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长安——大器晚成的高适
高适在长安的生活并非长期定居，而是多次短暂停留，贯穿其青年至中年的仕途求索与政治转折。这些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与人生轨迹，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青年求仕:大约723年，20岁初入长安，也就是开元十一年，高适首次游长安。那时试图通过科举或干谒权贵谋取功名，但未能成功，仅短暂停留后便离开，迁居宋州，今河南商丘躬耕谋生。
此时诗作多流露怀才不遇之愤懑，如《别韦参军》中“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直指权贵垄断仕途的现状。
壮年落第，735年，32岁上，高适再赴科考。高适仍落第而归。此次失败迫使他北游燕赵，投身边塞幕府寻求机会。
边塞诗萌芽：长安失意后，他深入蓟北边塞，创作《蓟门行五首》《塞上》等早期边塞诗，奠定雄浑悲壮的诗风。
中年及第，就在749–752年，46–49岁上终获功名，那年是天宝八载（749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举荐，高适中“有道科”，授封丘县尉，到长安任职。理想与现实起了冲突，低级官吏的琐碎职责与其济世抱负严重相悖。他在《封丘作》中痛诉：“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直言无法忍受欺压百姓与逢迎上级的官场生态，决定辞官，天宝十一载（752年）辞官，客居长安。同年秋冬，受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赏识，聘为掌书记，赴凉州幕府。这成为其人生转折点，从此步入军旅高层。
安史之乱中的长安（755–756年，52–53岁），潼关失守，受到重视，任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次年六月潼关陷落，他随玄宗奔蜀，途中因护驾有功被擢升谏议大夫，积极参与平叛。同年末，永王李璘叛乱，高适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率军讨伐，自此脱离长安，转向地方军政要职。
长安生活的文学与交游。天宝三载（744年），高适与李白、杜甫同游梁宋，饮酒赋诗，结为挚友。虽非发生于长安，但此次交游是盛唐诗坛的重要事件，三人互有诗作赠答。 诗风成熟： 长安的仕途波折深化了其诗歌的现实关怀。如《燕歌行》名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批判将领腐败，灵感源于其边塞见闻与长安官场体验的结合。长安对高适的双重意义，长安既是高适屡遭挫败的“失意之地”，又是其走向政治巅峰的起点。青年求仕无门、壮年科考落第、中年微职屈辱，这些经历催生了其诗歌中的愤懑与批判；而安史之乱中的临危受命，则彰显其军事和政治才能，最终成就“诗人之达者”的传奇（欧阳修语）。
有个电影叫《长安三万里》，故事中的视点人物，就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据说高适是唐代诗人里面，官当得最大的一个。他在唐代宗广德二年，当上了刑部侍郎，是一个“文能安邦定国”的能人。
说了半天，你可能对高适不熟悉，但知道了这几句诗，你就了解了他大半，也便熟知他了。是哪几句诗呢？通过这几句传世诗作，确实能迅速走进高适的精神世界。这位与岑参并称“高岑”的盛唐边塞诗人，既有雄浑苍茫的豪情，也有对现实深刻的洞察。以下几首诗堪称他的人生注脚：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出自《燕歌行》，堪称边塞诗的“压卷之作”。此句以惊心对比揭露战场真相：士兵浴血死伤过半，将领帐中歌舞升平。既赞颂战士的悲壮，又批判将帅的腐化，展现高适对战争矛盾的深刻反思。全诗雄浑悲怆，杜甫赞其“胸臆语兼有气骨”。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出自《别董大》，入选小学课本的千古名句。 写于友人董庭兰贬谪离京时。黄云蔽日、风雪漫天的萧瑟中，高适以“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语，将离别的凄楚转为对友人价值的坚定肯定。这种逆境中的慷慨激励，正是盛唐精神的缩影。
“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出自《咏史》，借古讽今的愤懑之作。化用范雎从布衣逆袭为秦相的故事，批判世人只重衣冠不重才学的势利。高适早年科举落第、蹉跎半生，此句暗含其怀才不遇之痛，也彰显他自视“国士”的傲骨。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出自《除夜作》，深沉的家国之思。
除夕夜独居驿站，双鬓染霜的诗人遥想故乡亲人对自己的牵挂。时间流逝与功业未成的焦灼，在“又一年”中凝成永恒共情的羁旅之痛。
“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出自《营州歌》，边塞民俗的生动速写。 高适以白描手法刻画东北边城少年的勇武：痛饮不醉、幼龄驭马、裘衣狩猎。诗句跳脱汉文化中心视角，罕见地赞美了少数民族的蓬勃生命力。
高适的诗魂与人生坐标 ，既有“大漠穷秋塞草腓”的苍茫，也有“鞭挞黎庶令人悲”的良知（《封丘作》）；从布衣到侯爵的逆袭：少时落魄，46岁才中科举，晚年官至节度使，封渤海县侯，成为诗人中功业最显赫者；
诗史地位：与岑参共擎边塞诗高峰，开封禹王台“五贤祠”中，他与李白、杜甫同列。这些诗句如棱镜，折射出高适的多面人格——他是沙场的观察者、失意者的挚友、寒士的代言人，最终成为盛唐气象中一道铿锵的铁脊也就不足为怪了。（参考网上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