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应将理论中的假说上升到科学 

                 作者：妙之门

      假说是运用已有材料和经验（科学知识），对研究对象做出的合乎逻辑的猜想。假说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其推理严谨而有依据，然而，它毕竟不是对研究对象在发现中的认知，而是在推理中的猜想。所以，假说说明的只是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我们说中医的一些理论还处于假说阶段，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具有假说的基本属性和特征。例如，上文反复提及的经络理论便是如此。虽然古人对经络有着具体的描述，认为经络是一种管状物，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可是到目前为止，在人体解剖中并没有找到这个管状物。那么，两千年前的古人，是否在人体中曾经发现过经络呢？我想这个答案是清楚的，当时古人不可能在人体中发现了经络，才建立了一套经络系统。而是通过总结和归纳人的生理现象和发病规律，对经络系统做出的合乎逻辑的猜想。当然，古人由经络理论阐述的人体相关器官的功能联系，某一病症的体征症候循行分布的规律，以及穴位的点线关系，针感的传导与放射现象等均属于科学知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经络系统就不是假说了。因为任何假说都是建立在已有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经络系统也不例外，不能因为它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就否认它的假说性质，从而拘泥于古人对经络形态的猜想。相反，探索经络在人体中的真面目，依然是中医研究的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对经络研究中，有些人仍然热衷于用现象论证经络系统。例如有人探索了“循经感传现象”，有人探索了“低电阻现象”，有人探索了“敲击声异常现象”等。不可否认，这些现象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经络的存在，但是，由这些现象对经络的论证，并不会超越古人的经络理论。因为再从现象上寻找一些经络存在的证据，不会改变它的假说性质。同样道理，在对经络的研究中，有人提出了神经元、流动的体液等假说，这些理论本身就是假说，又怎能让经络假说上升到科学呢？总而言之，只有当经络的构造形态或生理结构被发现，被认知，才能使经络的假说理论上升为科学理论。那么，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采用了多种手段，依然没有在人体中找到古人描述的经络系统，这是不是表明人体中不存在经络，或者说经络神秘莫测，为人所不可知呢？ 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按科学道理来说，既然人的生理已经反映出了经络现象，那么经络一定是存在的，它即便不是古人描述的管状物，也会从其它存在方式上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经络时，既不能局限于古人对经络构造形态的描述，又不能仅仅利用解剖来寻找经络，还应该从人体组织与组织、细胞与细胞间的关系上，从细胞的种类和功能上，以及更深层次的生理结构上进行研究与探索。

      又如在病理方面, 中医提出的“阴虚”、“阳虚”、“阴盛”、“阳盛”等病理概念，由于这些概念高度概括了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等病理反应，是关于“证候”的抽象，因此它们反映着患者因病变产生的生理功能异常。然而在这些概念中，作为盛衰状态主体的“阴”和“阳”，它们所分属的生理指标，古人并非在人体中都发现过它们，有的还只是来自于猜想。就拿“肾阴”所属的“肾精”，“肾阳”所属的“肾气”来说吧，在《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只是笼统地说：“夫精者，身之本也”。中医认为“精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人体各种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精能化气，肾精所化之气，称为肾气”（《中医学概论》）。可是，“精”这个“基本物质”具体是什么物质？它又如何成为“人体各种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的？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却没有答案。再者，所谓“肾精”化“肾气”，也只是推测而已，因为人们既不知道它们的化生原理，也没有发现过它们的化生过程。至于说“肾的阴阳偏盛偏衰的病理变化”（《中医学概论》），也只能通过患者的“证候”进行推断，却无法通过“肾阴”和“肾阳”本身去作定量或定性分析。由此看来，“阴虚”、“阳虚”、“阴盛”、“阳盛”这些概念主体的实在性，是用另一些主体没有实在性的概念来说明的。这样一来，不仅“阴”和“阳”本身没有质的确定性，即便它们所分属的生理指标“偏盛偏衰的病理变化”，也没有得到过科学认证，只是在人的观念上求得了理解。总而言之，中医所谓的“阴虚”、“阳虚”、“阴盛”、“阳盛”以及“气虚”、“血亏”等，只不过是一些没有物质实体的概念，这些概念虽然反映的是生理异常，但它们并不是来源于它们反映的生理指标的变化，而是来源于对患者症状和体征的归纳，关于“证候”的抽象。也就是说，“阴虚”、“阳虚”、“阴盛”、“阳盛”以及“气虚”、“血亏”等在中医学里属于“证”的概念，然而，这些“证”所体现的人体机能损伤与失衡，不一定就是疾病产生的原因。相反，大多数“证”却是因为疾病引发的不良反应。显然，把“证”这个从“证候”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当作病理，是对患者病因的推测和猜想。所以中医病理学仍然处于假说阶段。

       再如，像“阴毒”“阳毒”“邪气”等致病因素,它们既无外貌形态，又无存在方式，更见不到它们的生活习性。这些致病因素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根本找不到实体。其实，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抽象概念，是由患者的临床表现，对不同致病因素类型特征的形容。至于说“上火”和“中风”，它们属于“证”的概念，源自于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的归纳，是关于“证候”的抽象。其中的“火”与“风”，它们如何存在于人体，至今无法做出定性和定量分析念。当中医提出“脑中风”这一概念时,并不知道一些偏瘫病症是由脑血管中的“栓子”造成的。凡此种种，古人通过对病理反应的认识，由患者临床表现抽象出来的概念作为致病因素，显然不是对病因的科学发现，而是对病因做出的合乎逻辑的猜想。这些猜想不属于科学知识，而属于病因假说。

       由此看来，中医开展科学研究，将假说上升为科学，实现理论创新，是中医今后发展的趋势。然而，许多中医业内人士却认为，中医这些理论（假说）是中医的根本，否定了它们就否定了整个中医。果真如此吗？非也！大家知道，在任何一个自然科学领域里，假说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往往成为自然科学的先导。中医同样如此，它的假说不是永恒的真理，而是为自身科学深入所做的理论准备。中医应该在发展进程中，及时地将假说所论证的研究对象，引入科学探索的程序，用新的发现和认知，修正和补充假说，使假说最终上升为科学。绝不能抱着假说停留在科学跟前自我陶醉，只是“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恩格斯），而放弃中医药科学研究。必须明白，中医只有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将自己的假说上升为科学，才能使中医学取得进步和发展。比如，人们之所以研究经络系统，就是为了寻找人体中的经络，一旦经络在人体中被发现，人们将对生理结构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随之而来的将是许多医学疑难问题获得解决，从而使中医在生理学方面取得发展。再者，弄清“阴虚”、“阳虚”、“阴盛”、“阳盛”，这些“阴阳偏盛偏衰”现象背后的生理指标变化；弄清“阴毒”、“阳毒”、“邪气”、“火”和“风”等概念所体现的具体致病因素，也将使中医病理学实现质的飞跃。

       当然，中医的生理病因假说，对中医理论的形成，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要对它进行科学改造，人们在感情上难以割舍，在习惯上难以接受，在意识中难以容忍。但是，中医固守原来的假说，拒绝理论创新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中医学中的假说理论，是中医初级阶段的产物。由于当时科技总体水平低下，科学还无法揭示生命本质，生理结构和隐性的、微观的致病因素。然而，我们的古人却凭着自己的大智慧，在对已有的医药科学知识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深层次的医学问题进行推理，比较合理地解说了人的生命现象和生理现象，从证候的角度解说了疾病的不同病因，从而对当时中医药科技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到了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人的生理病因大多数已经破解，不再需要继续维持假说的猜想。假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它不再是中医学的法宝，开始成为中医发展的桎梏。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中医假说只在中医的初级阶段，是现实的合理的，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以前的现实将变为不现实，合理将变得不合理，失去它的必要性和存在的权利，取而代之的是医药科学的进步。因为新的科学发现更富有生命力，更具现实性、合理性。就假说本性来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只不过处于从属地位、隐形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的进步，它的不合理性就会逐步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抱住假说的大腿不放，而应该将假说上升为科学，实现中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