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九十多岁走的，村里人叫它“喜丧”。母亲说，若连闰年闰月都算上，他几乎碰着了百岁的门楣。村里人办丧事，都讲究留下照片，爷爷却一张黑白影像也没留下。他的丧事是母亲一手操持的，不见她落泪，也不闻她哭号，只与大姑程霞一道，安安静静给爷爷换了寿衣，仔细擦拭了遗容，便将他送入了棺木。新坟立于西地，紧挨着父亲的长眠之地。原野广袤，黄昏里西坑边的那株老杨树，枝叶在风里簌簌摇动，竟显出几分孤独来。

       程楼村蜷在豫东淮阳县的怀抱里。村头祖碑斑驳，字迹诉说明朝洪武年间，我们的根从山西洪洞那株著名的大槐树下迁来。村中血脉皆姓程，族谱翻上去，枝枝蔓蔓总能勾连，源头是同一个老祖宗。因此，村里但凡有红白事，家家户户必要到场，随一份薄礼，也出一份力气。

       那时节，日子紧紧巴巴，土里刨食是全村男女老少唯一的指望。谁家男丁多，膀子硬，地里的粮食就厚实些，一家人的肚子便能填得更实在几分。

       爷爷名唤程宪魁，家中独苗，到他这一代，已经是三代单传了。他后来有了两个儿子——我的父亲程怀耐，还有二叔程怀荣，另有两个女儿。老大姑程小景嫁得远，落脚在安徽阜阳颍上县十八里铺乡的红海子村。村里人敬称爷爷“老诸葛”，唤我父亲“小诸葛”。父子俩的脑瓜子都特别灵光，虽说识字不多，别人噼里啪啦拨弄算盘珠子，他们只消嘴唇微动，答案便从口中流淌出来，分毫不差。

      爷爷的勤恳肯干，在我们村子里是有口皆碑的。母亲曾絮叨过，爷爷前后娶过两房妻子。他续娶的那位，便是我的亲奶奶。奶奶的娘家在西华县东王营乡李营村。

       在程楼村，谁家娃娃娶亲，谁家老人归天，席面都是当街的摆开。人这一生，横竖绕不开这几桩大事，操持红白事的“理事”，渐渐成了村中一种专门的活计。岁月流转，老一辈的理事们像秋叶般的零落凋谢，这担子便沉沉地压到了后辈们的肩上。白事尤其耗费力气——搭灵棚、抬棺木、掘墓穴、搬桌凳……一桩桩一件件，都得精壮汉子们咬着牙扛起来。女人们则默默地叠着纸钱，扎着白花，裁剪孝衣孝帽。红事也不轻松，寻司仪、请唢呐班子、备仪仗鼓乐、张罗喜糖酒席、扎红花绣嫁衣……一串串琐碎，直叫人忙得脚不沾地。

       爷爷是自告奋勇接下这担子的。他成了村里红白理事行当里的一员。谁家有事，便在门口支起棚子，摆开几张桌子，几条长凳，请来掌勺的师傅做顿席面。乡邻们围坐八仙桌子边吃喝一场，人情冷暖，尽在这碗盘杯盏的传递之中。远远望去，灵棚里垂着白布幔子，上面墨汁淋漓写着一个硕大的“奠”字，四周花圈肃立。供桌的中央端端正正摆着逝者的遗像，照片里的老人笑容慈祥。桌子上的供品简单却郑重，正中最显眼处是一大块方正的白肉，两侧各守着一条完整的鱼和一盘炸得焦黄油亮的鸡块——这是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旁边，馒头被精心垒成“品”字形，一边五个。在供桌的角落，还摆放着几个粗瓷小酒盅和几双竹木筷子。

       记得爷爷弓着腰在灶间忙碌的身影。他身上的白衬衣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脊背上，仿佛要融化了一般。汗珠子顺着他脖颈里搭着的白毛巾不断滚落。他一边扬声招呼：“那边的花圈摆齐整了没？记着辈分排好，莫要乱！”一边奋力端起沉甸甸的菜盘往外传。送完一桌，又急急转身回灶屋装下一托盘。厚重的木制托盘压在肩上，他整个脸涨得通红，如同熟透的柿子。湿透的毛巾软塌塌地搭在肩头，随着他急促的呼吸一起一伏。脖颈和脊背上的汗，他根本无暇去擦，任由它们甩落在地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奶奶走得早，后来二叔和我父亲也相继撒手人寰。面对这些离别，爷爷面上似乎不见泪水。母亲后来说，爷爷心里那潭苦水，怕是深不见底。父亲走后的第二年，1986年的光景，爷爷也熄灭了生命之火。

       母亲随后也默默加入了村里红白喜事的行列，人们称这为“坐桌”。她利落地盛出一碗热腾腾的豆腐白菜，上面盖上厚实的扣肉，再浇上一勺金灿灿的炸丸子，堆得冒了尖，最后稳稳放上两个雪白的大馒头。等到宾客们都端起了碗筷，母亲才终于能喘上一口气，自己也捧起碗坐下。我依样学样，端着那沉甸甸的饭菜堆得溜尖的粗瓷碗，挨在她的旁边。村里人说能吃是福，母亲格外的宠我，总把碗里的肉块鱼块仔细挑出来，拨进我碗中。看着我腮帮子塞得鼓鼓囊囊的模样，母亲脸上漾开了笑纹。那汗水在脸上干涸后留下的盐粒，竟与眼角不知何时滑下的泪水无声地混在了一起。

       上了中学，我回家的次数像旱季的溪流，日渐稀少。偶尔听母亲在信里或电话中提起，村中又有哪位老人故去，谁家的儿女办了喜事。但凡有席面，主家总会来请母亲去帮忙。有时周六下午学校放假，我骑自行车赶回去，灶台上总会留着母亲为我备下的花糕和各色饭菜，温在大铁锅里。

       母亲曾望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声音平静得像无风的湖面：“我送走了你爷爷奶奶，送走了你二叔，又送走了你爸……剩下的日子，就等着哪天我老了，把自己也干干净净地送走。”

       再往后，母亲看人的眼神便有些不同了。那双眼睛，曾经清亮有神，像暗夜里闪烁的星子；可送走了公婆、丈夫和小叔后，那光便渐渐黯淡、浑浊起来，仿佛蒙上了一层擦不掉的尘灰，暮气沉沉，像离了水太久的鱼眼。话也一天比一天少。她的头发更是迅速地褪尽了颜色，一两个月的光景，便白得惨淡，乱蓬蓬地堆在头上，如同深秋荒野里被霜打蔫的枯草。

       母亲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目光时常越过灶屋的房檐，落在那棵老榆树虬曲的枝杈间，长久地出神。有时做着针线活儿，她会忽然抬起头，望向院中的枣树。偶尔有麻雀在枝头跳跃，啄食着将熟的红枣。这小东西机警得很，一旦察觉到树下凝望的目光，便“呼啦”一声，箭也似的窜上高空，倏忽没了踪影。我蹲在院子里，看着夕阳如一枚巨大的温润的鹅蛋黄，被西边起伏的地平线一点一点吞没。

       记得小时候我曾问母亲：“妈，你说为啥人活着，总免不了这红事白事？”

       母亲眼里那层灰翳似乎被什么拨动了一下，竟泛起一丝微弱而奇异的光：“傻孩子，人生大事，不过就是红白喜事。人这一辈子，掰着指头数，顶顶大的事，可不就是这一红一白么？红红火火地来，清清白白地走……这一红一白，就是一辈子了，你说是不是？”她粗糙的手掌轻轻抚过我的头顶。

        院子东侧鸡窝上方的泡桐树，宽大的叶子在风里“悉悉索索”地响着，像是应和。

       “妈还等着看你娶媳妇，等着喝你敬上的喜酒呢。”母亲皱纹纵横的脸上，漾开了深深的笑意。

       后来，村子里的年轻人像被风吹散的种子，纷纷涌向城里。红白喜事的席面，连同那喧腾的人情往来，便也在这村庄里一点点黯淡、稀薄下去。儿时那些喧闹鲜活的记忆，也如同浸了水的旧画，色彩渐渐漫漶、模糊，轮廓不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