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鉴千年:武侯祠夕照里的精神光谱
——简评二月梅《再拜丞相噙涕零》
宋俊忠
孔明诸葛亮是二月梅先生最崇敬的古人先贤,他戎马倥偬大半生,以诸葛亮为楷模,忠诚报国,赤心卫国,多次拜谒诸葛亮,表达崇敬之情,汲取精神营养和力量,他与诸葛先生江山社稷为重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沂南诸葛故里,南阳卧龙岗,成都武侯祠等等,凡有诸葛迹痕之处,都留下了他的拜谒足迹。以至每每谈及诸葛先生,二月梅都神色肃然,甚而泪眼婆娑,声音哽噎。此次川旅,武侯祠自然是他的必然到访之地,这也是他的第四次拜谒。散记《再拜丞相噙涕零》一文,就是记录这次拜谒之行的真实记录和新的思索和新的感悟。
二月梅的这篇散记以“三度泪涌”为经脉,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共振:散记中那方岳武穆手书《出师表》石碑上的“临表涕零”四字化作一枚精神棱镜,折射出中华文明深处忠贞品格的永恒光谱。岳飞读《出师表》时墨泪交融的历史泪痕,作者抚碑思贤时的潸然泪下,塑像前追忆出师未捷的涌泪长流——三重泪痕在武侯祠的雨雾中交织为中华忠烈精神的活态基因库。
泪痕刻石:历史伤痛的结晶现场
岳武穆石碑在二月梅笔下成为精神共震的物理载体。当笔锋描绘墨迹的细微震颤:“‘涕’字的三点水竟似真泪痕”,历史的悲怆瞬间具象化。这块石碑实为双重忠魂的合葬墓:诸葛亮的“北定中原”与岳飞的“靖康耻,犹未雪”在石刻纤维中血脉相连。作者敏锐捕捉到碑文的力学密码——岳飞笔锋在“奖率三军”处的铿锵如铁,在“深入不毛”时的沉郁顿挫,恰是忠臣面对未竟使命的共同心律。物理的碑面因此转化为时空虫洞,让建兴五年的汉中营帐与绍兴八年的南阳雨夜在当代朝圣者指尖完成能量传递。
人格神庙:士大夫人格的终极图式
武侯祠在散记中化身中华人格伦理的具象神殿。诸葛亮塑像的“羽扇纶巾”被赋予拓扑学意义:微微上扬的眉眼暗含隆中对策的三分星芒,额间沟壑投影出祁山栈道的九曲回肠。二月梅在此重构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坐标系——“两表酬三顾”的纵轴铭刻知遇恩义,“一对足千秋”的横轴丈量天下胸怀。文中老者揭橥的四维崇拜模型更成点睛之笔:诸葛亮的“不使内有余帛”筑就道德基座,“七擒孟获”彰显智慧海拔,“汉贼不两立”标定气节经度,“死而后已”确立使命纬度。这座人格殿堂至今香火不绝的秘密,恰在于它用青石木构筑造了“穷则独善,达则兼济”的永恒圣殿。
文化增殖:符号宇宙的自我生长
当散记探入全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诸葛亮已化作自组织的文化生命体。从陈寿史笔的素描写生,到杜甫“出师未捷”的抒情加持,再至《三国演义》“多智近妖”的民间狂想,武侯形象遵循文化基因的裂变法则。武侯祠的楹联碑刻恰似不熄的文明火种:赵藩的“能攻心”联将兵家权谋升维至治国玄理,“名垂宇宙”匾额则把地域崇拜拓展为普世价值。更精妙的是作者自赋的七律尾联:“痛叹难酬光复志”与杜甫“长使英雄泪满襟”形成千年诗脉的量子纠缠,证明文化符号的永动机制——每滴朝圣者的新泪,都在为古柏的年轮添续新纹。
泪光烛照:当代精神困境的解码器
在暮色镀金的红墙下,散记最终完成其现代性转译。当老者阐释“理想的价值不在实现而在照亮”时,武侯祠的檀香悄然渗入后英雄主义时代的迷惘。诸葛亮街亭自贬的镜头,映照着当代权责失衡的暗斑;其“夙夜忧叹”的焦虑,复现在996青年的失眠夜。而真正的精神烛火,在那束被反复强调的百合花中绽放——作者四度拜谒却首度献花的行为嬗变,暗示物质主义时代对精神仪轨的重新渴求。文末“心中古柏永恒摇曳”的意象,实为中华文明应对价值坍塌的防御机制:当科技解构了所有神灵,武侯祠的参天古柏仍在为漂泊的灵魂提供道德锚点。
二月梅的朝圣笔记,本质上是用散文重写了《蜀相》的当代笺注。当游客在锦里巷的火锅烟气中转身步入祠庙,当手机屏幕的蓝光映亮岳飞的泪痕石刻,武侯祠的奇妙正在于此——它让后现代碎片中的人们,依然能在某个雨雾氤氲的午后,触碰到“鞠躬尽瘁”的人格体温,并突然懂得:真正的忠贞者的泪水从不私有,那是历史长河为所有迷航者设置的引航灯塔。
链接:
再拜丞相噙涕零(散记)
二月梅
出于对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特别崇敬,一直以来,每去成都都必须要去拜谒一次武侯祠,这也仿佛是我与千年前那位丞相的精神约定,细算起来至少有四次之多了,而且每次拜谒都有不同的体会和感受。这次从峨眉山回山东需从成都转机。所以也就又有了一次拜谒武侯祠的机会。
坐在从峨眉山去成都的高铁上,车窗外的川西平原正被初夏的绿意所浸透。岷江的支流在田野间蜿蜒如银链,远处的都市轮廓渐次清晰,我知道锦官城已在眼前。到了成都还未落脚,我就急着去拜谒武侯祠了。

武侯祠的方位,恰在成都老城的文脉深处,仿佛是历史特意将这方圣地嵌在喧嚣与静穆的交界处,让每一个前来拜谒的人,都要先穿过车水马龙的人间烟火,再踏入那片古柏参天的肃穆之境。

这处祠庙始建于蜀汉章武年间,初与昭烈帝庙相邻,后历经唐宋元明的兴废,终在明代形成“君臣合祀”的格局,前面是汉昭烈庙,后面是武侯祠。这古老的青瓦飞檐在现代楼宇间显得格外庄重,三进院落沿中轴线铺展,戟门、大殿、过厅层层递进,如同展开了一部浩繁的历史长卷。祠内古柏参天,这些树多有千年树龄,枝干虬结如铁,树冠却蓊郁成云,阳光透过叶隙洒落在青石板上,碎成明明灭灭的光斑,像极了史书中闪烁的只言片语。
说起来很奇巧,刚刚还是很好的天气,可走进祠堂后,却不经意间飘起了毛毛丝雨,这也正好给拜谒诸葛丞相营造了更为庄重肃穆的气氛。进入祠堂二门,我首先看到的是其内侧、文臣廊和武将廊之间的长廊壁上,有一方偌大的岳飞手书诸葛亮出师表的石刻特别醒目。

《出师表》几十年前在中学课本就学过,但那时并不完全理解文中之意;前几次来武侯祠也从这个石刻前匆匆走过,没能细细品味。这次来很重要的是想深入了解一下《出师表》的真正含义和独有魅力。

岳飞手书《出师表》的碑刻,像一轴凝固的历史长卷,在廊下静静铺展。青灰色的石碑上,墨痕早已沁入石肌,每一笔都似铁画银钩,让人心头震撼。笔锋起落间,既有金戈铁马的呼啸,亦有忠肝义胆的滚烫。
导游介绍说:相传绍兴八年,岳飞率军北伐路过南阳,夜宿武侯祠。秋雨敲窗时,他读着《出师表》,见“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八字,忽忆起先帝遗志与北伐未竟之业,泪湿衣襟。于是研墨展纸,将满腔郁愤与崇敬倾泻于笔端。此刻碑上的字迹,正是那时的心跳:“先帝”二字起笔如惊雷破空,“深入不毛”处墨色骤然沉郁。最动人的,是“临表涕零”四字——“涕”字的三点水,竟似真的泪痕,仿佛能看见岳飞挥毫时,笔尖因激动而颤抖,墨滴落纸时与泪水交融的痕迹。
诸葛亮写《出师表》时为建兴五年,他在汉中营中,望着秦岭的云霭,想起白帝托孤之夜。“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那不是文人的矫情,而是一位老臣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路上,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泣血回望。而岳飞临摹时,南宋半壁江山沦陷,他读着“北定中原”的誓言,何尝不是在看自己未竟的戎马梦?两代忠臣,跨越八百年光阴,都是为了北伐,又都未能实现愿望,在“临表涕零”处却完成了一次动人心魂的接力——那泪水里,有对理想的忠贞,有对时势的悲怆,更有明知前路坎坷却依然挺身而行的孤勇。
站在碑前,我用指尖轻触冰冷的石面,却仿佛能感受到墨痕下的温热。那些被岁月磨圆了棱角的笔画里,隐藏着诸葛亮的白发、岳飞的战袍,也藏着每个参观者心头的震颤。原来真正的忠诚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像这碑刻一样,将热血熬成墨,把信仰刻进石,让千百年后的人,依然能在某一个瞬间,因这“临表涕零”的赤诚,而眼眶发热。此时,我也正恰是如此,当想到岳飞对国家如此忠诚却被昏君奸臣所害;丞相谨记托孤之嘱,五次北伐,终未完成光复汉室大业,却殒命于五丈原。心中一阵酸楚,不禁潸然泪下。这大概也就是对英雄的钦慕、对忠臣的敬仰、对事业未竟而抱憾的自然流露吧。

离开《出师表》石碑即去瞻仰武侯殿。殿前依然人山人海,既有老人,也有孩子,既有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也有来此研学的中小学生,既有外地来的游客,也有本地朝圣的人们。我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到殿门前,再次看到了门顶上方悬挂得那幅“名垂宇宙”的匾额和门两侧悬挂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名联。

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也再一次领会了匾额和对联中的意义及智慧、哲理。进入殿内,便来到了诸葛丞相的塑像前,丞相羽扇纶巾,面容清癯而刚毅,额角的纹路似是隆中草庐的月色刻下的经纬,鼻梁高挺如蜀地的山峦,承托着一双望穿古今的慧眼。那双眼睛微微上扬,瞳孔里似有星辰流转——是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的睿智,是舌战群儒时的锐利和锋芒。可细看之下,眼角的纹路又藏着化不开的忧虑,仿佛还凝隐着五丈原的秋风、定军山的暮色,那握着羽扇的指节,似仍残留着六出祁山时攥紧兵书的力道。

站在塑像前,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束百合花恭敬地放在供桌上,并深深地一拜再拜三拜,以表对他的无比敬意。此时此刻,又不禁使我想到杜甫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陆游的“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的诗和他在《出师表》中所表述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感人话语。又想到他从青丝到白发,二十一年,壮心不已,大业未成,英雄末路,命陨五丈的悲怆结局,心中无比婉惜、感叹,双目忍不住再次热泪涌流。
走出武侯殿,心情很难平复。使我不得不想,千百年来,人们对诸葛亮为什么会如此热爱不衰?根据很多年的研究,诸葛亮并非完人。比如,他用人上的不周,事必躬亲的作风,后期北伐过于谨慎的战术,让战机擦肩而过等等。陈寿在《三国志》中也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点明了他治国之才高于军事谋略。那么,为何一个有明显弱项的历史人物,却会被后世供奉千年,成为近乎完美的精神图腾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去了武侯祠内的“全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见到了一位鹤发长者,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后,他笑着回答说,你这个问题也曾有不少人提及过,我们也作过多方面的研究,答案或许就藏在这几个方面中:

人们对智慧的崇拜,在诸葛亮身上找到了最完美的载体。中国人崇拜智慧是埋在身躯中的血脉。比如,几千年来,人们都崇拜老子、孔子、孙子、鬼谷子等等,因他们都有特别的智慧。诸葛亮首先是个智者,何况后来他又被人们美化为智慧的化身。如他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提出联吴抗曹,促成赤壁之战;七擒七纵孟获,使其真正心悦诚服等等,的确有着超人的智慧。而且他的智慧又不是空谈的玄理,则是兼具实用性与前瞻性,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这样一个智慧大家,人们只知道他的伟大,对他缺点和弱点也就容易忽略不计了。这种对智慧的集体崇拜,让他超越了历史人物的范畴,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文化符号。

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在诸葛亮身上达到了伦理的极致。“位卑未敢忘忧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本质;“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和人们对这种精神的永久期待和歌颂。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当刘备在长坂坡败退时,他选择的不是另择明主,而是与这个濒临覆灭的集团共患难;白帝城托孤时,“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言看似信任,实则是将一个烂摊子推向了他,而他却以“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承诺,扛起了这份远超臣属义务的重担。武侯祠的楹联中“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短短十个字,道尽了他以毕生回报知遇之恩的赤诚。在那个君臣伦理尚未完全固化的时代,他却将“忠”的内涵拓展到了“以天下为念”的高度——不是愚忠于某个人,而是忠于“兴复汉室”所代表的秩序与理想。当他在《后出师表》中写下“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时,那份决绝里蕴含的,是中国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初自觉。有了这种极致的忠诚精神,诸葛亮能被千万代所敬仰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在人格形象的构建上,诸葛亮实现了近乎苛刻的自我完善。他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不仅是写给儿子的家训,更是自己一生的写照。他在《自表后主》中坦诚“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这种廉洁奉公与责任担当的统一,正是中国老百姓所极力期望和拥戴的。他大公无私,赏罚分明,虽爱马谡却因街亭之失而挥泪处斩;他严于律己,因北伐失利而自贬三级。这种“自律”与“公心”的结合,让他的人格具有了近乎宗教般的感召力。他七擒孟获时,放弃了简单的军事镇压,而选择以德行感化,最终让南中“终亮之世,不复为患”。这种“以德服人”的力量,比任何武力都更持久。在他死后,蜀地百姓“巷祭于道,野祀于陌”,甚至多年后,钟会伐蜀时仍下令“军士不得樵采”武侯祠周边,可见其人格魅力已超越敌我的界限。诸葛亮的人格力量,不是处于表面上的处世技巧,却是扎根于“诚”与“恒”的土壤之中,是出于内心的道德律令。这种“表里如一”的人格,如同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他人,引领着后人。

诸葛亮的神化过程,是一部鲜活的文化建构史。文化具有极强传播力、渗透力。从陈寿《三国志》的客观记载,到裴松之注的轶事补充,再到唐代诗歌的情感升华,宋代话本的故事演绎,直至《三国演义》的文学塑造,不同时代的文化主体都在不断为诸葛亮添加新的内涵。杜甫一首《蜀相》诗,使诸葛亮的事迹家喻户晓。《三国演义》的“多智近妖”则是民间想象的极致发挥。武侯祠本身就是这种文化层累的产物。祠内的庙堂、塑像、碑刻、楹联、匾额,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文化阐释系统,使每个来瞻仰的人都能在这个文化符号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也使诸葛亮的精神源源不断地发扬光大。
听了这位长者的恢扩宏论,使我对诸葛丞相又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也深深感到:人的一生不一定都会有诸葛先生的那种才气和辉煌,但崇尚正气、正义,具有家国情怀还是能够做到的。理想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能够实现,而在于为理想所作的努力,在于它曾如何照亮过一个人的生命,又如何照亮了后来者的道路。

暮色渐浓时,夕阳的金辉给武侯祠的红墙镀上了一层暖色,古柏的影子在青石板上拉得很长,祠外的锦里巷已是灯火阑珊,夜市开始上人了。走出武侯祠,我又回望了那座温暖的殿堂,知道我心中属于诸葛先生的那片古柏将永远在那里,永远在岁月的风雨里轻轻摇曳,发出永恒的回响。
蓉城拜相心崇敬,问候先生可泰宁。
顾念茅庐瞻大计,犹思赤壁展盛名。
七擒孟获南中定,三分江天蜀汉兴。
痛叹难酬光复志,常教泪眼满颊莹。
(写于2025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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