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诗》
文/江中子
今天是星期一，上星期放假回家去的同学都已返回学校，学校今天恢复了正常上课与校图书室向理科班同学出借书。
课外活动课之时，我到学校图书室借了两本书：《伊利亚特的故事》和《克雷洛夫寓言》。前者是英国丘尔契依据古希腊荷马的史诗改写的，后者是俄国克雷洛夫的名著。我原来想借到荷马的原著的，落了空之后只能如此。
据说，荷马是古希腊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叙事诗人，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依据民间传说整理创作了两部空前绝后的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前者是壮烈的悲剧式史诗，后者是较轻松的喜剧式史诗，皆被认为是至今无法企及的、最可贵的世界文学遗产。
它们有各自的艺术特点——
《伊利亚特》的结构非常完整、人物性格异常鲜明、勾画出成千上万幅沙场血战的壮丽图景，在歌颂英雄的伟大的同时，又很巧妙的处理反战精神并深刻揭示了人类战争的大悲剧。
《奥德赛》的 特点除了其叙述方法——简洁明快，朴实崇高——与《伊利亚特》相同外，其余皆不一样。它的结构主要依据主要人物“奥得赛”的经历为线索的，描写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情景，歌颂了人类的智慧可以战胜自然、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精神。
荷马史诗的魅力——依据自己从前看过的零星片段和现在的这本故事，我是相信翻译理论家们的见解的——和一切伟大的艺术一样，绝不会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情节或内容而减低欣赏的兴趣。相反的，我们越是对它知道得清楚，越是能够体味出它在艺术成就的伟大。希腊人认为，文学作品要紧的不是用故事情节去震惊观众或听众，重要的是怎样把一个故事处理得十分完美，使人得到无止境的美感，看了还想再看，听了还想再听——荷马史诗确实是达到了这个要求。
当我借到《伊利亚特的故事》立即先睹为快，并由此推想原作的精妙，设想千百年来人们为什么会对荷马如此顶礼膜拜：荷马的伟大贡献不仅是创作出这两部巨作，更重要是由此影响了以后西方的许多诗人热衷于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并独自创作或民间编撰出成百上千的足以彪炳文学史册的杰作——如《伊尼特》（维吉尔）、《神曲》（但丁）、《浮士德》（歌德）、《失乐园》（弥尔顿）、《唐璜》（拜伦）、《叶浦盖尼 奥涅金》（普希金）、《罗兰之歌》（法国）、《尼伯龙根之歌》（德国）。可以设想，没有荷马史诗，就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出现这些诗人与作品，西方诗歌的版图就不可能如此辽阔壮丽，因此如何尊崇以至拔高荷马都不为过。
由此，我想到了我国的上古诗歌《诗经》和与荷马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屈原，心生赞叹的同时不禁惋惜：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创作出当时世界最为伟大的抒情诗和许多短小精致的叙事诗，但就没有一部伟大的长篇史诗（依现在的标准，《天问》只能划入短篇杰作）。这样伟大的史诗，至今也没有能够产生。咳！倘若我们中国有两部像荷马同等水准的史诗，而且产生在唐朝，我敢说：我们中国的诗歌必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歌，唐诗就是世界诗歌的顶峰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遗憾——我们为什么没有荷马、但丁那样的史诗诗人？我叩问天，长天不答。
于是我陷入沉思：为什么以后的诗人们没有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创作出《伊利亚特》《奥德赛》《神曲》《浮士德》《失乐园》，而仅仅只有自以为是“长篇”杰作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长恨歌》《琵琶行》（其实，它们也只能算是短篇杰作）等几篇呢？
我沉思的结果主要是：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以儒家为主的官本位文化，读书人——包括诗人——热中于做官，人生的主要目标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军国乃大事，琴棋书画为小技”——这样中国的诗人都是业余的——这包括屈原、李白和杜甫等。二是，缺少魄力与耐心。三是，社会政治文化都缺少自由民主的精神，文人作家诗人很难大胆的、随心所欲的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
以往的诗歌史已经盖棺定论，它辉煌也罢，遗憾也罢，皆已无可挽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重建诗歌的辉煌，补救前辈诗人留下的这一空白？这一崇高而艰巨的使命已经落到了当代诗人和以后一切立志献身于诗歌的人们的肩上——因此，为了中国诗歌的光荣，我要大声呼吁：
一切以诗歌为目标而非以官本位或其他为目标的诗人们进入到这个领域来！一切具有或愿意培养出非凡的魄力与耐心的诗人们进入到这个领域来！一切具有坚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民主精神的诗人们进入到这个领域来！这样的话，我相信经过我们一代或几代诗人的艰苦努力，必定能创造一个辉煌的叙事诗时代，创作出许多彪炳文学史册的史诗杰作——到时候， 当我们的子孙后代翻阅祖宗的诗歌遗产时，不会仅仅因为有《离骚》《天问》《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北征》《三吏三别》《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短小杰作而赞叹，而且还会更因为有许多如《荷马史诗》《神曲》《浮士德》同样伟大的由个人独创的长篇诗作而骄傲。他们将自豪地说：中国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也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
1980年4月7日
选自 《青春诗梦》（江中子/著）第3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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