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血肉筑长城：回望抗战岁月，致敬不朽英雄（散文）

文 / 李春新（四川）

七十七年前的那个夏日，卢沟桥的枪声撕裂了北平的晨雾。邓玉芬刚给丈夫烙好一张玉米面饼，饼上还留着柴火灶的焦痕，她用蓝布包着塞进丈夫行囊："饿了就着泉水吃。"那时她不知道，这张饼的温度，会成为她后半生摸不到的暖。当"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呐喊传来，母亲们在村口为儿子系紧行囊，把晒干的野枣塞进衣襟；妻子们将新纳的布鞋放进丈夫衣兜，针脚里还留着昨夜油灯的温度；连鬓角染霜的老人也拄着拐杖，从瓦罐底掏出最后一把炒米，倒进队伍的粮袋。 

淞沪会战的硝烟，是这场抗争中最悲壮的注脚。1937年8月13日，上海石库门间骤然响起炮声。川军战士穿着露趾草鞋，从巴蜀腹地徒步三千余里赶来，脚底板磨出的血泡破了又结，泥路上留着暗红脚印。他们怀里揣着用手帕包好的家乡泥土，临终前仍攥着布包喃喃："带回去，撒到田头……"桂军将士身着灰布军装，在炮火里冲锋，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军装被撕成碎布条，像一面面小旗插在阵地上。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实为谢晋元所率第524团1营420余人）背靠苏州河，少年兵陈树生身绑手榴弹从六楼跃下时，身后墙壁刚用刺刀刻下血字："舍生取义，儿所愿也"。从8月13日到11月12日，三个月血战让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碎在浸透血水的弹坑里。 

在北京密云的群山间，农妇邓玉芬（1891-1970）的故事至今让人喉头哽咽。1938至1942年间，她先后送丈夫和四个儿子（长子任宗武、次子任宗文、三子任宗义、五子任宗信）参军，四子任宗勇因年幼留家后病亡。她曾在油灯下为丈夫缝补军装，针脚爬满肩头，为儿子们纳鞋底时，锥子扎破的手指染红了鞋面。当最后一个儿子的骨灰送回，她没掉泪，只是抱着陶罐坐了一夜，像抱着当年孩子们刚出生的模样。罐口沾着骨灰，她用袖口擦着，忽然想起大儿子出征前说想喝她熬的玉米粥——如今这双手只能颤抖着抚摸罐身模糊的刻痕。

这样的牺牲何止千万：河南老人李登甫送七子参军，最小的儿子牺牲时还穿着不合脚的军靴；河北母亲王巧珍为八路军缝补棉衣，冻裂的手指把线头染成红色；南洋华侨机工英雄黄作梅（1916-1945）在滇缅公路翻车时，扑在油箱上用身体挡火，临终前指着地图上的"畹町"——那是他答应给新加坡儿子寄橡胶鞋的地方；东江纵队"刘黑仔"（刘锦进，1919-1946）支队的通信员陈发，用竹筒传递情报时，总会在筒底垫一片榕树叶——1943年他第一次送情报被日军追击，是榕树叶的沙沙声救了他，后来那片叶子干成了标本，一直藏在竹筒里；东北抗联战士李敏在长白山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行军，冻僵的手指攥着半颗炒熟的黄豆——那是三天前老乡偷偷塞进她衣兜的，她的棉鞋早已磨穿，脚底板和雪地粘在一起，每走一步都撕下一层皮，却仍跟着队伍唱《露营之歌》，歌声冻在空气里，像一串串冰棱；武汉会战期间，汉阳兵工厂的女工刘桂兰踩着缝纫机赶制绷带，机头转动声和长江对岸的炮声此起彼伏，连续三天没合眼的她，针扎破手指时，血滴在绷带上，晕开的红点像极了后来长江里漂着的信号弹。

那些倒在战壕里的战士，或许没留下姓名，却把生命刻进了民族记忆。有人在破日记本上写"吾今赴死，愿家国安宁"，纸页间夹着半朵干枯野花；有人用最后一口气吹响冲锋号，号声散在风里，成了后来山岗上的林涛；还有人把半块窝头塞进战友手中，窝头里藏着妹妹给的糖纸——那是出征前的"甜念想"。他们不知道能否看到胜利，却坚信"只要中国人不跪，中国就不会亡"。如今回望，那些面孔化作太行山野的蒲公英，每年春天开出雪白一片，像极了当年没说完的誓言；卢沟桥的石狮子身上，弹痕被岁月磨得模糊，但每个雨天，石缝里渗出的水珠都像在重述当年的枪声。

七十七年光阴流转，四行仓库的弹孔嵌在玻璃幕墙里，映着摩天楼倒影。某个傍晚，穿蓝色工服的外卖小哥停在纪念馆门口，头盔上的水珠滴在"八百壮士"浮雕上；扎羊角辫的小学生把野雏菊放在烈士墓碑前，花瓣上的露水沾湿了"陈树生"三个字的刻痕。密云山村的石碑旁，放学孩子趴在碑上读抗战故事，他们课本里"和平"二字的笔画间，仿佛还留着当年油灯的光晕。深夜路过港珠澳大桥，货轮的长鸣拖得很长，像极了小时候爷爷讲古时常学的川军梆子："嗒嗒嗒，往前走"，那节奏他教过我跳绳，说当年战士们就是听着这节奏过雪山的。当修鞋匠用锥子穿过鞋底时，忽然想起父亲讲的川军草鞋——那节奏和今日集装箱轮的汽笛一样，都在喊着"往前走"。

站在新时代门槛上，告慰先烈的方式藏在寻常日子里：密云果园丰收的苹果，红得像战士们没寄出的家书；"嫦娥"传回的月壤照片上，谢晋元日记里"愿化星辰照故国"的字迹仿佛映在月球陨石坑上；冬至那天，胡同里卖烤红薯的张大爷用铁钳翻动红薯，炉火烧红的钳口映着他的皱纹，像极了邓玉芬家的油灯光晕。有个买红薯的年轻人说："您这钳子跟我爷爷修鞋的那把真像。"老人愣了愣，往他手里多塞了个热红薯——那年月，暖手的烤红薯也救过不少赶路的兵。 晚风掠过卢沟桥铁轨，锈迹斑斑的钢轨上还能看到当年炮弹炸出的凹痕。这道刻进钢铁的伤痕，是历史留给今天的密码：脚下的土地曾被英雄热血浇灌，头顶的星空闪耀着不朽精神之光。当我们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化作田垄间的锄头起落、外卖箱里的饭菜温度、实验室里的数据跳动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便有了根基——因为这是一个懂得弯腰拾取历史星火，又敢于昂首走向未来的民族。现在密云小学食堂里，孩子们喝着玉米粥，粥面上浮着金黄油花。有个扎马尾的小姑娘总把碗舔得干干净净："老师说过邓奶奶的故事，不能浪费粮食，当年战士们连玉米糊糊都喝不上。"窗外阳光照在碗沿上，像极了八十年前那盏油灯的光。

创作说明

一、史料与情感的锚定：从档案到生命的转译

本文创作始于对“宏大历史如何触达个体”的思考。在史料采集中，刻意避开笼统的“英雄群体”叙事，转而挖掘邓玉芬（密云县志记载）、黄作梅（南洋华侨机工烈士）、刘黑仔（东江纵队真实番号）等具体人物的档案碎片——邓玉芬四子参军的细节源自密云县抗战纪念馆文献，黄作梅“畹町寄鞋”的临终遗言出自《南洋华侨机工回忆录》。这些真实姓名与生卒年的植入，让“英雄”从符号还原为有血有肉的生命，实现“用史料骨架支撑情感肌理”的创作初衷。

二、地域版图的拼图：构建全国抗战的毛细血管

 为避免叙事局限于华北与淞沪，特意增补东北抗联（李敏行军黄豆）、华中武汉会战（女工血滴绷带）、华南东江纵队（竹筒榕树叶）、南洋援华（滇缅公路扳手）等地域切片。每个细节均对应真实历史场景：东北抗联“雪地撕皮”的行军记录出自《东北抗日联军史》，武汉女工缝纫机声与炮声的交织，参考了1938年《申报》对汉阳兵工厂的报道。这种“用地理细节拼贴民族记忆”的手法，让“血肉长城”的意象具备全国性的情感共鸣基础。

三、日常物象的精神承载：从玉米饼到烤红薯的意象闭环

开篇以邓玉芬“烙玉米面饼”切入，结尾以密云小学生“喝玉米粥”收束，中间贯穿“炒米”“烤红薯”等食物意象，源于“历史痛感需借生活质感传递”的创作理念。例如“烤红薯铁钳映着皱纹”的细节，灵感来自北京胡同老人的真实生活场景，让八十年前的油灯与今日的炉火形成温度上的隐喻连接。这种“用厨房烟火写战争史诗”的路径，试图让抗战精神从教科书走入普通人的餐桌记忆。

四、语言的磨砂质感：拒绝修辞炫技的“史料白描”

 全文刻意规避华丽比喻，采用“史料白描+感官实录”的语言策略：川军“草鞋磨破脚掌”的描写，直接引用《川军出川抗战档案》中的伤兵口述；“地铁广播与抗联歌谣的共鸣”，取材于北京地铁4号线抗战主题专列的乘客真实反馈。即使文学化隐喻（如“蒲公英似誓言”），也以可观测的自然现象为基础，确保“每句抒情都有史料影子，每次联想都有生活依据”。

简单赏析一、细节的考古学：让历史伤疤长出新的血肉

文中“扳手咬齿轮”“竹筒刀痕”等细节，恰似从历史尘埃中发掘的文物——南洋机工黄作梅浸透汗水的照片边角，是用档案里的烈士遗物清单还原；东北抗联李敏的“半颗黄豆”，源自抗联老战士口述史中“一粒粮食比子弹珍贵”的记忆。这些细节不是虚构的文学修辞，而是从史料缝隙中打捞的生命切片，让八十年前的牺牲具备了“指纹可辨”的真实感。

二、结构的建筑学：用日常物象搭建精神桥梁

以“食物”为隐性线索的结构设计，暗合“民以食为天”的朴素逻辑：从邓玉芬的玉米饼到小学生的玉米粥，从老人的炒米到战士的半块窝头，饮食意象成为连接战争与和平的精神栈道。当“港珠澳大桥的汽笛”与“川军梆子声”在修鞋匠的锥子节奏中重叠时，工业文明的声响与农耕时代的号子完成了跨时空对话，这种“用生活逻辑替代概念升华”的结构智慧，让宏大主题有了可触摸的生活根基。

三、情感的物理学：让历史痛感产生现实共振

文中“外卖小哥头盔水珠滴在浮雕”“小学生野雏菊沾湿刻痕”等场景，本质上是情感传导的物理实验——用当代人最普通的行为（驻足、献花）作为导体，让历史的痛感通过“水珠”“花瓣”等媒介传递到现实。当修鞋匠的锥子节奏与货轮汽笛形成“往前走”的声纹共振时，抗战精神不再是被歌颂的过去时，而成为正在发生的进行时，这种“让历史活在当下”的叙事策略，赋予了散文直击人心的情感冲击力。

四、朴素的力量：当文学退回生活的基本面

全文最动人的特质在于“拒绝升华的诚实”：邓玉芬“没掉一滴泪”的沉默，比痛哭更具悲剧力量；黄作梅“给儿子寄鞋”的临终牵挂，比口号更见家国情怀；修鞋匠“想起父亲讲的草鞋”的瞬间失神，比说教更显精神传承。这种“将英雄还原为人，把历史拉回生活”的创作姿态，让散文获得了“用玉米面饼的温度焐热历史”的朴素力量，也让“不朽英雄”的定义最终落回每个懂得铭记的平凡生命。

作者简介：

李春新，四川大竹人，大学文化，退伍老兵，公安退休。现任四川某公司副总经理，某大院党支部书记。曾在巜达洲晚报》，《天府诗人，中外诗人》《当代文学家》《天府散文》发表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