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雨巷文学社
作者简介：
赵九歌 寒门子弟，生于台湾。前三代皆笔墨小吏。1949年末随父母移居大陆往北京，而后南下定居福州。
非著名自由撰稿人，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概因血脉承继，少时始好读书擅詩文。曾任系统专业报《XX铁道报》及《X X晚报》特约撰稿人。亦曾楔入法律界，為闽、粤数家律所高級顾问。上世紀末，在某司法杂志任编委、採访部、通联部主任职兼该杂志主笔。
著有＂文革＂记叙题材中短篇小说及旅歐旅台游记数本。所撰各类通讯报道、散文随笔可见于中港台澳诸多报刊。屡获国内散文大奖，作品收录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编撰发行的《华夏散文精选》。迄今为止，发表作品略计二百余万字。
山上的母亲
——献给苦难却传奇的妈妈
作者：赵九歌（澳洲悉尼）
作者的传奇母亲何柏华
城南的高盖山还是那么青翠，山上的树长大了许多。在母亲的坟旁，她的老战友、曾经在国统时期是中共福建省委城市工作部＂地下党＂的海关洪履权伯伯植下的那棵相思树，已经能张开它的树冠，像一把伞把母亲那座小小的坟茔遮蔽得颇为荫凉。
清明时节，我又上山为母亲扫墓。走完长长的山路，已是气喘吁吁，全身浸润了汗水。一阵山风忽然从那棵相思树吹来，轻轻地拂在我的身上，久久地盘旋着没有离开……
母亲生平经历坎坷而不乏传奇。她16岁在女子师范念书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个世纪50年代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被中共省委组织负责人推荐入黄埔军校六期（武汉分校）学习。1926年6月底跟随老师、前中共领导人恽代英行军至南昌，7月初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在南昌起义纪念碑文上母亲的名字见右上红线处
她在中共党内先后担任市委组织委员（现时称＂部长＂）、省委妇委书记、省委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上海闸北区妇委书记、卢湾区委书记、福建永定暴动分区领导人、中共广东宝安县委负责人兼军事教官；国共联合抗日时，在台湾抗日义勇军任教导员。那个时期，她失去了载入中共党史的两位丈夫。甫及中年，好不容易熬到中国共产革命胜利，原以为自始便可安居乐业，却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失去了第三位丈夫。
母亲一生生养过6个孩子却失了3个：母亲和第一位丈夫江德贤没生养，因为江德贤在1930年就在泉州被捕，同年押解到福州被杀害了。我的长姐、二姐是母亲第二位丈夫邱泮林的女儿。邱泮林抗战期间去世后，由罗明、谢小梅夫妇抚养成人，1950年我们一家从北京南下回福建后，母亲才前去客家地区相认。我同母同父的原还有两个姐姐；大的1941年浙江金华被日军侵佔时，她尚在襁褓之中，母亲因率领部队转移军情紧急将她寄养在金华酒坊巷附近居民家中，自彼时失联至今。而我二姐的悲剧还等在后面，又一次痛剜母亲的心——
二姐1960年开始在铁路工作，1968年刚满26岁时在铁路公寓自杀，先母亲6年而去。她死时，母亲正背负着＂走资派、叛徒＂之恶名，但她被郊县＂老区＂农民卫护起来在乡下生活，她住在农民家里，红卫兵也不敢下乡抓人。
二姐死于1968年春天，她的死讯是我告诉母亲的一一那年春天，又一场在全市爆发的武斗使居民们整天窝在家里不敢出门。我也早已厌倦这场没完没了的折腾，乐得躲在家里整天看小说。
运动开始时，有个省内作家叫姚鼎生，因为出版了一本歌颂时任省长魏金水的长篇小说《土地诗篇》（类似于刘景范《刘志丹传》），先是被斗得九死一生，后来又被弄回省文联管理图书舘。因为在运动还没开始时，他在某个纸媒上看过我的一些文章，遂萌生＂培养＂之心，肯担一些风险让我从省文联图书馆借书看。每次一大迭十几本，看完再换，惬意无比！
一天下午，我刚看完屠格涅夫的《爱的凯歌》，坐在小院子里发呆，思索着书里那些诡异的事，木门响了，来的是我单位工会主席和人事干事，他们通知我说：你二姐在永安自杀了…… 到永安的第二天，我与她们单位的同事一起把姐姐埋入铁路医院旁边的小山头上，和许多冤死的人并排葬在一起。那年头，死个把人本也不足为奇，虽然对亲人的离世会感觉十分心痛，却也无可奈何。我在那两年内就接连送走了几个朋友，也都才十几岁。姐姐短短的一生埋进了那丘黄土里，留下了白发苍苍的母亲和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的她5岁大的孩子……
我很难想象姐姐临死前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事，而能如此决绝地在母亲那个业已百孔千疮的心上再狠狠划上一刀。
早年有个外国作家说过：＂死亡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母亲印证了这个结论…… 两天后，我用了三个小时几经倒车，才到达偏僻的乡村小学里见到了母亲。
我迟疑嗫嚅着，是否能直截地把姐姐去世的不幸告诉母亲。谁知，她在看了我的瞬间开口了，她的第一句话就使我明白，我无法遮掩真相了。
她平静地问道：姐姐死了？
我点点头。母亲的泪是一下子涌出来的，她低头无声地抽泣着。我呆呆站在母亲面前，看着她自父亲死后早已花白的头发就在那几分钟里一根接着一根地変成纯白，它们泛着森森的亮光，很快就覆盖了她正在剧烈抖动的头。
她忽然抬起了头，平静地对我说她几天前就知道了。
我正感觉莫名其妙，她却啜泣着说按时间推算，她是在姐姐死的第二天就知道了。
6年之后，母亲也死了。她是在12月26日这个＂伟大＂的日子死去的。那时，运动已经到了晚期。人人都厌恶了这场不知为何的运动，厌倦了喋喋不休的争吵，厌倦了莫名奇妙的打斗，厌倦了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式的政治。
母亲去世时我不在侧。我正在离家很远的大山深处艰难地生存。得知她去世的消息，自然是痛至剜心入骨，却不能亲自前往奔丧…… 这是1974年末最冷的季节。
后从亲友来信获知，母亲安葬在高盖山。从那之后，我就把这座并不高耸的山和母亲连成一体了。
听那些母亲重病入院后日以继夜照顾她的朋友们说，母亲在去世数日前，曾极翔实地敍述了自己的一生，说到凄恻处，病友和家属都为之动容，整个病房一片啜泣，医生和护士们听着听着，也都掩面或哭着跑出去了……
作者与妻女一家三口摄于悉尼
那一年清明已过，正是暮春时节，从师范大学通向高盖山路边农田里的秧苗已经长得很高。雨季刚过，山道泥泞不堪。母亲的坟在山顶上，与许多寻常坟茔挤在一起，位置虽醒目，但形状大小却不张扬。坟后的一棵小树倚穹顶站着，还透着一股稚气。
当时我勉强信着佛道，自然依照通常规矩侍弄。正在祭拜时，刮起一阵清风。风起得突兀，绕着母亲的坟头和我的身边舞动，带起脚下刚烧完的纸灰转圈，我不由得一阵激灵一一是母亲来了吗？
自那一次开始，每逢我心情低落，总会想去山上走走。每年清明节，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总会回到这个城市，去到山上、去到母亲身边向她讲述发生的幸与不幸之事。有几年，我遇到特别难的事，在母亲的坟前，一时悲从中来，不能自抑，就像小时候那样嚎啕大哭。
在这地方，母亲因为人友善和蔼，加之她“老革命”的传奇生平，为较多同乡知晓，颇有些名气。每当我独坐在坟前哭时，那些荷锄扫墓的当地农民总会上来劝慰，然后摇摇头默默地走开。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看到本地报载一则公告，高盖山上的坟墓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自行迁移。我紧张了，虽说我很难把母亲从这座留下我太多思念、痛苦和辛酸的山上迁出，但还是得硬着头皮做。头天托人雇了山下村子里一位专司迁坟的农民。第二天下午，我依约到了山上同他会合一起来到母亲坟前。他舞动锄头，打碎了覆盖穹顶上薄薄的水泥很熟练地往下刨去。 一些夹杂着碎木板的泥土扬到坑边，我的心一阵阵紧缩，目不转睛地盯着底下，我的苦难的母亲就要来了吗？
随着长形的土坑愈来愈深，棺木却没有出现。干燥的黄色泥土堆积在我的脚边，整个坑已完全见底，坑内原来埋下的所有物件都已裸露无遗一一除了几片风化了的衣服碎片和表弟从武夷山捎回的厚木板制成的棺木剩下的腐朽木片外，没有找到哪怕星点骨殖……
我的脑袋瞬间一片空白！
我发狂地用手抓挠着土堆，试图从里面找到一丝一毫属于母亲灵与肉的踪迹……
可是，我什么都没能找见，在厚重的泥土层下，母亲像风一样地消失了！
我流着泪，在山腰找了一片开阔的地方，烧了那些在母亲坟坑里挖出的东西，包括一些泥土。
我用双手捧着灰烬，把它们撒向山谷，撒向树林灌木，撒向山坡上的小花……
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完成了母亲坟茔的迁移，让她永远留在这个长满青松和杜鹃花的山上，让她永远和那些她生前熟悉的、对她满怀同情和敬意的故人在一起，让她从这座城市南面的独立小山上，永远注视着生养她、也埋葬她的城市最新的变化，看护着她仅存不多的后辈成长……
几年后，山上的许多坟墓都迁走了，母亲坟旁的坟包已所剩无几。高盖山被建造成一个公园。人们每天清晨从此处登上山，稍事休息后便开始各种操练。一群老头老太太聚精会神地打着太极，动作柔美而绵软；另外一处则传出欢声笑语和动人的音乐，仿佛在陪伴母亲，抚慰着她不灭的灵魂……
2019年12月26日草，2025年母亲节改发于悉尼。
作者最近参加第4届世界华文作家笔会
酷爱艺术的作者<右>与著名导演画家张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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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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