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两千万 八水血不断
文 刘彦强
(作者注:此文以《汉武帝有虞》之名发表于检察文学2025年第三期)。
一
高门大户人仰望,焉知高处不胜寒。
要说出身名门望族,公孙敬声可为典型。
汉武帝刘彻立还是太子时,其父亲公孙贺就是太子舍人(侍卫)。汉武帝即位,升任公孙贺为太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公孙贺以太仆之职出任轻车将军、骑将军、左将军,七次跟着卫青出击匈奴,虽说没有什么斩获,但凭军功封为南奅(音pao,虚大,说大话,北方方言中指说大话的人)侯,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受丞相之职。
翻看公孙敬声的亲朋列表,一个个也都如雷贯耳,两千年后的今天依然让人仰望。
姨妈卫子夫,汉武帝宠信的皇后;舅舅大将军卫青,表兄是冠军侯霍去病,无与伦比的大汉双星;还有一个比卫青霍去病更厉害的表兄,太子刘据。
托他们的福,公孙敬声官运亨通,一路顺风顺水,公元前103年,升为太仆。
太仆是个什么官儿,为九卿之一,秩禄中二千石,掌管天子出行所用车舆马匹。
够显赫的吧?显赫你就好好的享受吧,可这个官二代,却养成了骄奢淫逸,不奉法度的毛病。而有司看着其显贵身份,也多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没有谁过分计较。
这宽宏让公孙敬声越发放肆,终于踩了红线。前92年挪用了北军军饷一千九百万钱。
事发后,立刻被下狱。
西汉初年,法令严苛,对贪腐更是严惩。按照西汉《二年律令·盗律》,盗赃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也就是刺面并服苦役。
公孙敬声涉案一千九百万钱,数额极大,依律可判极刑。另外,公孙敬声挪用的是军饷,属于加重情节。
北军可不是寻常部队,是国都长安的卫戍部队,当年诛诸吕的就是这支部队。挪用北军军饷影响极大,牵连到削弱皇宫防卫,危及皇帝安全,不由得武帝不震怒。
皇帝震怒,有司无人敢徇私情,按照流程走下来,公孙敬声面临的刑罚为夺爵免官、没收家产,并斩首于闹市。
二
如果真的严刑峻法,把这公孙敬声一咔嚓也就了事了。可谁叫人家有个好父亲,还有那么多可行走的后门亲戚。于是,爱子心切的父亲公孙贺赶紧出手拯救。这一出手,果然不凡,弄出一连串比天还大的事情来。
作为丞相,各有司衙门不能不给面子,可皇帝震怒不是闹着玩的,谁也不敢殉情枉法,于是有人就给丞相出主意:这事情还是皇帝说了算,你丞相得去找皇帝。
皇帝会给面子吗?公孙贺可没有这个把握。
出主意的人足智多谋,给了他一条建议:你为皇帝抓一个人,皇帝肯定会给你面子,就算不给面子也会给里子,反正能保公孙敬声不死。
这个要抓的人就是阳陵大侠朱安世。
朱安世何许人也?无官无职,非盗非匪,就一个江湖游侠。作为一个游侠,到底犯了什么具体罪行,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汉武帝对此人却是非杀不可。圣旨下去了,朱安世藏起来了,朝廷通缉很多年,一直未到案,汉武帝很恼火。
汉武帝为什么非杀朱安世不可,可以参照另一位游侠郭解。
按照太史公的说法,武帝执意将郭解灭族。不是因为郭解曾经杀过人,而是因为有人愿意替郭解杀人。这郭解周围有一批愿意为其效死的亡命徒,形成一股有组织的势力。
对皇帝而言,破坏秩序不可怕,怕的是有能力建立秩序。为了社会安定,政府必须出手,杀死一切另建秩序的人。
郭解是必杀之人,朱安世亦是。
公孙贺跟武帝说:愿意抓住朱安世,换取儿子活命。
这是跟皇帝讲条件,武帝虽然不悦,但还是应允了。
公孙贺一心救子,自然全力以赴,动用了所有能动的资源,不久就抓到了朱安世。朱安世自知必死,并不求饶,但却在狱中大笑公孙贺愚蠢,他说:“我死不足惜,可丞相这是要把事情闹大,将灭族大祸往他自家身上揽啊!”
又说:“终南山的竹子砍光,也不够写我的供词,斜谷的树木伐尽,也不够造关押人犯的枷锁,等着看洪水滔天吧。”
这就是成语“罄竹难书”的出处。
据传,朱安世上密信给武帝,揭发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在御道上埋设诅咒皇帝的木偶。
汉武帝派人去检查御道,果然发现刻有汉武帝生辰八字的木偶。武帝勃然大怒,下令彻查。
谁埋的木偶?当然不会是公孙敬声这个纨绔子弟,更不会是丞相公孙贺,推情祥理,只能是朱安世的死士。
这就是当时的游侠啊!“杀我一人,便要千万人与我陪葬。”
于是,长安城便是无尽的腥风血雨,绕长安的八水成为流不尽的滚滚血泪。
三
公元前91年正月,公孙贺被捕下狱。
有司一番审问,坐实罪名,父子二人皆死于狱中,公孙氏被灭族。
当初公孙贺救子心切,奔走于有权势的亲戚之中,因此,阳石公主、诸邑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卫伉等一众亲戚也遭牵连,全部被杀。
按理,公孙敬声贪腐案到此该结束了,但任谁也想不到的是此案又突生变端。
某日午睡,武帝梦见几千木头人手持棍棒袭击他。吓醒后,顿感身体不适,精神恍惚,记忆力大减。
我们现在看,这就是做了个噩梦,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已经年迈的汉武帝却不这样认为,他既怕死,又迷信,以为这噩梦是给自己的警示,由此联想起了公孙贺案件的御道木偶,遂下令继续追查。
皇帝要对某个案件继续追查,作为最高统治者这也无可厚非,但你要查就该交于有关司法机构彻查。可这老迈的汉武帝不知哪根筋断了,他不相信有司,却相信自己寻来为自己延年益寿炼制长生不老丹药的江湖术士,让这江湖术士越过有司查案。
按照西汉当时的司法制度,廷尉是西汉王朝时期的最高司法机关,地方法官则由地方长官兼任,司法程序是:告劾(起诉);五听(刑讯);读鞫(审问);乞鞫(上诉),最后一道程序,就是“裁决”,而这裁决又是严格按照汉律进行。这一套程序走下来,虽不能杜绝冤案,但却极大的减少了冤案。
汉文帝时,有农夫赤膊突然从中渭桥下钻出来,汉文帝恰巧由此经过,马惊,汉文帝被摔下来,卫士立即将农夫抓住,文帝按照司法程序交由廷尉处理。当时的廷尉长官张释之问明情由,将农夫训诫一顿后罚款释放。文帝为此很生气,张释之解释说:“冲撞车驾按照法律就是该罚款而已,如果陛下觉得应该判重一些,就应该当场处置。既然送到廷尉府来,廷尉就只能按法律裁判!不然天下人会觉得我们随便判刑,执法不一。那就要要乱套了。”文帝觉得张释之讲得很有道理,自己虽贵为皇帝,也应遵守法律,于是重赏了廷尉。
可老年的汉武帝却不认可爷爷的那一套,他听信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自己天下独尊,自然就越过廷尉等有司机构,派江湖术士江充为使者,负责查出巫蛊案。
这就像后世皇帝派出的钦差大臣,代天巡视,官虽不大,但权势熏天。
江充率领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逮捕了很多信奉巫蛊的人,也不遵照司法程序,对被捕之人施以铁钳烧灼之刑,强迫他们认罪。于是百姓们为自保而相互诬指指对方用巫蛊害人;官吏也每每参劾别人为大逆不道。从京师长安、三辅地区到各郡、国,因此而死的先后共有数万人。
四
如果这巫蛊之祸仅及百姓也还罢了,毕竟,君贵民贱,百姓如蝼蚁,死个数万人对朝廷来说也不算大事。但案件的发展偏偏不是仅及百姓,而是大火直接烧到皇帝家里。
原来,汉武帝年事已高,怀疑周围的人都在用巫蛊诅咒于他。江充窥探出汉武帝的疑惧心理,便指使胡人巫师檀何言称:“宫中有蛊气,不将这蛊气除去,皇上的病就一直不会好。”于是汉武帝派江充进入宫中,直至宫禁深处,毁坏皇帝的宝座,挖地找蛊;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
江充先从后宫中汉武帝已很少理会的妃嫔的房间着手,然后依次搜寻,一直搜到皇后宫和太子宫中,各处的地面都被纵横翻起,以致太子和皇后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了。江充扬言:“在太子宫中找出的木头人最多,还有写在丝帛上的文字,内容大逆不道,应当奏闻陛下。”
当然是诬陷,但汉武帝就信江充的。如果任由江充为非作歹,太子必死无疑。
太子当然不甘束手,盛怒之下,派手下冒充宫使逮捕了江充,并亲自监杀之。
太子为人谦和礼让,恨得下人信任,加上大家对江充恨之入骨,所以人们多拥戴太子。但杀了皇帝派来办案的人,这是处极刑的大罪。于是,在一众人的拥护下,年轻的太子刘据带人乘夜进入未央宫,打开武库拿出武器,调发了长乐宫的卫卒。同时下了公告,说皇上在甘泉宫养病,怀疑奸臣想乘机叛乱,因此起事自卫。但坊间传言都说“太子谋反”。
武帝闻听大怒,下诏书征调三辅各县军队,都来勤王平乱。于是,长乐宫西门外,父子双方激战五天,太子终因寡不敌众而大败,死亡数万人。在几个卫士的拼死保护下冲出,守卫长安城覆盎门司直田仁违背诏令放走太子。刘据向东逃到了湖县,消息走漏,地方官吏来围捕太子,太子自觉难逃,自缢身亡。
太子身死,全家受累,除了一个刚刚出月的婴儿刘病己被人冒死救出长安外,其余妻儿以及府中佣人尽被处死。武帝又迁怒太子生母卫子夫,下令收回皇后的印绶,贤良淑德的卫皇后自杀。
太子的众门客,全数处死。凡是跟随太子发兵谋反的,一律灭族。被裹挟者,放逐至敦煌郡。同情太子的北军首领任安、田仁、暴胜之等一众官员也被杀。
始皇帝曾言:“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但他也只是说说而已,可这汉武帝却将它变成了现实,堂堂国都长安伏尸万计,荡荡八水流淌的尽是红血,渭水呜咽,将这血泪流入黄河,流入东海。
五
太子刘据虽然身死,但他杀了江充等人,客观上也终止了巫蛊害人,人们对太子多有怀念。但因汉武帝盛怒异常,多不知如何是好。壶关三老令孤茂上书汉武帝说:“如今皇太子本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将承继万世大业,执行祖宗的重托,论关系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本为一介平民,不过是个市井中的奴才罢了,陛下却对他尊显重用,让他挟至尊之命来迫害皇太子,纠集一批奸邪小人,对皇太子进行欺诈栽赃、逼迫陷害,使陛下与太子的父子至亲关系隔塞不通。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忿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以往,江充曾以谗言害死赵太子,天下人无不知晓。而今陛下不加调查,就过分地责备太子,发雷霆之怒,征调大军追捕太子,还命丞相亲自指挥,致使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孤茂的奏章递上去,汉武帝见到后受到感动而醒悟,但还没有公开颁布赦免。
到了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经过有司调查,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的案件基本都是冤案。调查结果奏报上去,汉武帝知道太子刘据是因被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诛杀江充,并无他意。正好守卫汉高祖祭庙的郎官田千秋又上紧急奏章,为刘据鸣冤说:“作儿子的擅自动用父亲的军队,其罪应受鞭打。我梦见一位白发老翁,教我上此奏章。”于是汉武帝霍然醒悟,追悔莫及,便转手报复当初参与谋害刘据的人,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那些追随江充害人的,曾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后来也遭满门抄斩。丞相刘屈氂被腰斩、灭族,其他相关人物被以各种理由被杀或自杀。更有一个武帝最为信赖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也受巫蛊案牵连,先是急于脱罪,冒然进攻匈奴,致使十余万汉军全军覆没,然后自己又投降匈奴。
巫蛊之祸,时间长达十数年,诛杀牵连甚广,前后将近四十万人。大量政治上层人物被杀,卫氏、公孙氏、阳石公主等数十豪族灭门,长安贵戚十室九空,皇帝自己也家破人亡,太子刘据、皇后卫子夫自尽。
公元前86年,汉武帝去世。太子刘据的另一个老表霍光成为辅政大臣。十一年后,汉武帝指定的接班人汉昭帝无嗣驾崩,霍光立武帝的另一个儿子刘货为帝,二十七天后废黜,而后从民间找回刘据的儿子刘病己立为新皇帝,是为汉宣帝。
大汉江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太子一脉。也算是为巫蛊案留下了个圆满的结局。
六
巫蛊案已经过去了两千一百余年,但余波至今未息,人们说起此案无不扼腕叹息。站在21世纪的角度考虑,有这几点特别深刻。
其一,专制制度之下,最高统治者皇帝权力不受约束,其一言九鼎,一人错则全国错。平心而论,汉武帝是文治武功多有建树之人,但他是人不是神,身边难免集中一批淫放邪僻小人,一旦有错,就会被这些人无限放大,造成全国性的灾难。
其二,西汉时期法制虽不健全,但依然有法律可循。如果最高统治者汉武帝也如其先人汉文帝那样尊重法律,不搞人治,不搞一言堂,巫蛊之祸完全可以避免。
其三,国家设有专门的国家机关,各国家机关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涉及国家的大小事情都应交给专门的国家机关处理。西汉中央有专事司法的最高机关廷尉(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者),汉武帝就是再愤怒,这巫蛊案也应该交由廷尉府调查处理,不应该越过廷尉府派自己信任的术士江充等人办案,失去国家机关监督约束,挟皇帝之威权而恣肆妄为者没有不坏事的,何况这江充还是个不懂法律的奸佞小人。
其四,法律制度固然重要,公平、正义、严格的程序也不可忽视。西汉的司法程序不能说其公平正义,也不能说很严格很规范,但依然有告劾(起诉);五听(刑讯);读鞫(审问);乞鞫(上诉),“裁决”共五层。如果巫蛊案按照这一套程序走下来,即使不能完全避免冤案,但也绝不会形成巫蛊之祸。
唐太宗曾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 ,可明得失。”我们今天复盘公孙敬声案,也算是“以古为鉴”和“以人为鉴”吧。
2025年3月11日星期二
作者简介:
刘彦强,笔名憨子,陕西咸阳人。从事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近四十年,为全国知名的学者型教师,曾任陕西省教材编审委员会专业委员,现任《检察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咸阳秦韵诗文学会会长。在各类教育刊物发表教研论文180余篇,主编出版《青少年心理行为咨询丛书》、《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指导丛书》、《学习心理学》以及多种教辅读物。主编出版《坡刘村志》、《咸阳人》两部百万言方志以及《草根憨语》等书,有《生死孽缘》、《儿媳要嫁前公公》等中短篇小说,《两个肉夹馍》《屈原的冤屈》《明主怎样变为蠢猪》等多种散文在《检察文学》、《白鹭文刊》以及《人民网》等著名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