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家福嗲的三个偏方
文/徐建辉
回忆是一剂良药，有时能治愈心灵上的某些创痕。
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向往的天空已不再斑斓，而生活的帷幕上面，往往缀饰着抚今怀昔。
熊家福嗲，我家40多年前居住在乡下的一位邻居，有时会进入我的视线，勾勒起一段回忆。回忆曾经，让我变得韶华年轻；回忆过往，让我变得宽以诲人。
回忆福嗲，回忆他当年为当地村民所做的好事，所解的难事，件件称得上暗室逢灯，件件都可以洗涤我的心灵。
我还是孩童的时候，福嗲已接近花甲之年。在我印象中，他身材单薄，蜂腰削背，但目光炯神，磐石如坚。
福嗲的家其实并不住在我们这个生产队，尽管是一个大队，但他家距大队部有两里路，下雨天烂泥垮水。硬是为了方便村民百姓，他很少回家，便住在了整个村子的中心地带，即大队部，我家距离大队部仅隔一户人家。福嗲住在这里，从来没有闲着，反而整天鸡鸣而起，日有万机。
福嗲之所以每天行色匆匆，是因为他身上有几个偏方。
治疗毒蛇咬伤，让患者远离痛苦，摆脱生命危险，是福嗲造福乡亲最大的偏方。福嗲的“蛇法”，可以说在当时的半个南县，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时的农村，到处杂草丛生，野蛇出没，咬伤路人或正在田间地里干活的农人是经常有的。只要听说哪里有人被毒蛇咬，特别是带剧毒的蛇咬伤，福嗲总会背着一个医药箱子，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患者家。记得有一次，福爹上门治疗一个烂肉王蛇咬伤的邻居。只见患者被咬伤后毒性开始发作，不到几分钟时间，脚踝处肿得好大，小腿处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已处于迷糊状态。不及时救治，恐怕性命难保。福嗲来后，立即用绳子捆住患者的膝盖下面一点，然后用手挤伤口处的淤血，再用口不停地吸吮，把毒液排出来，之后用盐水清洗。这番操作后，福嗲打开药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蛇药，敷在患者的伤口处，用胶带缠绕。这段时间，福嗲每天会来患者家里1次，挤出毒液，清洗伤口，重新上药，直到康复。
记得第一次敷药时，福嗲口里不停地念着咒语。当时我年纪小，既不知道敷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念的是什么。但我知道的是，他敷的和念的能够挽救患者的生命。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肯定在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
多年以后，我知道了福嗲治疗蛇毒时所用的药为中草药，所念的咒语，是蛇法师傅传承下来的已有上千年的那套法术的东西。这套法术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是迷信，而是医者为了宽慰患者，人类所表达的一种语言形式，一种镇邪驱魔的意念，起到让医者有信心、让患者有勇气不惧病痛的作用。
福嗲治疗蛇毒的方法独特，所用的中草药，有的是当时医院没有的，只能自己亲自去外地山区采药，亲自回来炮制，一般时间为半个月。去外地采药，没有公费报销，没有他人驱使，累了自己承受，全凭一腔热血。每次出去一个空空的袋子，回来便装着整整两麻袋中草药。
福嗲的蛇法是从哪里学来的，已无从考究，但通过他治愈的人，我却知道不少。可以说，乡下人一辈子没有几个没有被蛇咬伤过，而在我们村乃至周边几个乡镇，绝大部分都是被他治愈的。
我记得福嗲治好患者后，每次只收取3块3，作为外出采药的车船费，或者遇到慷慨的，也只收取13块3。福嗲在治疗蛇毒方面的热心解难，在当时当地赢得了交口称赞。
凭自己的一技之长，一门偏方，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这里，福嗲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于生存的渴念，解读得淋漓尽致。
在当时农村，受到交通条件、医疗条件、经济条件的制约，被毒蛇咬伤后，想要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不留下后遗症，只能依靠和仰仗福嗲这种有大爱的人。
我想，中国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以真、善、美、爱、乐、新为主要内容的公益文化，就被福嗲无声地托举起，像一道彩虹，镶嵌在熟悉他的每个人的心间，一眼万年。
福嗲是读书人。父亲曾说过，解放前在私塾读过很多年的书，能文能武，出口成章，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只可惜生不逢时，怀才不遇，错过了时代浪潮，理想和抱负被无情的岁月拖拽。
福嗲爱讲故事，只要有三五个人围坐一起，他便会拿出展示他高超口才和记忆力的另一个本事，那就是讲故事。福嗲讲的故事并没有展示过他怎样救治蛇毒患者，怎样为邻里乡亲解除病痛方面的事，而是他阅读大量古典小说后，呈现出来的精彩的历史片段。
通过这些精彩的片段，像我等爱听故事的人，自然而然的对于生活当中的真善美和假丑恶，有了辨别的方法和见解，这也成为他给予村民的第二个偏方。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头几年，大多数农村是没有通电的，更别说能看上电视，我居住的石码头村1984年才通电。在没有电的年代，村民的娱乐生活十分匮乏，晚上除了邻里之间拉下家常，就只能是睡觉了。自打福嗲爱讲故事、会讲故事传开后，当年的石马头村大队部每到晚上，周边村民便早早的吃过晚饭，聚集在大队部前面的坝基上，等待福嗲讲故事。从岳飞抗金到杨家将，从水浒到聊斋……
第一次听福嗲讲故事，我当时只有六七岁，听起来似懂非懂。尽管没有完全弄懂，但福嗲的故事深入浅出，环环相扣，绘声绘色，精彩纷呈，仿佛置身于故事的世界里，如痴如醉。
印象最深的当属岳飞抗金。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岳飞积极响应朝廷的号召，展开了一系列抗金行动。他率领一支军队，号称岳家军，兵分两路，奋勇杀敌，一举击败金军。讲到最后，福嗲总结道，岳飞抗金行动不仅收复了大量失地，还极大地鼓舞了南宋人民的抗金斗志，体现了岳飞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爱国精神。
每次讲故事，福嗲都会拿着一个大茶杯。夏天的时候，一把芭蕉扇不停地驱赶蚊子，听故事的人往往忘了蚊子在叮咬自己。等到故事讲完，才发现大腿上面一个一个的圆包凸起，只能用手不停地去抓痒。
我最爱听的故事就是福嗲讲聊斋。那里面的鬼啊神啊，常常听得我不敢回家，哪怕只有一丁点距离，感觉鬼就在跟前，生怕碰到鬼后小命都不保。
福嗲讲聊斋，每次听完，我定会朝着我家的方向不停地喊叫，要妈妈快过来接我。那段时间听聊斋，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走这一流程。
长大后再回顾聊斋，才知道世界上并没有鬼，当时是虚惊一场。蒲松龄老先生写聊斋，是借鬼神世界反映现实社会，批判社会的不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福嗲的故事，伴我成长，故事中鲜活的养分，根植在我的心灵深处。透过故事，我知道了民族大义和浩然正气，知道了人生理想和勤勉奉献，知道了精诚团结和英勇无畏。
福嗲不仅会“蛇法”，会讲故事，他还很会写毛笔字。我不敢说他是书法家，但至少在我有限的社会接触中，称得上行家里手。他的毛笔字，行中有楷，楷中有行，如同他的性格一样，稳重而务实，理性且有责任感。
每逢过年，或者周边村民家有结婚、乔迁、寿诞、添丁等类似的事情，都会请福嗲上门写对联。每年秋收过后，农村家庭都有了余粮剩米，于是乎张罗着建房子、收媳妇。此段时间，福嗲也是忙个不停。我记得邻居几户人家收媳妇，他写在堂屋大门两侧的对联不是“行文明礼，结自由婚”，就是“婚姻欣自由，男女喜平权”。硕大的几个字贴在大门两侧，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除了堂屋大门贴对联外，还有婚房大门、窗户，厨房大门、窗户，别的房间大门、窗户，甚至连堂屋里面两侧，也有一幅大对联。也就是说，婚礼前一天，福嗲需要写10多副对联。
我专注过福嗲写对联的神情，他目光如炬，盯着纸，随着手小心翼翼的滑动，嘴角处渐渐弯出一抹喜悦。洗好后随手放置在阴凉处，等待晾干，1个多小时后，亲手把对联贴上墙。他不想别人贴，用他自己的话说，怕弄皱后影响喜庆的气氛。
先天写好了对联，第二天就是婚庆人家的正酒，这天需要人写人情簿，这也非福嗲莫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情簿，不像现在用水芯笔写，或者直接准备一个红包，全是用毛笔字写的，以此体现庄重和优雅。
福嗲写结婚对联，写人情簿，总有很多人围着，看他的字，看他专注的神情。当时只要我在场，尽管年纪小，肯定不会错过这大好机会。
写人情簿用毛笔，显得繁琐，手上时而还沾着墨，更觉得不卫生，这是我当年的不理解。后来我发现，使用毛笔字写人情簿，不仅能体现书者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还能让接受者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韵味和尊重。
现如今，写人情簿用毛笔字书写的历史，很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毛笔字的使用领域，或许跟不上时代节奏，但这并不意味着毛笔字被淘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像一方沃土，还需要我和后辈们继续深耕，使其枝繁叶茂。
透过福嗲笔酣墨饱的书法，以及蕴含深刻哲理的对联，让我看到了一位农村老人，饱读诗书，满腹珠玑，不拘泥于泥土的长者风范。他带给我们的，是物质生活上的精神给予，是精神给予上的智慧启迪，是智慧启迪上的人文关怀。
对待每一副对联的书写态度，对待每一个具体事物的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这也成为他滋养我们的第三个偏方。
福嗲身上还有很多偏方，比如小孩身上长疖子。我记得小时候农村绝大多数儿童、甚至青少年都会长很多疖子，我们当地称长了一身疖子的人叫“包公”，就是身上长了很多包嘛。
疖子长大后变成脓包，处理不及时，那个地方就会留下瘤子。如果长在脸上或者脑袋上，就会影响美观。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如果他的头上有几处小窝没有长头发，就是当年长了疖子变成脓包，没有及时得到处理留下的。
治疗结子或脓包，福嗲很有一套，只要到他那里打个疤，顶多换药两三次，疖子和脓包就会消散，不会影响毛囊的正常发育。每治疗一个长了疖子或脓包的人，胡嗲只收取3毛3，作为药品采购费，就是多给他也不会要，这是他一直恪守的原则。
福嗲一个人住在大队部，并不感到孤独，因为他乐于助人，善解人意。为了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晚年的福嗲承包了我家屋后的一个大鱼塘，平时除上门帮别人治疗蛇毒、写对联、医治小病小痛外，就外出割鱼草，基本没有消停过。
正因为与邻里关系融洽，像我家还有别的人家，平时会送一些蔬菜给他，如辣椒、豆角、冬瓜、南瓜、萝卜、白菜、西红柿之类，以感谢他多年来为村民默默无闻的付出。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蛇咬之后有了血清，写对联的活儿留给了后来者，讲故事的机会给了电视。再加上年事已高，福嗲便搬离了大队部，回到了自己家中。
回家好几年后，一辈子为村民解除病痛、一辈子乐于助人、一辈子作为一个非职业医者所拥有的具有悬壶济世职业操守的福嗲，走完了自己平凡而又充实的一生。
福嗲一生不曾享受荣华富贵，不曾有过殷实富足。我想，在他平凡的人生中，村民的口碑就是他的金杯银杯，村民的夸奖就是他的金奖银奖。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活着就是用一个无愧的生，去换一个不悔的死。
作者简介：
徐建辉，男，湖南省南县人。70年代早期出生，9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中间忙于新闻和文字材料，搁笔多年。有作品在《神州文学》《湖南文学》《散文诗世界》《黄河文学》《齐鲁文学》《中国乡土文学》《世界华人周刊》《西南商报》《海华都市报》《益阳日报》等杂志、报纸发表。多次获得全国文学大赛和新闻大赛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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