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阳老师（1926-2024）本名徐平，贵州凯里万潮乡人，1926年1月12日（农历乙丑年腊月初九）出生，属牛，汉苗混血后裔。

秋阳老师于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贵州大学农艺学专业，工作后任职于贵阳市文化局、市委宣传部、《贵阳日报》和《贵州日报》，“文革”结束后参与创建贵阳市文联，任秘书长兼《花溪》月刊副主编和《花溪文坛》主编，贵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秋阳喜爱文学和写作，担任过记者、编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著作《李端棻传》、《谢六逸评传》及《闻鸟斋集》、《苗疆风云录》、《蚩尤与中国文化》等，作品荣获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贵阳市金筑文艺奖政府二等奖，散文《高原的路》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和《苗族作家作品选集》。

2024年1月底，“中国作家网”转载了一则讣告《徐平同志逝世》（原载《文艺报》2024年1月24日第2 版）。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贵阳市《花溪文谈》原主编徐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月16日在贵阳逝世，享年98岁。

徐平，笔名秋阳，苗族，属牛，对文学创作有一股牛劲。

秋阳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山居鸟言录》《谢六逸评传》《李端棻传》《苗疆风云录》《闻鸟斋集》等。

6年前，我与周术槐、李运娥、德霖一行4人在刘宗棠教授的邀约和带领下，来到了大营坡102台秋阳“徐平”家的一楼住处，“秋阳”不顾93岁的高龄，亲自出来迎接，我走在最前面，一见秋阳，我们双手紧握…我们都象多年的老朋友、一见如故，大家有说有笑来到了秋阳的家里，只见秋阳家里的书桌上堆满书藉，一看就知道他刚放下笔，匆忙出来迎接我们一行人。

之后，我又约李运娥再去了秋阳家，一是拜望，二是将我们之前创作的《李端棻与梁启超》书稿请他指教，言谈中，得知他的经历丰富，波浪壮阔…

因为我不同意再随大流，当晚留宿石家庄。睡到半夜，突然被一阵慌乱惊醒。人们跑出房间，想去察看究竟，只见电灯泡在晃动，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则昏昏沉躺倒在床上又睡着了。

天亮起来，才得知是唐山大地震了，去北京的火车推迟开行。到了北京，无论居民抑或机关单位，以及商店旋社：都在忙于避震，什么事都办不成。趁往外疏散人流的时机，乘飞机逃往上海。事后才知道，我们一行的参观团几百人已葬身唐山。只有几个人因为玩扑克，还没来得及睡觉，地震爆发时，跑出了房间，才幸免于难。报社驻该地区的一位记者，因为住在最高层，房屋坍塌时，被压在一块水泥板架空的缝隙里，保住了性命，但却压成了严重脑震荡，不能再重操旧业，离开了报社。要是我们农村组的编辑同去，肯定与那位记者同住一层楼，即使不死，也会和他一样成了残废，怎么还可以再握笔杆子呢?

生死之间就那么一念之差，幸免于难的报友们感慨万千，都说是我救了他们的命。

生命诚可贵，天假我也。

大难不死，那就用这拣回来的生命，再做点什么罢。

于是我就有《山居鸟言录》、《谢六逸评传》的出版，与那些先期离开人世的同龄人相比，确乎是超额的成果，不过是对文革贻误了的一种补偿，却不敢再有过多的奢望。不想在接触李端棻生平事迹时，却受到深切的激励。

李端棻因“国事"获罪，幸免一死。“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前贤身先垂范，后生我辈怎可不奋力效行?谢六逸与李端棻都是贵州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走的却是同一条路，皆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赴后继。

各人在自己生活的年代，尽力推动历史车轮向前迈进，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

如果说谢六逸是新文化的播火者，那末，李端棻则是维新思想的弄潮儿。

新文化运动其实是维新思潮的延伸和结果。

没有维新变法的披荆斩棘，新文化的火种也燃烧不起来。许多新文化战士，即如鲁迅，也是在维新思潮中受到熏陶濡染，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谢六逸也不例外。

谢六逸青少年时期喜读梁启超（任公），而梁任公的伟言大论远播贵州，则因李端棻是贵州人，梁任公是贵州人的女婿，而深信之，厚爱之的。

因而，李端棻和谢六逸，可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贵州代表，应为之树碑立传。

《谢六逸评传》的出版，填补了其中的一个空白，李端棻尚无传记。

同是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已有传记问世。“百日维新”去今已经百年，事不宜迟，必须加紧进行。原来预计，收集资料需要花费较长时间，但经过努力，缩短了日程。

只是李端葉历次上书谏言的奏折，两次去信中国历史档案馆查寻，均无结果，未能尽收，但他"请推广学校"折的全文，已经查获。

抗疏变法的重要内容，散见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中。虽然谏言不全，使传主的血肉不那么丰满，但并不伤及筋骨。仅就现有的史料，对其一生的思想作为，作全面系统的阐述，从中可以窥见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为民请命的精神，得到较充分的体现。暂且填补近代名人传记的空白，以期将来有更为翔实精湛的传记出现…

听着秋阳的讲述，我和李运娥暗下决心，象秋阳和先贤李端棻一样，大难不死，一定要及时充实修改完成纪实文学《李端棻与梁启超》长篇小说的创作，在建党一百周年前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将38万字的初稿给他看后，他为此书写了《序》：

辛丑二月，多次来看我的忘年之交朋友 - 秦仁智和李运娥，写出 29 万字符的长篇纪实小说《李端棻与梁启超》。

它是在我十年前写的《李端棻传》的基础上创作而成。

我今年 96 岁，一生都在致力于发掘和研究贵州的历史和名人，先后出版了十多本研究成果的书藉。我一生有一个愿望和情怀：就是想把我们贵州的先贤李端棻的事迹刻画出来，让他的精神发扬光大，励志后人。

李端棻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巨变。

他引导光绪皇帝废除了八股文、废除了科举制，首倡和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奠定了文化教育创新、文化教育强国的基础，这是李端棻对中国、对人类作出的重要贡献，值得肯定。堪称新式教育改革之父，当之无愧他还有两项贡献：第一是首倡和创办了“京师大学堂”( 今北京大学 )。五 . 四运动是在北京大学开展起来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都是在北京大学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

第二是他发现和用心培养出了梁启超。

梁启超又用心培养出了蔡锷，最著名的“护国战争”是蔡锷和梁启超商定好之后发动的，它阻止了袁世凯称帝，这又是对中国的一大贡献。

还有，我们的开国元勋朱德元帅，又是在蔡锷的培养下出类拔萃。朱德曾经说过，蔡锷是自己的”精神导师”。朱德的原话是：“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他们都是湖南人，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毛泽东。在参加共产党以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在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 ; 参加共产党以后，我的老师是毛泽东，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在这一脉相承下来，李端棻对中国的贡献可想而知……

我们作为李端棻先贤的同乡，有责任和义务把他的精神世界和历史贡献发掘出来，让人敬仰，不能沉默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同时打造李端棻文化，也能使他成为贵州又一张新我年纪大了，有些事，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找到秦仁智，他也是一个热心人，一致认为打造李端棻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又找到了湖北藉作家李运娥倾力合作，在我十年前写的《李端棻传》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纪实小说《李端棻与梁启超》。他们计划将此小说再次打造成影视作品，以了却我的一个心愿，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盛感欣慰，特作序为贺！

年初，我将已在《线装书局》出版的《教育兴国:从旧学到新学的百年征途》李端棻与梁启超：一脉相承的救国之路 (上)及梁启超与蔡锷（下）全套书赠给他的长子徐新明，看着书藉，我们满眶盈泪，无言以对，都在告慰秋阳老师的在天之灵…

值得一题的是：在李端棻与梁启超：一脉相承的救国之路 (上)的小说故事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变化无穷无尽，贵州人李端棻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牢记使命 创办学校 大办教育精彩不断，让人感叹！

在《教育兴国:从旧学到新学的百年征途》梁启超与蔡锷：一脉相承的救国之路   (下) 的小说故事中，贵州女婿梁启超牢记他的老师及战友李端棻和他岳父李朝仪的教导，与他的弟子蔡锷将军、朱德元帅等发动了举世瞩目，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起伏不断，让人回味无穷…

这是前不久，由李运娥 秦仁智在秋阳老师《李端棻传》的基础上，编著的30余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教育兴国 从旧学到新学的百年征途》（上）（下）集全套 在《线装书局》出版发行的图书中一一展现…人们正拉开大幕，尽显沧桑！

真是：

最美人间四月天  线装书局出新篇。

百年征途强国路  先贤智慧书中然。

教育兴国废旧学  一脉相承代代传。

破旧立新红旗展  端棻文化后学添。

《 秋阳老师颂 》

千里风烟，一介书生，笔夺天工。

看贵州凯里，云开帝子；

万潮旧浦，水断孤鸿。

袖拂乌蒙，墨飞贵山，

气压三州一代雄。

登高处，正落霞孤鹜，笑指苍穹。

《海南 邓光华题名贤李端棻及其传承人楹联》：

       教圣主以酬壮志，废科举，兴新学，育贤才，李端棻功昭日月；

       拜名师而展宏图，终帝制，讨国贼，护华夏，传承者德著春秋。

《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之我见》

【作者简介】谢娅，女，汉族，贵州毕节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王福元教授。性格活泼开朗，学习认真，励志成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摘 要】 本文聚焦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剖析其教育改革思想产生的渊源与历史影响。研究表明，其“制度革新——教育救国”理念植根贵阳李氏“叔侄四进士”的家学传统，在四省乡试主考的仕途实践中洞察科举弊端，经甲午战败等时代冲击完成思想觉醒。在影响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关键人物中，倭仁的理学思想促使其反思“中体”局限，黎庶昌的西方政教理念提供革新参照，梁启超的西学启蒙推动其思想质变。

实践层面，李端棻提出的“一经五纬”教育改革体系奠定了近代学制的基础。

其教育改革思想经梁启超“新民说”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更在西南地区催生教育近代化浪潮。

笔者认为，李端棻是传统士大夫精神与近代启蒙思想的融合者，其“制度奠基——思想启蒙”双轨路径对当代教育改革具启示价值。

【关键词】 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影响

一、引言

19世纪中叶的中国深陷“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甲午战败更暴露制度积弊，催生“教育救国”思潮。在此历史转折点上，李端棻以传统士大夫与维新旗手的双重身份脱颖而出。官至礼部尚书的他，既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与执行者，又是最激烈的批判者与改革者，成为突破“中体西用”框架的关键人物。但李端棻从恂恂学子而至方正之臣，再到维新中坚。䫏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受到家学庭训、学林问道、友朋交往以及乡土人文的滋养，在近代改良思潮及西方文化冲击的交织中逐渐成型。这一思想的嬗变历程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

学界对李端棻的关注，多聚焦于其《请推广学校折》的制度创见与维新政治活动，却较少深究这些思想背后的家学渊源、仕途淬炼与时代催化——那些藏在家族经世传统中的教育自觉、科举考场中对旧制弊端的痛切观察、与梁启超等新旧士人碰撞出的思想火花，恰是其革新理念的关键。本文试图跳出宏大叙事的框架，沿着“思想渊源——历史影响”的脉络，探寻这位传统士大夫如何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完成“自我迭代”，并揭示其“制度奠基与思想启蒙并重”的重要影响，为进一步发扬“端棻文化”的价值贡献一份力量。

一、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四重维度”

李端棻三岁失怙，幼时家贫，与母亲何氏相依为命，幸得其叔父李朝仪与舅父何中宪悉心教诲。李端棻勤学好问，在两位良师的教导下学业精进，于同治元年（1862）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1863）又折桂，考中进士。李端棻是贵筑人（今贵州省贵阳市），自幼生活在黔中，受到当地文化以及经王阳明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其为官期间，亲历清末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目睹官场积弊、国势衰微，亲身处理政务的经验使其深刻体认到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时，身处晚清这一大变局中，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与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深刻重塑了包括李端棻在内一代士人的思想视野。内外交困的时代洪流，最终推动这位深受家学滋养的士大夫从体制内寻求改良，进而对更激进的救国方案产生共鸣与追慕。

（一）家学和本土传统的浸润

家学庭训李端棻的思想深植于贵阳李氏家族的经世传统。作为“叔侄四进士，两代九举人”的文化世家，李氏家族以“通经致用”为治学核心，既恪守儒家伦理秩序，又强调学问的现实观照。叔父李朝仪“为官为民”的务实政风与舅父何亮清“通经致用”的治学方法，共同塑造了其早期思想内核。李朝仪任三河知县时捐建书院的实践，使幼年的李端棻深刻体会到教育对地方治理的根基作用。何亮清作为“状元之师”，则以打破空谈理学的治学路径，引导其关注学问与社会变革的联结。这种家学熏陶并非简单的科举文化传承，而是将儒家“修齐治平”理想转化为“以教育改风气、以人才强国家”的实践自觉，成为其日后批判八股取士、倡导教育革新的深层文化基。他一直铭记两位良师教诲，其晚年曾对学生梁启超等人感叹道：“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追怀畴昔，欷歔若不自胜。”（何麟书：《李苾园先生遗诗序》，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2页。）

本土文化 李端棻出生于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此地文化兼具中原儒学内核与边地务实精神。李端棻自幼生活在贵筑，成长在阳明心学的浓郁氛围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耳濡目染，有所承受。

阳明学中冲破传统的意识和民主、平等的思想，李端棻自然是有所吸收。当地“地瘠民贫、教化滞后”的现实困境，与王阳明心学中“事功即心功”的理念相互激荡，促使他将“经世致用”理解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应。李端棻服膺儒家入世思想，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的诗集《苾园诗存》中亦充满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以及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何音娥：《论李端棻儒学思想之演进》，《汉字文化》2023年第23期:第147-149页。）

黔地文化及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这种地域文化基因也是其推动教育革新的深层思想渊源之一。

（二）仕途历练的反思

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士宦生涯中，李端棻由科举制度的受益者转变为体制内的系统批判者。

1867—1895年间，他四度出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乡试主考官，在阅卷过程中深切目睹八股文“脱离实学、桎梏人才”的弊端：士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经史之正学不敢道”，导致“真才湮没于空疏，吏治日坏于刻板”。这种实践观察，在李端棻担任云南学政时进一步得到深化——他奏请为云贵举子提供赴京应试路费补贴的举措，既体现其对边陲人才的制度关怀，亦暗含对科举地域失衡与内容僵化的反思。此时，李端棻开始初步实践教育公平的理念，批判教育领域内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

1895年甲午战败与“公车上书”事件成为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关键转折点：

贵州95名举人参与联名上书，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李端棻对这一闭塞地区竟有这么多人关切国事深感震惊。这证明，民智可开。然而，如此多人才仍无法阻止中国战败的结局，此况让李端棻强烈意识科举选才机制的弊端，以及“民智不开则国势难振”的现状，从而确立其“教育为救国根本”的核心认知。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李端棻从指责“八股脱离实学”转向否定整个旧教育体系，直言“教之之道未尽”导致人才乏绝。其“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的论断，正是这种实践反思与时代焦虑的集中迸发。

（三）友朋交游的影响

李端棻的思想转型得益于多元思想网络的交织。同治二年（1863），李端棻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深得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惇衍的器重。

李端棻作为理学名臣倭仁的门生，倭仁“拒斥西学、固守旧制”的极端立场，反向激发李端棻对“中体”局限性的反思与批判。

黎庶昌通过《西洋杂志》系统介绍西方公共教育、议会制度与知识传播体系，使李端棻接触到“教育普及化”“政教分离”等现代理念。

可以说，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一经五纬”方案中分级学制构想，就是受到了同为贵州籍人士黎庶昌的启发。李端棻从黎庶昌的《西洋杂志》中，得知许多从书本中难以获得的情状，体察到黎庶昌力主效法西洋的意旨，以及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大计。二人旨趣投契，情谊益笃。（黄江玲,黄万机：《李端棻思想演化历程探寻》，《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02期:第52-56页。）

此外，黄遵宪、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的维新思想也影响了李端棻思想的形成。1889年广东乡试中，李端棻识拔17岁的梁启超。出于爱才心切，李端棻当即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从而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兼有“师生——亲属”的双重纽带。在此后的十年间，梁启超向李端棻输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达尔文进化论等学说，推动其从体制内改良者转向系统革新者。

1896年《请推广学校折》虽由李端棻直接上奏，但其核心思想——如“京师大学堂的顶层设计、藏书楼与仪器院的现代教育配套构想”等，可视为二人“中西融汇”思想的共同结晶。这时，梁启超向李端棻引荐黄遵宪，二人相见如故，交谈甚欢。黄遵宪接触西方文化甚广，心中早已萌发维新变法的主张。在接触与交谈中，李端棻也受到其西学思想的启发。与此同时，李端棻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也成为知己好友。诸如此类的交往关系，成为李端棻“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评价的重要开端。

（四）西方民主思想的启发

李端棻通过多重渠道吸纳国外思想。早年研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他对西方“三权分立”政体与教育体系产生浓厚兴趣。任职总理衙门期间，通过考察同文馆及上海广方言馆的教学模式，坚定了他“西学为用”的改革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李端棻对日本明治维新尤其关注，这成为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关键转折点。

他认为“日本以小国变强，全在改易旧制，广兴学校”，故在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时，明确借鉴了日本学制。

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交融互鉴，深刻撼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根基，传统思想格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李端棻为代表的官僚士人群体，开始对经世致用思想进行重新阐释，并对儒家传统文化体系展开全新审视。

李端棻从流放之地获赦返乡后，应巡抚邓华熙的聘请，担任贵州经世学堂的主讲，在教学实践中大力倡导“新学”教育理念。其授课内容着重围绕“民权自由真理”展开，每日课程的核心主题多为“培根、卢梭等思想家的学说”。此外，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赫胥黎的天演学说，也是他讲学时频繁涉及的重要内容。他将关注的视角转向社会现实问题，把文化教育事业与政治变革、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积极从西方思想体系中汲取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人权平等观念以及唯理分析等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的精髓。（骆利红：《“新学”与晚清为官士人的转型——以李端棻为例评析》，《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22期:第89-91页。）

二、历史影响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进程中，李端棻以教育革新者与思想启蒙者的双重角色，在传统教育体系逐步瓦解、近代文明思潮不断涌入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制度建构、思想传导与西南区域实践的多维探索，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他提出改革国家教育制度设计，并到西南发展了教育事业，不仅打破了洋务运动“器物革新”的局限，而且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教育改革的理论支撑，更促进西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及教育的近代化。

可以说，李端棻是衔接传统科举教育与现代学制转型的枢纽性人物，其影响渗透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与区域发展的多重层面。

（一）近代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

李端棻的核心功绩在于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搭建了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光绪帝发布新政以图自强，其首要的问题就在于怎样解决人才的问题，而人才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发展教育是强国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李端棻更明确指出：“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针对该问题，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一经五纬”的改革方略，彻底突破了洋务运动时期“碎片化办学”的局限。

所谓“一经”，是主张构建“京师大学堂——省府学堂——州县学堂”的三级学制体系，这一设计首次以国家制度层面的规划推动教育普及，直接成为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及1904年“癸卯学制”的制度蓝本。

而“五纬”则通过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游历（留学）五大配套机制，构建起“教学——研究——传播——实践”的完整教育生态链，直击洋务教育“仅习西语西艺而不究富强之本”的弊端。

《请推广学校折》获得光绪皇帝的重视和采纳，以及朝臣的赞同和支持，各类学校在全国建立起来。教育革新从士绅倡议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中国教育从传统科举体系向现代学制的系统性转型。

（二）维新思想谱系的传承与升华

作为“伯乐型思想家”，李端棻通过自己遍及朝野的人才网络，使维新思想如涟漪般向外激荡。

他“教育为救国根本”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梁启超，成为其《新民说》中“民智、民权、民德”国民性改造理论的逻辑源头，推动维新思想从制度革新的表层，跃升至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层启蒙。

正如梁启超所言，李端棻之教“非徒授业解惑，更启吾以天下之责”，这种思想传承，打破了宫廷改革的藩篱，为近代启蒙提供了理论资源。

李端棻一生门生众多，识拔的贤才难以计数。

他悉心举荐的严修、熊希龄、林绍年等人才将其教育主张付诸实践：

严修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体系，熊希龄推动民国初期教育改革，林绍年任云贵总督时在西南地区落地“一经五纬”方案，形成“中央倡议——地方实践——民间呼应”的改革网络，使教育革新从文本设想转化为社会现实。

（三）西南近代化的启蒙引擎

晚年流放归黔后，李端棻在西南边陲实施教育改革，成为推动区域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1901年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时，他打破“四书五经”的传统课程体系，在教学中宣传新学，以“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的开放姿态积极培育新一代知识分子，强调“萌芽新政要推行”，积极对贵州学子进行维新启蒙，从而打破了西南地区的思想闭塞的局势，推进了贵州的思想进步。为了改善贵州闭塞、思想落后以及缺少学习新学途径的情况，李端棻还撰写了《普通学说》，用作经世学堂讲稿，向贵州民众宣传普及新学。

面对守旧派“敢将孔孟比卢梭”的非议，他以“天下之理，唯变所适”回应，彰显革新勇气。

在制度建构层面，1902年他与其他贵州乡贤共同创办贵州首所中等师范学校——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该学堂有办学的过程中，主动引入日本教员开设现代科学课程，解决了新式师资短缺问题。1906年，李端棻等人积极推动贵阳府中学堂改制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将其倡导的“五纬”办学理念转化为“中西合璧”的课程体系；联合地方士绅推动151名贵州学子留日，开西南大规模留学之先河，这批学生日后成为辛亥革命在西南的骨干力量。

至1907年，贵州全省开办近700所学堂，初步构建起近代教育体系框架，李端棻由此奠定了“西南教育近代化奠基人”的历史地位。

三、结语

李端棻的思想演进史，本质是晚清士大夫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寻求文化突围的缩影。其家学赋予的经世理想，使其避免陷入空谈义理的窠臼；仕途实践的制度反思，使其超越传统士大夫的阶层局限；师友网络的思想碰撞，使其突破“中体西用”的理论桎梏；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使其重新审视传统思想的“桎梏”，这种多重因素的交织，使其成为连接倭仁理学保守主义与梁启超新民启蒙思想的关键枢纽，使其从一位“恂谨书生”，成为一位正直干练的官员，又在维新思潮涌起的时代大潮中，成了浪尖上的弄潮手。

李端棻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实现了“宫廷改革者”与“地方启蒙者”的身份统一：

作为礼部尚书，他推动国家教育制度的根本变革；

作为返乡士绅，他在西南边陲播撒教育近代化种子。

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使中国教育的革新不断进步。

李端棻在临终前致信梁启超，说道：“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正是其承古启新精神的永恒写照。

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不仅是一座思想桥梁，更是一炬不灭的启蒙之火，照亮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漫漫长路。

李端棻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在传统中寻找资源，在变革中坚守底色”的历史样本——这或许正是其思想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谢娅  邮编：550025）

《越过山丘见云开——郑欣长篇小说《山那边是云》中的美学建构》（徐晓野）

越过山丘见云开——郑欣长篇小说《山那边是云》中的美学建构文/徐晓野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人们常常会迷失自我，忘记方向，忘记身边最珍贵的东西。然而，在日复一日分行书写的阅读中，每一个真实的自己渐渐清晰，那些曾迷失方向重新找回，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构成了每个生命的最宝贵财富。

《山那边是云》一书是从作家郑欣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中走来。翻开此书被郑欣细腻真实的笔触深深吸引，书中娓娓道来的文字，让读者与黄小小、陈洛迪、素瓦三位女性的自我认知、成长转变、情感纠葛、命运起伏而同频共振，更深刻地感受到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跨越的山，只要勇敢坚韧地越过山丘，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郑欣曾留学法国，早年曾在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北京市奥组委任职。

2013年，她到贵州挂职并留在这片热土工作。

法国求学浪漫旖旎的文学熏陶，黔山贵水的文脉滋养，从塞纳河畔的浪漫光影到黔山深处的云雾缭绕，郑欣以双脚丈量文化的经纬，用文字搭建沟通的桥梁。

书中既有描写细微的精彩笔触，又饱含对贵州风土的炽热深情，每一个篇章都是跨文化视角下的灵感迸发，每一处描写都凝聚着独特的匠心构思。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贵州正以其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孕育出别具一格的文学表达。

作家郑欣的长篇小说《山那边是云》恰如一部多维度的美学文本，在层峦叠嶂的黔贵山水间，在侗族大歌的悠远回响中，在脱贫攻坚的时代叙事里，构建起一个意蕴丰赡的文艺世界。这部作品通过文学博士特有的学术视角与艺术敏感，将“山”的厚重与“云”的灵动转化为一种精神意象，绘制出一幅动静相宜的贵州精神图谱。

自然与人文的和鸣：黔山秀水的诗意编码。

《山那边是云》是一部贵州山水的赞美诗。郑欣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将喀斯特地貌的奇崛、乌江流域的灵秀、梵净山的神秘转化为文学语言的特殊韵律。小说中那些关于“山”与“云”的描写，绝非简单的风景呈现，而是一种深度的诗意编码——“山”象征着贵州大地的坚韧品性，“云”则隐喻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向往。

这种书写避免了将风景客体化的俗套，而是让山水主动参与叙事，成为情节发展的有机部分和人物命运的见证者。

在描写侗寨景观时，郑欣特别注重自然与人文的互文关系。

风雨桥不仅是建筑实体，更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符号；

层层梯田不仅是农耕图景，更是人与自然对话的视觉诗行。

这种书写策略使得贵州山水超越了地理学意义，获得了美学与哲学的双重深度。

当读者跟随文字漫步于小说构建的黔贵天地时，感受到的不只是视觉上的壮美，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净化与升华。郑欣笔下的自然，最终指向的是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处的永恒命题。歌与心的共振：侗族文化的审美现代性转换。侗族大歌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山那边是云》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学表现。郑欣没有满足于对侗歌表面的描写，而是深入其文化肌理，揭示出这种多声部无伴奏合唱艺术所蕴含的民族智慧与生命哲学。

小说中那些关于歌俗场景的描写——月堂对歌、鼓楼对唱、节庆歌舞——既是对侗族传统文化的忠实记录，又是对这些文化元素进行审美现代性转换的尝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郑欣将侗族大歌的“众低独高”音乐特征转化为一种叙事策略。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命运如同大歌中的不同声部，既有个人命运的独奏，又有集体命运的和鸣。这种艺术处理使得民族文化不再是静态的展示对象，而成为推动叙事发展的动态力量。

当小说主人公在传统歌谣与现代生活之间寻找平衡点时，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体的成长故事，更是一种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郑欣对民族文化的书写具有明显的学者型作家的特点——既有人类学式的细致观察，又有文学家的艺术想象；既保持了文化描述的准确性，又赋予了这些文化元素以新的象征意义。

小说对侗族大歌的呈现堪称一绝，作者创造性地将复调音乐的结构引入叙事。

当鼓楼对歌的场景在文字间展开，多线并进的对话如同大歌中的支声复调，每个声部既独立成韵又和谐共鸣。

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还原了侗族文化的集体性特质，更通过歌师的口传心授，将民族记忆编织进现代性语境。非遗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化作鲜活的生命力量，在文字间延续着千百年的文明火种。困与变的交响：脱贫攻坚的时代史诗。

作为一部反映贵州脱贫攻坚历程的小说，《山那边是云》将这一国家战略转化为有血有肉的人物命运和感人至深的生活细节。

郑欣没有简单地将扶贫工作浪漫化，而是真实呈现了山区贫困的复杂成因与脱贫过程的艰难曲折。

小说中那些关于易地搬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的情节，既有宏大的时代背景，又有个体的情感温度。

在表现脱贫攻坚主题时，郑欣特别注重描写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

当侗寨老人面对新居的现代化设施感到无所适从时，当年轻一代在传统文化与都市生活之间徘徊时，小说呈现的正是贵州山区在社会转型期的真实境遇。

这种描写是一种辩证的思考——如何在发展中保持文化根脉，在创新中传承民族精神。

山与云的辩证法：贵州气质的多维呈现。

“山”与“云”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构成了一组富有哲理的辩证法。

“山”代表着贵州的厚重、坚韧与实在，“云”则象征着贵州的灵动、变化与梦想。

郑欣通过这组意象的反复变奏，实际上勾勒出了贵州特质的多维面向——既有大山般的沉稳执着，又有云彩般的自由创造；既有对传统的坚守，又有对未来的开拓。这种贵州气质在小说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老一代人对土地的眷恋与年轻一代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传统工艺的传承与现代产业的引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这些看似对立的元素在小说中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动态中寻求平衡的辩证关系。郑欣以其文学博士的学术修养和艺术敏感，将这种平衡把握得恰到好处。《山那边是云》最终呈现的贵州气质，是一种开放包容、创新求变又不忘初心的文化品格。

这种气质，既扎根于贵州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又呼应着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脉搏。通过小说的艺术表达，地域性的贵州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这正是文学的价值所在。

《山那边是云》以其独特的美学建构和深刻的思想探索，为当代中国文学贡献了一部兼具地域特色和普遍意义的佳作。

小说通过对贵州山水之美、侗族文化之美、脱贫攻坚之美的艺术呈现，实现了自然美学、民族美学与现代美学的有机统一。

作为学者型作家，郑欣将严谨的学术态度与丰富的艺术想象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文学魅力的叙事风格。

郑欣以文学博士的专业视角，在《山那边是云》中完成了一次对中法跨文化叙事文学的美学重构。

这部作品既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审美自觉，又不失对大地的深情凝望，用文学的棱镜折射出贵州大地的多彩光谱，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下，奏响了一曲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化赞歌。

这部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生动记录了贵州在新时代的历史变迁，更在于它为如何用文学方式表现地域经验、民族文化与时代主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山”与“云”之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贵州的过去与现在，更是所有人类在面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保护与发展这些永恒命题时的共同思考。

这或许就是《山那边是云》最珍贵的文学贡献——它将一方水土的故事，讲成了整个人类都能听懂的心灵寓言。

   在晚明史的浩瀚烟云中，藏着一对堪称“黄金搭档”的神秘人物！一个是山东才子，靠写诗圈粉无数，还把仁政玩出花；一个是文坛大V，一篇文章让前者名震朝野。他们的故事，比小说还精彩！

一、山东学霸的逆袭剧本：家族buff叠满，天赋点满文学技能

    山东，这片孕育了孔子的圣地，连空气里都飘着文化的香气。秦公庸就诞生在这个“天选之地”，背靠簪缨世家，从小听着先辈传奇、泡在书房典籍里长大。

    顾锡畴在《秦公庸邑侯诗叙》里直接夸他是“天选之子”——“粤稽鲁为圣域，龟蒙凫绎之灵秀，应运降神”！意思就是，老天爷把山川灵气全往他身上砸！更绝的是，秦公庸完美继承家族buff，年少时就靠“七步成诗”“倚马千言”的神操作，在江南文人圈火出圈，妥妥的古代顶流诗人！

二、文坛大V与天才诗人：双向奔赴的神仙友谊

    顾锡畴可不是一般人，能让他亲自写文打call的，必然是真大佬！他对秦公庸的诗，简直是“迷弟式追星”——秦公庸写景，能让你隔着诗句吹到山间的风；谈哲理，字字戳中现代人的emo痛点。顾锡畴读他的诗，估计和我们追爆款小说一样上头！

    更绝的是，两人文学理念神同步！都坚信写诗不是炫技，而是用文字给社会把脉。一个用诗歌记录人间冷暖，一个用叙文疯狂安利，这不就是古代版的“内容共创CP”？

三、别人家的官员：用仁政把百姓宠成“VIP”

    秦公庸可不是只会写诗的“文艺青年”，搞起事业更是王者级操作！当邑侯期间，把衙门变成“百姓服务中心”——灾年开仓放粮，比亲妈还操心百姓温饱；推行教育，让儒家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顾锡畴直接把他夸成“人间暖男”：“俭岁之良粢，寒年之纤纩”，说他是荒年的救命粮、寒冬的小太阳！

四、这对CP如何改写晚明史？答案藏在流量密码里！

    顾锡畴的《诗叙》堪称古代版“爆款推文”，直接把秦公庸送上晚明文化顶流！秦公庸的诗火遍大江南北，成了文人圈的“创作模板”；而顾锡畴的文字，也因为这段传奇友谊，被刻进文学史的“高光时刻”。

    更绝的是，他们的故事成了官场“教科书”——秦公庸的仁政被后世官员抄作业，顾锡畴的“安利文学”成了舆论引导典范。这对CP用实力证明：当才华遇上知己，当文学碰撞政治，真的能创造历史！

    350年后的今天，我们刷着短视频、追着热搜，却依然会被这段跨越时空的“双向成就”感动。原来，真正的传奇从不怕被历史尘封，就等我们掀开这一页，解锁古人的“神仙操作”！你还知道哪些古代“黄金搭档”？评论区等你爆料！

乙巳蕤宾之月，云隐逸士醉墨于葆真观云阁一

数据赋能 绿色引领——青海省汽车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签约落地海东

数据赋能 绿色引领

青海省汽车大数据公共服务

平台项目签约落地海东

2025年6月26日，值此第26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青洽会”）隆重举办之际，青海省海东市人民政府与贵通全联汽车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通全联”）在青海胜利宾馆长江厅成功举行“青海省汽车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签约仪式。本次签约仪式作为青洽会海东市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规模盛大，政企云集。

青海省海东市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现场

会议由海东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黄生昊主持，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为活动致辞，首先他向大会签约各方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本次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签约活动，是海东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三次亲临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集中体现，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新型工业化、构建具有海东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具体实践。

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致辞

在与会领导和嘉宾的共同见证下，海东市商务局局长李治堂与贵通全联董事长朱林分别代表海东市人民政府和贵通全联签署了“青海省汽车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的签约标志着青海省在推动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现代化汽车流通体系方面迈出关键一步，也是贵通全联在全国汽车大数据领域的又一重要布局。未来，双方将继续深化合作，共同推动青海省汽车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的顺利实施，助力青海省构建绿色、低碳、高效的汽车流通新生态。

签约仪式

近日，贵阳市开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托关系”调动工作案，被告人吉某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八个月，与他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

2023年2月，被告吉某某声称有门路可助陈某某之女从安顺调至贵阳工作，陈某某信以为真。之后，吉某某以需送酒送礼为由向陈某某索财。自2023年4月至5月，陈某某分三次以银行转账、现金方式共付给吉某某117,200元。吉某某得款后，并未用以帮陈某某协调工作调动，而是挪作个人他用。

开阳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吉某某还有其他诈骗事实，自2021年7月至2023年8月，被告人吉某某因资金紧张，以协调关系、倒卖茅台酒、分红返利、煤炭生意合伙等理由骗取他人钱财，折合人民币共计 125万余元。

开阳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吉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构成诈骗罪。综合被告人吉某某犯罪的事实、犯罪性质及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法官在此提醒：一份称心的工作，需要靠自身努力并通过正规途径获取。希望广大群众提高警惕，找工作、调动工作等，不要轻信所谓的花钱找“关系”。若发现受骗，要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来源 开阳县人民法院）

《五言古风 . 雨之赋》

      ——盛夏雨夜感悟

             绿野来客

风云际会处

雷公逢电母

阴阳电子碰

天地挂水幕

淅淅沥沥轻

像烟又像雾

哗哗啦啦急

如练也如瀑

霜融枝头落

雪化空间舞

吴刚酒陶醉

嫦娥泪婆娑

苍茫不见山

迷蒙难识路

青石任溪爬

绿叶滚露珠

新房听檐声

当年叹漏屋

移床接瓷盆

栓绳拉油布

倾泻未绝耳

睡梦今夜无

一喜润田园

一忧淹苗圃

小径陷泥泞

大河断旅途

地灾随时发

常见滑坡故

坡陡岩危下

隐患尤突出

民生责任重

平安当守护

气象报预警

应急早部署

环境地质治

处处皆国土

自古存利弊

飞泉洒无度

邦弱苦黎民

国强多造福

2025年6月26日二稿于绿野诗棚      

《五言古风.雨之赋》，十节，四十行，200字，无一字重复，也无一“雨”字出现，却将雨写得淋漓尽致，写出了雨的多姿多彩，风流倜傥。可谓无雨字之“雨之赋”也！[笑脸][笑脸][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