽然经济状况很紧，还是下决心乘火 车去了杭州，住在二哥一位朋友的家中，凡庸兴致很高，游玩了很多景点，走到西湖边已经很 累了，凡庸叫七姐坐在石凳上休息，他很高兴的走上断桥，抚摸着“断桥”二字良久，才笑 咪咪地从桥上走下来。
从杭州回来，离开上海，回到昆明，凡庸仍住院治疗。定期向上海医生写信介绍病情，上海的医生为他开了可以服用一、二个月，几个旅行袋的中草药。我找到火车沪昆线上一位 好心的列车广播员，凡庸的亲弟弟孔小石定时送上几旅行袋的中草药，托列车员带到昆明给凡庸服用。
凡庸的病时好时坏。但无论如何，杭州之行给他留下的“天堂“印象，在他最后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算是终身无憾了。
此后，又维持了两年的生命。1978年8月10日凡庸含冤与世长辞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他的“右派”帽子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戴上的，因此中央党校作出决定，为孔凡庸被错划“右派”问题“平反昭雪”。但这一切他已不可能知道了，也于事无补。
1979年3月9在省委组织部会议室里，召开了云南全省第一大冤案：<组织部反党集团案>落实政策座谈会，到会有这一冤案全体成员16人。主持会议的时任副部长第一句：“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大家泪流满面，到会者多人在会上哭诉了22年的遭遇。七姐说她追溯这22年的劫难，她的意思是让后人知道，这段痛苦经历付出的代价，绝不能再让这样的历史重演！
尽管我们在大陆的兄弟姐妹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遭遇，但都比不上七姐灾难的深重。就是这位在我们兄弟姐妹中脾气最好，最老实的她，在矮小的身体中，却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甚至于在风暴己经过去，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她仍然精神唤发，显示了对事业，对 生活信念的追求。在组织上征求她对分配工作的意见时，表示欢迎她回省委组织部工作，她说：“组织部是我遭难的伤心地，不想再回去了！”问她想去何处？她想和从上海南下到福州，在福建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五姐吴徕作同行，于是她表示自已想去省广播电视厅做编辑，因而被分到云南省广播事业厅，安排到省广播电台政文部当编辑。才干了半年多，省长签属了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人事处长的任命书，她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命，当上省广播电视厅人事处长。有人问她为什么又干人事组织工作了？她说局党委书记找她三次谈话，使她知道云南省广播系铳在历次政治运动及“文革”中都是重灾区，受迫害干部数字可观，冤假错案特别多，当时还有上百号人没落实政策，仍在受苦受难，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干部，竟占干部总数近四分之一。她说“我有切身体会，那是什么滋味！对这种情况，我不能袖手旁观，再没兴趣也要干！”她接过这个“老大难”差事，从1980年到1985年，6年中深入基层，千方百计寻找查对人证物证，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经过上级审核批准，对受迫害者一个个地落实材料，圆满地平反了98人的冤假错案。
更令人感动的是。在面临干部调整工资的时候，她将自已原来可以由正处提为副厅级 （可享受高干待遇）的名额让给了别人。有人不能理解，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因为有 人比我更困难。虽然我受了多年的苦，但是和解放初期在剿匪中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
七姐于1987年3月离休后，又热情地负责编撰云南省广播电视《史志》，在全国史书评比中获得了一等奖。
除此之外，她还进了老年大学，学起了国画，可能是继承了父亲的基因，一、两年后 就拿出作品，参加老年书画展，还得过奖。她的画室挂满了她的作品，花鸟鱼虫，洋溢着生 命的情趣和生命的活力。
这样一个坚强的姐姐，历经磨难而永葆青春，怎不让人热爱、敬佩。
七姐走了，我们这一辈众多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人了！一时我感到特别孤单！但我 马上想到刚去过的北京，我这一辈还有六嫂，还有我们的下一代，都是我的亲人。
正如吴欢所说“可以告慰先人的是吴家在我们这代依然兴旺。”我还有两位好女儿，对 我无微不致的关怀！这些都是我承诺七姐“活过一百岁”诺言的保证！
七姐你放心走好！和阿爸、娘、哥、嫂、姐姐、姐夫、小八妹们在天堂尽情欢笑吧！
七弟吴祖昌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