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岩波

1980年，我从部队回到天津，在某局机关做宣传干部，延续了我的“笔墨生涯”。进入机关以后，我继续温习功课，打算参加全国高考。处领导好心地劝我说：“甭费那劲了，就算你考上了，毕业分配还不定蹂哪儿去了。”那时大学毕业生国家包分配，但很有可能会分到外省，甚至分到边远地区。而我们机关的工作条件非常好，办公室就像图书室，一屋子的书橱，满满的文史哲和其他各种书籍，只要你有精力，就一本本地读吧，都读完了，就至少硕士以上的知识量了。这对非常嗜书的我来讲，真的是难得的好环境。

但我每天背书已经温习得八九不离十了——考文科需要大量背书，浪费这样辛苦的积淀实在不应该。此时全市各区都在办业余大学，很多正式大学也在办走读的“夜大学”，而且，正式大学里还有各种“委培班”，即单位保送、委托培养的大专班（也有本科班）。此时，南开大学哲学系向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发广告，要办一个专门针对宣传干部的委培班。属于大专。走读，每周四天课。我们处领导建议我考这个班。如果考上并坚持下来，既取得了学历，又没离开原单位。不夸口地讲，我在单位属于“实干派”，进单位的第一天就开始写材料。处领导的建议，我想也包括不愿意让我走的的意思。因为宣传干部当时被叫做“万金油”，“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干不了”。

南开大学这个宣传干部班，有数千名（一说过万人）大中小学教师、党校干校老师、中专技校老师、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等参加考试，合格的有二百余人，我因为提前温习了很长时间功课，一举考取了前三名。看榜的时候，我正在市委党校学习，组长、某局宣传部长张露菲大姐陪同我前来，她欣喜地说：“嘿，你是前三啊！”那时，我还同时报考了和平区的新华业大中文专业，也被录取。我们单位的处领导忧心忡忡地说：“你现在‘双天官’了，舍一个吧，否则光上学了，活儿还干不干？”于是，我上了一个学期的新华业大，然后就果断将它舍弃了，专心致志地在南开大学哲学系读书了。

南开大学的哲学系在天津是响当当的一个系，在全国也颇具知名度。教授、老师群星璀璨。系主任、教哲学原理的是陈晏清教授，教西方哲学的是车铭洲教授，教欧洲哲学史的是冒从虎教授，教逻辑学的是陶文楼教授，教心理学的是孔令智教授，教马列原著的是葛树先教授，教社会学的是崔清田教授，教美学的是童坦教授，教党史的是系党总支书记杨瑞森教授，教中哲史的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周德丰副教授，等等，（还有其他教授，但我已记不清了）这些教授都有自己的专著，教我们是按照他们的专著来讲的，光是这一点，足以傲视四方；其中教原著课的葛树先教授原先是国家马恩原著翻译组的，有很长时间亲身参与了令人仰慕的马恩著作翻译工作。而风度翩翩的孔令智教授则家学渊源，来自孔府，是孔家第62代孙。他们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和硕士、博士，只有周德丰副教授是工农兵学员，但也才华横溢，因此得到破格提升。主管我们日常工作的是王大璲副校长。王大璲的哥哥是两院院士王大珩，中国著名光学专家，曾经为国家做出过填补空白的重要贡献，属于旗帜性人物。王大璲身材稍胖，一口天津话，对我们这些人要求很严，但说话往往以商量的口吻。其他教授给我们上课，也经常像对同事、同僚商讨问题那样，很少生硬的灌输。他们的穿衣打扮也比较随意，一次冒从虎教授来大礼堂讲课，是拎着一个菜篮子走上讲台的，上衣是半袖衬衫，下面的裤子一条裤腿挽着，脚上是一双塑料凉鞋。刚刚从文革风雨中走来的教授们，没有人西装革履。

因为当时班里有的学生年龄偏大，约摸五十多岁的都有，譬如和平区党校的校长，已经接近六十岁，来考学上学，不为学历，只为了却心愿，而这个心愿，就是到正规大学系统学习。此外，团市委的干部，譬如左志、李连义，后来前者成为银行家，后者成为著名记者；市政府各部委的干部，譬如市商委的柴寿武，后来成为专画金竹的画家；各区、局的干部，譬如建工局的马贵起、赵勇夫，前者当了宣传处长，后者当了二建机关书记；建材局的梁季平后来当了党办主任和局副书记；各院校的干部，譬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的马建军，后来成为教授；天津美术学院的干部刘栋，后来成为津门刻瓷名家……这样的学生往往读过很多书了，具备了比较深厚的学养。虽然刚刚经历过文革，人们对宣传工作有看法，有抵触，但若要做一个合格的宣传干部，一般都要常年坚持学习，要读很多书。当时班里还有名著《战斗的青春》的作者雪克（孙振）的儿子孙武民，市体委的美貌教练宋霞等等热点人物，都非常引人注目。教授们知道这些学生的身份和年龄构成，因此，说话都非常客气，学生提问题，他们都会笑脸相迎。尤其陈晏清和童坦教授，总是笑嘻嘻的，好像天生就乐观。其实，这里面既有教授们自身的涵养，也和学生们的身份、年龄有关。

各专业的教授讲课各有特点。童坦教授是教美学的，他曾经邀请了著名电影演员、话剧名家李默然（电影《甲午风云》里邓世昌的扮演者），著名电影演员、话剧名家刘文治（电影《孙中山》里主人公扮演者），著名音乐家、会四国外语的中央歌舞剧院指挥卞祖善，等等。他们前来授课的时候，总是备受欢迎，很多不是我们班上的同学，也前来蹭课。很多教授讲课结合放幻灯片，那时还没有电脑课件，但已经比较先进了。我们虽然是大专班，但专业课程与本科无异，只差了高等数学和外语。班里很多人曾经要求开高等数学和外语课，最后变为本科，但校方考虑到一些学生年龄偏大，会跟不上，所以没开。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逻辑导论、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现代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列哲学著作选读、东方哲学概论、科学哲学、伦理学原理、美学原理、宗教学导论、心理学、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认识论、社会现代化理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实、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管理哲学、历史哲学、当代科学发展与哲学问题、西方美学史、当代西方美学、现代电影美学、应用逻辑、逻辑哲学、自然语言逻辑等等。轮到我们有课的时候，学校食堂会多做几个菜，并加大菜量。

那一时期我学习的热情高涨，意气风发，除了单位里不间断的文字材料要写，还给有关报纸杂志写些小豆腐块的通讯报道，还写了万字短篇小说《天津兵》，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上，内容是写年轻战士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英勇表现。与文学名家魏巍、严文井、贾平凹、柳萌等发在同一期上。于是，结识了该刊的主编邹明老师和葛瑞娥老师。邹明主编是位战争年代过来的文学工作者，福建福安人，大学毕业，历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土改工作团团员，冀察热辽鲁迅文艺学院文学系学员，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及文艺组副组长、组长，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主编，中国作协天津分会理事、副秘书长，高级职称，曾获中国作协全国文学期刊荣誉奖。他对我非常重视，一经结识，便经常招呼我参加编辑部的座谈会，对一些作品和思潮开展研讨。他善于发现和无私培养年轻人的作法，既让我敬佩也让我仰慕。于是，我还按照他的话题在该刊上发表过自己的观点。此一时期，我还参加了《中国青年》杂志关于婚姻恋爱问题的研讨，于是，收到全国各地很多年轻人的来信，其中既有在校的大学生，也有农村的年轻人。他们都以为我是社会经验丰富老到的老者，岂不知我也是只会纸上谈兵的年轻人。有的读者正面临与女友岌岌可危的崩盘局面，我便以“哲学”思维给他们回信出谋划策，他们便没完没了地来信，我也只能偃旗息鼓不再回信，因为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

毕业时我的论文指导是社会学教授崔清田，我和他没有私下的交往。论文的成绩是“优”，评语：“文字朴实有力，逻辑性强”。那时的南开大学哲学系给予了我们什么？一是教授们把渊博的知识积累倾倒给了我们，二是他们平易近人的扎实作风浸染渗透到我们心底里，三是把哲学的一般原理、知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传导到我们大脑中。这一点最重要。哲学是什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涉及世界观、方法论的学问。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帮助我们这些原先只有朴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只知道简单的甲乙丙丁的宣传干部们，系统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把握了哲学这门无比玄妙的学问。当然，说把握，也仍然是概略的，只是自己跟自己比，是大踏步前进了。这样的学习又如同对一个人的再造和重塑，解决了一个人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也等于对我们打开了一扇真理的窗，让我们窥到哲学宝库里的光辉灿烂与富丽堂皇。此后，我补充了政治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商业贸易、历史、文学等必备知识，读完哲学研究生的课程，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一个写作者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为日后创作出一系列受到好评的文学作品打下坚实基础。回首往事之时，不能不怀念那一时期的南开！

图一：左起第五人是作者

图二：左起作者、吕和平、乔洪、刘树柏

图三：作者以南开大学主楼为背景留影

图四：右起第一人为张露菲大姐

图五：1982年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目录

图六：《文艺》双月刊登载的小说《天津兵》

图七、图八：两封读者来信

图九：崔清田教授和学校教研室为作者的毕业论文评“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