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那几年，正是农村最苦的时候。人穷，天也穷，日子像干裂的地皮，随便一跺脚就能裂出一道缝来。记得有一阵子，村里突然冒出几个“大头娃娃”，脑袋肿得像发面馒头，走路东倒西歪，我们背地里叫他们“猪头”。后来才知道，那是营养不良，得的是“水肿病”。几个月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没有医生，没有治疗，更没有哭天喊地的葬礼。孩子死了，父母在自家地里挖个坑，把孩子放进去，连块木板都没有。第二天早上，他们照常去地里干活，像是家里死了只鸡，叹口气，日子还得过。那个时候，死亡不是个稀罕事，活着才是本事。

我饿得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去当兵了。那年我十七岁，个子还没抽高，身板也单薄。但只要肯走，只要不嫌命苦，部队总会收。临走那天，我姑姑悄悄在我包里塞了十

到了部队后，我舍不得吃那几个鸡蛋，夜里饿得发昏，就拿出一个磕破了皮的，舔着吃。那5块钱我没舍得花，连同粮票一起，寄回了家。从那以后，每次我回家都要说起这件事。姑姑她说：“我都忘了。”但我从没忘，我记了一辈子。

当兵的第一年，我是战士，津贴一个月10块钱。我不抽烟不喝酒，吃的是部队大锅饭，穿的是粗布军装。每个月发了津贴，我都用邮局汇款单，寄10块钱回家。等到我当上班长，津贴涨到了21块，我还是每月寄10块。那10块钱是我和家之间的细细的线，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对“家”的一种证明。

但有一年冬天，我母亲给我寄了一件毛衣。等了很久没收到，她便去问村邮递员，那人说从没收过这件东西。我母亲急了，连夜跑去镇上邮局查，一查才知道，不只是那件毛衣没送到，我这些年每个月寄回家的十元钱，一分也没到我父母手里。

原来邮差偷了。他每个月从邮局提走汇款单，把我的钱中饱私囊。父母报了警，他因“盗窃革命军人巨额钱财”被捕入狱。是的，当年十元钱，被称作“巨额”。我后来听说他在牢里过得很惨，其他囚犯知道他偷的是军人寄回家的钱，天天打他。

这事之后，邮局给我父母补了全部的钱，但毛衣还是没回来。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那件毛衣，是我娘一针一线织的，织的不是毛线，是她的心。

这些年过去了，我早已脱了军装，也从农村人变成了城市人。但每次翻开老相册，看见穿军装的自己，我都能想起那十元钱的故事。那不是钱，那是一个家在苦难中紧紧相连的血脉，是一个儿子对家、对命运的挣扎，是姑姑送别时悄悄塞下的粮票，是我母亲盼着我穿上毛衣的冬天。

如今，我能吃上饭，也能为家人提供好的生活条件，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年代里，钱少到心痛，情重得压弯脊梁的日子。那些日子里，有苦，有恨，有泪，更有一份不肯低头的尊严。

那十元钱，从未离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