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雨巷文学社

作者简介：

何与怀：文学博士。著名文学评论家。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后执教广州高校。1980年代初移居澳洲。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著述颇丰，出版多部文学评论集，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影响巨大。

参加夏儿新书《静静的海牙》发布会的同仁们合影

作家-夏儿

简论作家夏儿及海外新移民文学

——夏儿长篇小说《静静的海牙》发布会断想

作者：何与怀（澳洲悉尼）

何与怀博士与夏儿在《静静的海⽛》新书发布会上。2025.7.6

一.文如其人：《静静的海牙》是夏儿杰出的人格自画像

7月6日悉尼，在夏儿《静静的海牙》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淳子一不小心脱口把《静静的海牙》说成《静静的顿河》，从心理学猜想，淳子在潜意识里一定是把《静静的海牙》看成如同《静静的顿河》那样的杰作了。这是对夏儿最大的肯定。我也肯定夏儿，但我想说夏儿绝对写不出《静静的顿河》。说到肖洛霍夫这部作品，我非常欣赏它的英译书名：And Quiet Flows the Don。在Quiet Flows the Don前加上一个And，真是神来之笔。顿河安静地流淌，不舍昼夜，而它的周围，正在上演两次战争和两次革命，正在上演“红”“白”哥萨克之间的残酷杀戮，正在上演哥萨克青年军官葛利高里和他的女人阿克西尼娅的悲剧以及葛利高里一家在动荡年代中的变迁。1965年，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因为他“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而夏儿，你绝对不能期待她写出什么跌宕起伏大气磅礴惊天动地极其复杂的史诗般的作品，写出什么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或遗臭万年的大奸大恶者。夏儿觉得，宏大叙事固然重要，惊天动地的社会事件与历史，有能力的作家会把它们记下来，而小人物小事情在她眼里是同样的珍贵。她在写作中发现，藏在记忆深处打动她的，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与轰轰烈烈的事件，却是是一些生活中的小片段。一切生活中小小的掠影都会深深牵动她。对于她，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就是发生在人生中的大事，那是隐藏着人性深处的上帝创造人类时小心地放进的最伟大的美，最值得被记录下来。这就像她在《静静的海牙》所记录的。夏儿说：

“人们惯于忽视弱者，而弱者有时却比人们想象的要强大……想想，有什么比这更宝贵；一个受尽人生沧桑折磨，却最后一刻还在温柔地祝福他人的灵魂，有谁比他更接近上帝？我们应该像对一颗从大海打捞的闪闪发光的珍珠那样珍视这些人的心，维护它，传给下一代。作为作家，我希望自己能发出时代所需要，温暖人心的声音，但发现自己能做的只是尽量把藏在最深处的话说出来。”（夏儿：《关于我的写作》，悉尼《澳華新文苑》第1216期）

在《静静的海牙》封底，印了淳子几行字，说这部作品“模糊了纪实、小说、散文、诗歌的界限”。淳子把她之所以肯定夏儿的一个原因早就说出来了。的确如此。而这正是夏儿小说的特色。这让我想到高行健于1989年在法国完成的《灵山》。当然，《灵山》走得更远。高行健自己也说：《灵山》是以人称替代人物，以心理感受来替代情节，以情绪变化来调整文体，无意叙述故事又随意编造故事，类似游记又近乎独白。（高行健：《文学与玄学.关于〈灵山〉》，《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页176)。有人批评《灵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小说，不是现代派小说，更不是传统小说。对此，高行健满心欢喜，觉得这简直是极大的赞扬。

夏儿的《静静的海牙》继续她第一部长篇小说《望鹤兰》的风格——小说散文化，无拘无束，空灵诗意，情感细腻，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记得《望鹤兰》书稿提交南溟出版基金时，我作为基金的一个评审，一开始就非常肯定这部作品。在她修改期间，我一再建议她改得更散文化些，更诗意，更空灵。这更适合她的性格气质。2008年，书出版，获得一致好评。著名文学评论家郜元宝教授赞叹地说，夏儿也是一位“成名之前就已经成熟的作家”。在艺术技巧方面，郜元宝说，夏儿的特点是杜甫所谓“放笔直干”，于无技巧中见技巧，仿佛铁笔空中一挥，凡所触着皆成鲜活意象。郜元宝很纳闷夏儿平日所思所学如何有此造就，只好“偷懒地承认这是一种天才”（郜元宝，《不只是舔痛——评夏儿长篇新著〈望鹤兰〉》，悉尼《澳華新文苑》第320期）。我当时的评论，标题就是，“空灵诗意的《望鹤兰》：夏儿展示高度文学化的文学真实”。前两年，我把文章放进《嬗变——“四十千”纸上足迹三十年》一书，最后加了一句话：“2023年，夏儿又写就另一部长篇：《静静的海牙》，她在慢悠悠地修改，大家都在期待，很吊胃口，相信又是一部杰作。”

我对我的“相信”很有把握。是的，有些作家，写出第一部成名作之后，后面的跟不上了，但夏儿不是这种作家。她这个人，在生活上迷迷糊糊，还病歪歪的，有时甚至晕倒，但在艺术真谛的追求上，她的小说如同她的画作，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人的感悟力、理解力、剖析力。她就是多年引而不发，一发惊人，而且好像不经意地。现在，《静静的海牙》出版了，果然又是一部杰作。这部作品夏儿没有申请南溟出版基金，如果申请，评审们会认真研读，也许会获得通过，虽然2006年《望鹤兰》已经获得赞助，但再一次获得不是没有先例，海曙红、辛夷楣以及新西兰的艾斯都先后两次荣获南溟基金赞助。

阅读夏儿小说，我马上想到中国老话“文如其人”。法国作家布封(Buffon)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译成中文是“风格即是人”或“风格即人格”，意思是，作品风格，尤其是文学作品的风格，直接反映了作者的人格、个性、思想和情感，反映了我们常说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确，文如其人，夏儿的两部长篇小说都可看作她心灵的传记或曰人格的自画像。

二.献给父亲的《静静的海牙》也是夏儿向普鲁斯特的致敬

那么，文如其人的夏儿，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在其三观影响下的写作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注意到，夏儿是把《静静的海牙》“献给亲爱的父亲”的——她在书的扉页上这样写着。

夏儿的父亲：香港作家曾进奎先生

夏儿的父亲年青时是革命者，是游击队文化教员，是党报的编辑，但由于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有“历史问题”，因此被下放到广东佛山市华英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她父亲一生最爱的书是唐诗宋词，外国文学则是《日瓦戈医生》，看了无数遍，这微妙地反映了他的内心深处。在教育岗位上，父亲是远近有名的老师，培养了很多优秀学生，但最终还是由于发言直率，再次受到组织迫害，心情非常恶劣，最后离开大陆，也总算逃过了文革大劫。父亲深深悔恨自己走错了路，浪费一生。

夏儿（左1）和她的爸爸、妈妈、嫂子、哥哥、妹妹

童年的忆记会在心灵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夏儿小小年纪时父亲就对她们兄妹要求非常严格。要她和哥哥学习唐诗宋词，兵车行、长恨歌、琵琶行、木兰辞等等，她和哥哥都能倒背如流。父亲出走香港之后，夏儿很早就失去父亲的教育和保护，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但父亲对文学的热爱已是夏儿生命的基因。在没有父亲指导的情况下，她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经典作品，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多年以后，开始成熟的她投入了文学创作。夏儿说，她的文学生涯与父亲有密切的关系。父亲在香港是一个作家，写连载，出版过书，但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从小离开的女儿，居然继承他的热爱，也成为了一个作家。现在，她把《静静的海牙》这部小说献给父亲，以纪念父亲永恒的爱。

夏儿深情地追忆父亲生前长期一直给她写信，教育她要善良正直，弱者自爱，还要爱人，这深深地进入了她三观的基础。我注意到，《静静的海牙》的引子，特别描写了两只小猎豹。它暗示了小说内容：爱的纠缠，其中包含亲情、爱情、友情的纠缠，包含了命运给人生造成的遗憾，包含了艺术与生活之间关系的思考与困惑。这部小说里面几乎所有角色，都逃不过这种命运。大部分是弱势群体，被命运践踏，包括主角。

我也注意到，夏儿在她的写作感悟里，一开头就专门提到以“追忆”著称的意识流鼻祖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如果梵高在绘画上是夏儿的偶像，那么在文学上这位二十世纪法国伟大的小说家便是她的偶像，夏儿以《静静的海牙》向偶像致敬。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夏儿在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之前，就听说这个人的写作非常奇特，随意地把不同风格的东西放进小说中，诗、散文、报道、评论……创造了新的写法。他的“随意”，其实正是高明之处——普鲁斯特让形式看似松散，实则服从于“记忆的流动”这一主线。这启发了夏儿，给了她灵感与勇气，也随意发挥。夏儿觉得自己观察、感受事物的方式，“天然与普鲁斯特接近”，觉得自己细腻，纤弱，神经过敏，有时激烈极端，近乎病态。

夏儿发觉自己与普鲁斯特同病相怜，一样虚弱多病，但两人的境况又很奇特地如此不一样。有一种母爱——母亲的操控和不能抗拒的关怀——会让孩子窒息，这很不幸落在普鲁斯特和她母亲的身上。而夏儿，她一直追寻父亲的影子，寻求父爱。她七岁那年，父亲离开，再见时已经二十四岁，此后直到父亲去世，见面加起来不足一个月。夏儿是一颗孤独柔弱的小草，在背阴的石缝里艰难生长。

阅读普鲁斯特，夏儿深深感受到：“生命只是一连串孤立的片刻，靠着回忆和幻想，许多意义浮现了，然后消失，消失之后又浮现。”“当岁月流逝，所有的东西都消失殆尽时，唯有空中飘荡的气味还恋恋不散，让往事历历在目。”“回忆中的生活比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更为现实。”“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景观，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引自夏儿在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中译本封面

夏儿领悟了：写作是一种抵抗遗忘。把稍纵即逝的瞬间转化为永恒的文学，也是文学的目的之一。虽然这并不是普鲁斯特的原话，但却是非常“普鲁斯特”的。在他“抵抗遗忘”的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深刻探讨了时间的流逝与记忆的复苏。在此书结尾，普鲁斯特提出了艺术的任务正是揭示这些隐藏于时间之下的真实感受。关于瞬间与永恒，他认为某些感官经验可以唤起“非自愿记忆”即“无意识记忆”，让过去在当下复活。而写作，是将这种复活“固定”下来的一种方式。是的，“过去并未消逝，它只是被掩埋；一旦被触发，就会全然复活。”夏儿确信，并写出了。在她这部二十三万字的小说中，夏儿展示了女主人公画家舒玉从青春到暮年的各种生活碎片，抒发出自己各种感慨、思考及冥想，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这是了不起的“复活”。天然与普鲁斯特接近的夏儿说：

“在我，人生像一场由梦想，欢乐、幻灭、沉沦、绝望、再觉醒组成的连续剧。生命是一条浑浊的长河……写作，就是在追忆中，在再创造中，在幻想与虚构中让这条河变清澈。找出亮点，把它们串成一条发光的珠链，向人生交功课，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挑战。”（夏儿：《关于我的写作》，悉尼《澳華新文苑》第1216期）。

三.关于“新移民文学”及其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夏儿是1989年移居澳洲的。在1989年前后那几年，中国出现新移民大潮。那些新移民里，大多是大学毕业的文化人，他们在文革初期，曾卷进“全国大串连”的狂热中，现在出国便戏称之为“世界大串连”，他们中的作家写出的作品被冠以“新移民文学”。和世界各国华裔新移民作家作品一起，夏儿的小说《静静的海牙》，以及《望鹤兰》，也可被称之为这种新移民文学。

何与怀博士与陈思和教授再会于悉尼2011.5.16

有一个观点，说新移民作家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海外军团”，新移民文学实质上是一种“离境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延伸”，可看作中国当代文学富有新质的组成部分，有足够的依据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事实上，1999年，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他出版的令学术界耳目一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就专辟一章“新的写作空间的拓展”，其中的第三节“中外文化撞击的空间”就以海外新移民作家及其创作为研究对象，率先将严歌苓、高行健……等新移民作家的海外题材创作纳入研究视野。但是，将新移民文学从“海外华文文学”中离析出来这一文学史处理方式，特别是把新移民文学看作是一种“离境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延伸”，不能不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有一些学者，例如中国海南师范大学的毕光明教授，他们赞成把新移民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组成部分，是着眼文学批判历史和剖析人性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审美作用，可以更有利于发掘它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更有利于发挥它的社会与审美作用。毕光明教授说，新移民小说的写作是创作主体在跨文化场景中视界融合的产物，将其置于中国当代文学中呈现出新的色谱，效果是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给中国大陆作家以艺术启示，也挑战和修正了大陆作者的期待视野。他还认为，随着中国大陆作家和读者的视野拓展，新时期文学在本土上也能实现处理中西文化冲突的经验，但新移民文学即使随着创作主体异域经验的加强而质地翻新，大陆中国当代文学的与之融汇仍无窒碍。（毕光明：《中国经验与期待视野：新移民小说的入史依据》，《南方文坛》，2014年6月）。

何与怀博士与毕光明教授摄于世界华人作家笔会2025.5

毕光明教授的这个期盼不错，但可能是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特别是在当今的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状况下。

大家知道，1979年，文学研究者、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一部英文巨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被译成中文出版。就是他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直接推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重写文学史”运动。这个运动打破了自延安整风以来文艺路线的思想窠臼，不但让张爱玲、沈从文这些文学大家重见天日，更促使中国新时期文学大繁荣（参阅拙文《保卫文学：从夏志清评张爱玲两部作品谈起》，收进笔者《世界华文文学评论集（上卷）》，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影视集团，2025年5月，页2-28）。

夏志清教授英文巨著中译本《中国现代小说史》

何与怀博士《世界华文文学评论集》封面

而现在，中国又出现了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要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要求呢？可以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的一篇文章一窥端倪。在她的作为头条刊登于北京《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的《“重写”百年文学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一开头，她开宗明义：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思考和推动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了当代性契机和理论资源，为重新建构百年文学史叙述的新形态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说，这也是21世纪展开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研究实践的主要理论基础。”

她的文章这样结语：“从这样的高度来思考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挑战的不仅是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将是人文学的想象力。”

贺桂梅书记这两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确。这样的“重写文学史”如果得以实施，中国当代文学会走向何方？努力迎合因而“荣幸”地被收编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新移民文学”，又将会出现何种状况？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2025.7.8写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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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