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笔雄壮绘画卷  万里寻梦颂昆仑

作者：徐荣斌

       当一部以车轮为丈量工具、以边关为书写对象的纪实散文在周至文坛掀起热潮时，张常良的《走边关》已超越了单纯的“游记”范畴。从文艺批评的视角看，它是“行走写作”与“家国叙事”的完美融合，既是作家以身体实践完成的“存在主义式书写”，也是用文字为边疆大地立传的“地方志书写”。初读此书，周明先生的题字与张荣信先生的序言如两翼牵引，让人随作者的车轮碾过雪域高原的冻土，在布达拉宫的金顶下仰望信仰，在昆仑山的褶皱里触摸历史，字里行间的雄浑与赤诚，恰似一曲用生命底色谱就的“大地之歌”。

       全书以“万里寻梦边关行”为总纲，按行程划分为九篇七十余章，从陕西出发，经四川、西藏、新疆，再沿河西走廊返回家乡，形成一个闭环的行走路线。这种以地理空间为线索的结构，让读者仿佛跟随作者的车轮，在“斜峪关遐想”中触摸历史余温，在“二郎山露营”中感受旅途艰辛，在“布达拉宫仰望”中体悟信仰力量，在“昆仑祭英灵”中震撼戍边情怀，在“独库公路穿行”中惊叹山河壮美——每一章都是一处风景的定格，每一篇都是一段旅程的沉淀，地理的跨度与内容的密度相互映衬，展现出“用脚步丈量国土，用文字记录山河”的创作诚意。现在想从文艺批评角度透视张常良《走边关》艺术价值：

       一、行走的诗学：以存在主义实践重构散文的“在场性”

       现代散文理论中，“在场性”是纪实写作的核心命题——它要求作家以身体介入对象，让文字成为“现场的残留物”。《走边关》的震撼力，正源于作者将“行走”升华为存在主义式的生命实践。从目录可见，“竹巴龙到左贡”的崎岖、“怒江峡谷怒江桥”的险峻、“大雨滂沱翻达坂”的艰难，构成了一条“用疼痛标记的路线图”。

       “夜宿通麦”一章堪称“在场写作”的典范。作者没有渲染通麦“天险”的传奇，而是聚焦暴雨夜卡车陷在泥沼中的细节：“车轮陷进泥潭的深度，刚好没过半个轮胎；雨刷器徒劳地摆动，玻璃上的泥浆像抽象画；驾驶室里的温度计从5℃降到2℃，呵出的白气在方向盘上凝成霜花。”这种带着痛感的记录，恰是萨特“介入性写作”的鲜活注脚——作家不仅是观察者，更是“被环境裹挟的存在者”。当“露营桑桑镇”中描写“头痛欲裂时看星星，每一颗都像悬在头顶的冰锥”，当“伤情哈密”中坦陈“连续驾驶18小时后，视线里的公路开始扭曲成麻花”，这些超越“观光视角”的生命体验，让“万里边关行”成为一场存在主义的精神修行：行走不再是简单的位移，而是用身体与土地对话，用疼痛确认存在，最终让“爱国”从抽象的抒情变为“车轮碾过界碑时的震颤”这样具体的生命感知。

       二、凝视的美学：以现象学还原激活山河的“原初性”

       现象学美学强调“悬置预设，直面事物本身”，《走边关》对边疆风光的书写，正是这种理论的生动实践。作者摒弃了传统游记中“先入为主的想象”，以“纯粹凝视”捕捉山河的本真面貌。“然乌湖，我看了一个寂寞”的标题便充满现象学意味——它拒绝用“壮美”“秀丽”等概念框定湖泊，而是呈现“看”的行为本身：当期待与实景碰撞，“寂寞”成为最本真的感受。

       这种“还原式书写”在“天路十八弯——剪子弯山”中尤为精妙。作者没有堆砌“险峻”“壮观”等形容词，而是聚焦弯道与光影的关系：“上午十点，第三个弯道的阴影刚好切成三角形，把吃草的牦牛分成明暗两半；正午时分，阳光垂直砸在路面，每一道弯都像被烧红的铁丝勒在山梁上；傍晚的风带着雾来，弯道在暮色里变成一串模糊的省略号。”这种对“事物本身”的凝视，让山河摆脱了符号化的想象。同样，“姊妹湖”的描写拒绝“高原明珠”的陈词，而是记录“两汪湖水在阳光下的温差：东边的湖水温12℃，西边的8℃，因为一个朝南、一个朝北；湖边的鹅卵石，被湖水冲刷出的纹路像藏文的咒语”。正如梅洛-庞蒂所言“世界通过身体向我们显现”，作者用“徒步者的凝视”取代“游客的取景框”，让然乌湖的“寂寞”、剪子弯山的“弯道阴影”、姊妹湖的“水温差”，都成为未被概念污染的“原初经验”，最终在读者心中激活对山河的“第一次感动”。

       三、他者的颂歌：以平民视角完成对“英雄叙事”的解构与重构

       传统边塞文学中，戍边者多被符号化为“高大上”的英雄，而《走边关》以“平民化叙事”完成了对这一形象的解构与重构。在叙事学理论中，“聚焦”决定了文本的价值取向——作者选择“平视聚焦”，让戍边战士从“神话”回到“人间”。

       “昆仑山巅祭英灵”两章的叙事张力，正源于对“英雄祛魅”的深刻实践。作者不写“牺牲的壮烈”，而是聚焦烈士遗物的细节：“陈红军烈士的笔记本里，夹着没吃完的奶糖，糖纸已经被汗水浸得半透明；肖思远的头盔上，有一道3厘米的划痕，边缘还沾着昆仑山的沙砾；王焯冉的水壶，底朝天放在墓碑前，里面的水早就蒸发干了，只剩下一圈圈盐渍。”这些剥离了“英雄光环”的日常物件，比任何颂歌都更具穿透力。在“班公湖遐思”中，对守湖战士的描写同样打破刻板印象：“战士小李在湖边洗袜子，肥皂泡漂到湖中央，引来一群斑头雁；班长用石头在沙滩上画老家的院子，说等退伍了要种满月季花；他们给巡逻艇起名字，‘昆仑号’‘班公号’，其实就是刷了红漆的冲锋舟。”

       巴赫金的“狂欢化叙事”理论在此得到印证：当英雄开始洗袜子、画家乡、给冲锋舟起名时，他们与凡人的界限被打破，“伟大”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把平凡日子过成界碑”的坚守。这种叙事让戍边精神从“宏大叙事”落到“具体生命”，当战士说“在这里站一天，祖国就安稳一天”，我们看到的不是符号，而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承诺，一个青年对土地的责任——这种“去英雄化”的书写，恰恰让英雄精神获得了更坚实的人性根基。

       四、时空的对话：以历史诗学构建边疆的“文化基因库”

       年鉴学派主张“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走边关》的历史书写正暗合这一理念。全书以“地理行走”串联“历史行走”，在“寒溪夜涨话古今”“宗山访古堡”“锡提亚迷城”等章节中，构建起一个多层次的“时空场域”。

       “定军山下缅武侯”一章的“互文性”写作极具深意。作者将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戍边谋略，与当代士兵“巡逻路线与七擒孟获古道重合”的发现并置，更记录下当地老人的话：“当年武侯的士兵在这里种玉米，现在解放军在这里种大棚蔬菜，都是让这片土地活起来。”这种跨越1800年的呼应，让“守土”的意义获得了历史纵深。“金沙江大桥今昔史话”则构建了更复杂的时空对话：1935年红军渡江的木船残骸、1956年通车的铁索桥遗址、2020年建成的钢桁梁大桥，三代桥梁在文字中形成“时空叠印”，而守桥战士“每天擦拭桥碑上的名字”的动作，则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

       法国历史学家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在此显现：边疆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活的博物馆，“宗山古堡的弹孔”与“边防哨所的监控探头”、“古格王朝的粮仓遗址”与“阿里的青稞种植基地”、“龟兹壁画中的商旅”与“喀什大巴扎的货车队”，这些跨越时空的意象交织，最终指向一个核心：边疆的历史从来不是断裂的，而是“守土有责”的文化基因在不同时代的延续。当“锡提亚迷城”的断壁与“叶城零公里”的路碑在同一视野中出现，读者看到的不仅是地理变迁，更是一个民族“用文明守护边疆”的精神传承。

       五、结构的艺术：以复调叙事完成“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平衡

       在叙事学中，“复调”指多声部的平等对话，《走边关》的结构艺术正在于构建了“国家叙事”与“个人叙事”的复调交响。全书以九篇七十余章的地理路线为明线，暗藏“家国情怀”与“个体体验”两条暗线，形成“车轮轨迹”“情感轨迹”“历史轨迹”的三维交织。

       “世界高城理塘”一章的复调叙事堪称典范。宏观层面，作者描写理塘从“茶马古道驿站”到“高原旅游新城”的变迁，记录光伏电站如何照亮藏寨、冷链车如何把牦牛肉运出高原；微观层面，则聚焦藏民达娃家的变化：“客厅里的卡垫换成了沙发，却保留着酥油茶桶的位置；达娃的儿子在县城读中学，课本里夹着寺庙的唐卡；一家人看电视时，既看藏语频道的新闻，也看汉语频道的天气预报。”这种“国家发展”与“家庭变迁”的对位，让“民族共同富裕”不再是抽象概念。同样，“喀什喀什”中，大巴扎的全景描写与商贩买买提的个人故事形成复调：“巴扎里的摊位从300个扩到3000个，维吾尔族花帽与义乌小商品并排摆放”的宏观叙事，与“买买提学会用微信收款，手机屏保是女儿在深圳打工的照片”的微观记录相互映照，展现出“边疆发展”在个体生命中的具体呈现。

       附录中“老爸的‘伟大壮举’”以女儿视角补充正文，形成“作者自叙”与“他人评述”的对话：女儿眼中“老爸出发前偷偷在车里备了速效救心丸”的细节，与正文“驾车翻越昆仑山”的豪迈形成张力，让“英雄父亲”与“普通老人”的形象同时成立。这种结构恰如福勒所言“散文的弹性”——既保持了“万里边关”的宏大格局，又不失“帐篷里的炉火”“方向盘上的冰花”等微观细节，最终让“家国梦”在“达娃家的沙发”“买买提的手机屏保”“父亲的救心丸”这些具体的人、事、物中落地生根，完成了从“宏大叙事”到“生命叙事”的升华。

       从文艺批评的维度审视，《走边关》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边疆的风光与故事，更在于它重构了纪实散文的写作范式：它证明“行走”可以是存在主义的实践，让文字带着身体的温度；“凝视”可以是现象学的还原，让山河摆脱符号化的想象；“叙事”可以是历史与当下的对话，让边疆的意义获得纵深；“结构”可以是复调的交响，让家国情怀在个体生命中扎根。当作者的车轮最终碾过“嘉峪关”“古北路”回到家乡，完成的不仅是地理上的闭环，更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精神的当代演绎——用脚丈量国土，用笔书写山河，用心体悟家国，这便是这部作品最动人的“文心”所在。

       （注：文中图片来自“周至县摄影家协会7月6日看望协会名誉主席张常良”视频截图）

作者简介：徐荣斌：男，57岁，高级教师。陕西省作协、诗词协会、编剧协会会员，中国德育研究会研究员，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周至县政协文史委委员、李二曲关学思想研究会理事、撰写《中学语文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的培养》《中学语文作文教学高原现象的研究》分别获2001年、2004年西安市科研成果一二等奖，2015年曾参加西安市小课题研究并结题，多次县级赛教中获奖，曾多次被评县级师德先进个人、模范教师、优秀党员，多年来，在《陕西教育》《当代中学生》《素质教育》《中小学教育》《教育学文摘》等刊物发表教学论文20余篇，创立了“三环五让绿色教学法”，在全校推广编写校本教材《竹韵润心》和作文选《春笋初绽》得西安市基教处定点项目予以印刷推广。文学作品出版代表作长篇小说《圣贤二曲》《延生观传奇》《向阳花开》及电视系列剧二十余部、百家碎戏百余部均在陕西省电视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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