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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胡东泰，字泰然，1959年出生，甘肃省秦安县人。中共党员，一九八三年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汉语言文学学士；兰州大学区域经济在职研究生毕业。被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仲裁学院聘任为兼职研究员。工作期间曾在市级党政办从事文秘工作，并长期在多个市政府部门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先后发表有关区域经济、政府法制、李白与杜甫研究的论文多篇，亦发表人文地理方面的诗文数篇。现居西安市。
诗仙诗圣咏诗传
南郭古刹声名远
泰 然
天水地处陇右，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自古以来为华夏名郡名州，地灵人杰；先哲圣达代不乏人，英雄豪杰，人才辈出。天水郡最早设郡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由陇西郡析出设天水郡的，至今已有近2300多年的建城史。地处天水城南山慧音坳的南郭寺，早在隋代以前就名扬天下；南郭寺内的隋塔更是久负盛名，是陇右传播佛教文化的一方圣地。盛唐时期的著名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先后题有咏南郭寺的两首五律诗作。此真可谓是：千年古寺传佳话，千秋古城颂李杜。现就“诗仙″和“诗圣″的两首传世名作及其相关事略简述如下
李白的《南山寺》诗曰:自此风尘远，山高月夜寒。东泉清澈底，西塔顶连天。佛殿灯常灿，禅房香半燃。老僧三五众，古柏几千年。
太白这首五言律诗不载《李太白集》和《全唐诗》。据清朝乾隆二十七年( 176l年)编纂的《直隶秦州新志》中载:太白此诗曾镌刻在南郭寺一石碣上。又据甘肃方志馆原馆长张维(1889一19O5)在其著《陇右金石录》中提到:早在宋代熙宁六年(1073 )，南郭寺僧人惠宝在主持维修南郭寺院、修复隋塔时发现了李白的《南山诗》，随即抄录，辗转流传。可见李白此诗在宋代以前便久负盛名。但令人遗憾的是，南郭寺中的隋塘历经千年风雨，虽有后世多次维修，但最终还是在近代民国时因地震而倒塌了。那么，此诗是否出自太白之手？太白又是何时到过南郭寺？众说纷纭，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史料证明，这也就成为千年之谜了。
这里不得不就李白的“故乡″问题先说一些。无论从哪方面讲，陇西主要包括今甘肃天水、特别是秦安，是李白祖先生活的地方，说是“李白祖籍地″更合理；一九二五年清甘肃清水县出土之李虎墓誌铭云：“公陇西成纪人，厥生树下。而因李姓焉。”此段文指李白出生时指门前李树而取姓；太白自称陇西成纪人，而实则长于蜀地。至其之世，则唐李阳冰云：“白、武昭王九世孙；蝉联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條支，易姓与名。（革堂集序）唐范传正云：“隋末多难，一房被鼠放碎叶。流离散放，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放属籍。”（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亚吉尔吉斯坦碎叶城是唐朝属地，是李白出生的地方，但并没有长期生活，自然不能称为“李白故乡″，说它是“李白出生地″比较准确；而四川江油是李白“长期生活的地方″，又不是他的出生地，也不能称为“李白故乡″，当初李白居住过的房舍院落，自然可称为“李白故居″；至于湖北安陆，李白虽然安家在哪里，但也不能称为“李白故乡″，他住过房舍尚可称之为“李白故居″。那如此说来，李白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故乡″呢？其实不然。因为“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种人文、文化、文学、心理概念，更是一种一个人精神上的概念。从地域的角度讲，陇西成纪、天水成纪、秦安成纪是李白祖籍地，是人文、文化、追祖、精神等归属意义上的故乡。李白因家世有难言家隐之谜，这也直接导致李白因其父辈出身商人而无法应举、考进士、入仕为官。成为他想通过正常科举入仕的最大阻碍，但天水和秦安成纪始终就是李白血脉和精神上的故乡，这是有史有据的。如李白青年时走出蜀中在荆州时，为拜求时任荆州长史韩朝宗，并想请韩朝宗（时称韩荆州）举荐地，他特意给韩荆州写了一封自荐长信《与韩荆州书》，信中他明确地告诉韩荆州：“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纵观李白一生，他给后世人留下了好游名山江湖，豪放潇洒，行侠仗义，问道求仙，喜结时贤，善交诗友，干谒求仕等表面印象；其实不然，他自青年至晚年更多的是经历了无数曲折起伏的心路历程，诸如：隐忍、隐痛、委屈、苦闷、忧愤、挣扎、不低头、不退却、不自弃、不认输、上下求索、忧国忧民、世处求生、到处碰壁、大志难酬、死未心甘！李白生前身后也一直被誉称为“诗仙”或“谪仙人”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李白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超群拔萃的社会贤达,更是一位胸怀天下，以苍生为念，以济世为任，胸有大志，包举宇内，一腔热血，一身正气，一心报国的大丈夫！而他赋诗著文，仅仅是他人生的强项之一而已。
从诗人角度讲，事实上作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故乡，恐怕绝非凡俗之人可眷恋的故乡。尤其是对天才诗人李白而言，能够安放他的理想、心灵和精神的地方，都可说是他的故乡，包括有山、有水、有酒、有月、有梦的地方……从这个意义说，诗圣杜甫的故乡只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而诗仙李白的故乡则有多处，这也又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大诗人的最大区别之一。
现在先看李白的这首《南山寺》诗是如何写的。从全诗内容看，太白不仅到过南郭寺，而且还夜宿南郭寺。他不是从内地来，而是从远道风尘仆仆而来；他投身古寺，时逢秋寒；他寄宿古寺，山高月圆；身回故乡，彻夜难眠。他到了寺中见澄澈见底的北流井泉；他也仰望过寺内隋塔顶连青天；他早晚也目睹了那如来佛座前永不熄灭的灯灿灿；他也看到了寺僧房里的香烛己处半燃；他也了解到寺里只有三五个老僧在周旋；他更仰观了一番几千年的古柏森森然。这首诗直奔主题，直白描述，把南郭寺内外的环境景观、人物、植物、情景等描写的既真实，又生动；既栩栩形象，又可亲可敬；东泉有清泉而活；隋塔因凌霄而活；佛殿因灯而长明；禅房因燃香而沁脾；古寺虽不大也不小，有三五个寺僧不多也不少；更有那几株古柏经千年风霜依然郁郁苍然。仅观太白此诗，亦可神游南郭寺也！试想:若非大诗人大手笔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吗？若无亲身感受，能把南郭寺写的如梦幻之境，如佛仙之境吗？若无思乡之深情，能对南郭寺有如此的深情眷恋吗？
此诗首句就以“自此风尘远，山高月夜寒″交待自何而来？是何季节？是他在何年龄段到过此寺？诗中并未表明。但李白是在以孤悬空中的明月与自己当时所处南郭寺的孤独境遇作强烈对比，这种直抒胸臆，开门见山的写法也非常符合他的性格。但不妨可推想:这也许是他幼年随父自碎叶而回故乡秦安，又在经天水赴蜀中时，夜宿南郭寺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后来凭年幼时印象写下此诗也符合情理；还也许是他青年时期漫游，回过故乡秦安，游南郭寺而留下题诗也是有很大可能的；又因李白自青年时代离家，数十年里漫游过许多地区，仅前后有三四次就在京城长安待过，那他不得志时回故乡秦安、天水游访更是合乎情理的；因李白很重道义，很重友情，更是很重乡情，所以，他在仿南郭寺时自然要题留诗作。李白临终前，他的叔父李阳冰在整理编印李白诗《草堂集序》中就明确指出：“身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令所存也，皆得之他人焉。”后来，仅自李白卒后二百三十六年后的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至宋神宗元丰三年(l08O年)的近百年内，由当时名家整理编印的李白诗刊本就多达十几种，其中不排除收集过太白的《南山诗》。当然，天水毕竟地处陇右，有关山阻隔。李白漫游所到之处都有留诗题咏，当年题诗留存南郭寺也是符合情理的。由前面已提到的，宋代熙宁六年(1073年)张维著《陇右金石录》中提到的，南郭寺僧惠宝在修复隋塔时发现并抄录了李白的《南山寺》诗；后来又由寺僧将此诗刻在石碣上、并置于塔上的史料实据也足可认定:此诗应该是太白之作无疑。试想：若不是著名的大诗人，那谁的题诗还能被刻在宝贵的圆顶的石碣之上呢？因此，李白的《南山寺》诗不仅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了千年前南郭寺的历史悠久、幽静典雅，而且意蕴深沉，借景寓情，暗含了诗人“自此风尘远″的隐痛隐忍之情。明代的胡应麟曾称李白的这类山水游览之作是“写景入神″。《南山寺》的关键在于：首句不用比兴，单刀直入，直写胸臆，这也很符合李白诗的特征。可以说，南郭寺及内外景物很快就触发了李白的创作激情；南郭寺内外客观景象，也最能符合他在特定环境中的特殊感受。诸如诗中“远″离“风尘，山高月小，高有古塔，低有清泉；内有佛殿禅房及灯香常伴；人有老僧几位，树有古柏几千年。这些生动形象的描绘，富于传神，都寄寓或赋予了他深厚的思想感情。太白诗中以：“古柏几千年”作结，可以说是写出了南郭寺最具特征的物象。自古以来“南山古柏”是天水古城的“八景”之一，南郭寺院中植有多株古柏，至今有其中有一株”春秋古柏”，沐浴两千年五百年风雨仍峻挺苍劲，如龙凌空；老柏三枝同根；有两枝分倾的树洞之中寄生出一枝号称小叶朴树，树龄也有近五十年了；这种“古柏抱新朴，枯荣共生共茂”的奇观，在海内外的古柏树族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因此，可以说太白此诗绝非是闲情逸致或矫情之作。因此，称此诗为“神品″，是名副其实的。
下面，再说杜甫题咏南郭寺的名作《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二曰: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临飒然。杜甫于七五九年夏天，弃官离开京都长安，“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他挈家背井离乡，到秦州今天水，来投奔侄子杜佐，迈开了他一生最后一个时期:漂泊西南的艰难困苦时期。当年，杜甫就住过南郭寺。杜甫咏南郭寺的诗先写清楚南郭寺的地理位置，点明寺内的”北流泉”和“老树”古柏；然后又交待时在秋天夕阳西下时“秋花”在“危石”之下犹生机盎然；晚霞映在“卧钟”之前；最后又由景生情，情不自禁地发出身处异乡、生计无着的凄凉盛叹。此诗全是景语，更含情语；诗的前两联中所记的景物，至今尚存；杜甫和李白所咏的景物都大致相符。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二人同处盛唐时期；二人在天宝三载首次在洛阳相遇，次年又见过，之后在无相会过；但二人有诗赠往来。李杜二人相同的是都有过求仕坎坷，备受屈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人生遭际；二人所不同的是:杜甫比李白人生经历更凄苦，他们虽是最好的诗朋相知，但因时势变化，盛唐趋衰，二人所写的南郭寺的诗作有明显不同:太白此诗清新明快，自然畅达，赋景寓情，不加雕饰；少陵此诗沉郁忧怀，赋景含悲，感慨时世，前程未卜，诗境凄凉。杜甫被后世人称“诗圣”、诗称“诗史”，仅观杜甫咏南郭寺此作，即可知道:杜甫以诗言志，造诣超群，志趣虽高，但生不逢时；大半生还颠沛流离中求生存，纵被誉为“诗圣″，无奈其诗中总是言志缘情，字字泣血，声声含泪；其诗擅长七律，最擅五律；其诗风厚重沉郁，忧患意识，风雅比兴尽在诗中，现实主义精神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从他在秦州期间三个多月，写了一百二十多首诗中也可以完全理解到的。
杜甫在秦州时，也许他曾在南郭寺寄住过一段时日；也许他还看到过李白的题诗；因此时他流寓在秦州，而李白正在被流放在去夜郎的途中；他虽身处因境，仍牵念着老兄长、老诗友李白，竟一连三夜都梦见过与李白相会；他这种惺惺相惜的、深厚情谊，真是古今少有，更是令人敬佩！这里仅附杜甫在秦州梦李白的两首诗作：《梦李白二首》，其一，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其二，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员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正如霍松林先生论及杜甫陇右诗时所言:治中华诗歌者，无不注目唐诗；攻唐诗者，无不倾心杜甫；而读杜诗者，又无不向往秦州也。老杜尚无秦州之山水胜迹以发其才藻，固无以激扬创作之高潮；秦州倘无老杜之名章隽句以传其神韵，又安能震荡海内外豪俊之心灵，不远千里万里来游兹土，以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乎？(《天水诗圣碑林序》)。
对于李杜其人其诗，自唐以来论者甚多，不再赘述。但对李杜二人先后所咏南郭寺诗作，却能让我们顿生可敬可念感。
对于后人如何读李杜诗？如何学李杜诗？自唐以来论者甚多，评价很高。早在中唐时，大诗人白居易在《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曰:“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共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白乐天此诗则共赞李杜二人传世不朽的诗篇，与当时大文豪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一起，成为对李杜诗歌伟大成就的确评。正如南宋著名学者程大昌在《考古录》云:白乐天题李杜诗卷，历叙二公流落而诗名动四夷者，末乃曰“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此欧公所谓非诗穷人穷而后工者也。″李白的飘然超世之心，写作技法的大巧自然都使曾巩倾倒不已，发出了“自惭才力薄”的感叹。北宋曾巩有《谒李白墓》诗曰：世间遗草三千首，信矣辉光争日月，依然清爽动山川。曾元近属持门户，空有鎯人拂几筵。顾我自惭才力薄，欲将何物吊前贤？再引一则《永乐大典》卷一“诗.诗话六十五″的评语:“李太白才气高迈，故其诗多乘兴而成，清丽痛快，洒落有余，而沉郁顿挫处却不足；杜子美工夫缜密，故其诗多是苦思锻炼而成，穷达悲欢，各尽其趣，庄重典雅，山野富丽，浓厚纤巧，随其所遇，各造其极。后之人学杜不成，犹在法度之内，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学李不成，出规矩之外，所谓画虎不成，及类狗也。″因此，仅就李杜二人咏南郭寺二诗而言，我们在欣赏、赞美其诗的同时，更应体悟:他们千里迢迢来天水、来南郭寺的所思所想；他们题咏南郭寺的诗，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水之作。他们生逢大唐盛世，身怀济世之才，却不为世用，四处求生，颠沛流离；上下求索，忧国忧民；他们是真的先贤圣达！对他们人生的不幸遭遇，我们后世人理应寄以深切的同情人与崇高的敬意！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跡，我辈复登临″(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千古名刹南郭寺久负盛名，李杜留诗永与南郭寺共存。李白曾自比虚构的大鹏鸟，杜甫曾自比虚构的凤凰鸟，两种飞禽都不是自然界中真实的凡鸟之类；大鹏鸟是李白一生想功成身退后“出世”的自由象征，凤凰鸟则是杜甫一生想“奉官守儒”而“入世”的自进象征；他们二人都想“济世”，都想报效朝廷，都想拯救危机四伏的大唐盛世。李白、杜甫一生一世的忧国忧民之大志，已化作成倾诉向人间的善美声诗万代流传。南郭寺及其钟磬、古柏、泉流等从未静寂过，因自许大鹏的李白、自许凤凰的杜甫，千年前曾棲身过南郭寺；故南郭寺里也一直回响着：千年前“诗仙″和“诗圣″发出的大唐之音、大雅之音、大鹏之音、凤凰之音、醒世之音、济世之音！在南郭寺的古今名片上也早已留下了李白杜甫的大名！在天水名胜之处也早已刻下了李杜的诗篇；对李白杜甫、诗仙诗圣，天水世世代代的老百姓过去未忘记，现在没忘记，将来更是永远难以忘记的！
这是一座用语言重建的南郭寺！作者胡东泰（字泰然）先生的语言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学术考证是其沉稳的云朵，文学想象是飘举的衣带。读者既能触摸石碣的粗粝（考据），又能仰望塔顶的星辰（诗性），最终抵达的，是比砖石古刹更不朽的——那个用汉字垒砌的精神道场。
恰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千年水墨，以天水南郭寺为轴，将李白与杜甫的诗魂巧妙编织。笔锋游走于历史考据与文学想象之间，既严谨如金石考据，又飘逸似太白诗行。文章结构如古寺层叠的飞檐，先立寺之形，再塑诗之魂，终归于"诗心即归处"的哲思，层层递进，气象渐宏。
兼具学术精准与文学灵韵的语言，"梵音袅袅""沧桑意象"等词如古寺檐角风铃，叮当作响；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奏"之喻，则让抽象的诗学理论顿生乐感。最妙的是对"故乡"的诠释——不囿于地理疆界，而是直指文人心灵原乡，使李杜的漂泊与坚守都获得了诗意的栖居。
考据处如老僧补衲，针脚细密；抒情时似侠客弹剑，意气纵横。结尾"诗在，寺在；寺在，魂在"十二字，如古柏年轮般凝练，将物质文化遗产与精神传承的关系，道得通透又留有余韵。全文既见学者爬梳典籍的功夫，更具文人叩击千古的襟怀，堪称一篇有考据筋骨、文学血肉与文化魂魄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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