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 忆 父 亲

文/肖长华

一、 针线缝补的日子

个子小，话不多，声音柔和，总是微笑着，这是父亲的标签。沉默是他性格的底色，微笑是待人接物的方式。岁月与苦难的打磨，让他总是隐忍克制，表现出旧时农村人少见的修养。家乡衡山出产一种麻石，表面粗粝，间杂着红黑斑点，初看并不起眼，但极其坚固耐用，宁折不弯，这一点与父亲十分相像。

父亲身材瘦削，脊背微弯，肩胛骨凸起，外表看并不是那种能吃苦耐劳的人。但我的印象中，他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天天早出晚归做上门功夫，为远近乡邻缝制衣裳；每个早晨和傍晚的短暂时间，还一刻不停地在田间地头忙碌。夜晚，他要么站在窗下案板前，就着昏黄的油灯，划线，裁剪；或者踩着那台“飞人”缝纫机。随着他踩踏的节奏，老旧的缝纫机发出低沉的嗡鸣，皮带轮的转动带起细微的风，金属部件在摩擦中微微发热，散发出淡淡的机油味。机针闪烁，印花棉布、卡其布、的确凉，的确卡……不同材质的布料在父亲手底总是温顺贴合。量体，打版，裁剪，锁边，缝制，锁扣，左手熟练地推送布料，右手飞快地转动轮盘，双脚不停地踩着踏板，一件件衣服就此成型。一针一针，将奶奶、母亲和全家七口儿女薄如蝉翼的生计，艰难地缝合在一起，七个儿女就这样被拉扯大。我总是在缝纫机的哒哒声中睡去，醒来时却从不见床边父亲的身影。

     

父亲左手中指长期戴着一枚针顶，针顶外层百孔千疮，斑斑驳驳，内圈却因岁月摩挲而光滑圆润 ；中指很早就弯曲变形，就像树木的疤节，世界施加了磨难，而岁月却给了它坚固的铠甲。父亲用这副坚强的铠甲，保护全家周全，带来希望。

二、 集市上的第一声

不知不觉中，我也慢慢长大了，父亲又用自己的方式给我力量，助我成长。

起初，到十二三岁，我还胆小；在外人面前，怯懦得像屋檐下的麻雀。那年七月，地里的红薯藤长得旺盛，父亲对我娘说:“红薯秧子可以卖点钱，我明天带满崽到店门赶场去。”第二天，他用扁担挑着两筐沾着湿润泥土的红薯秧，让我挑一担小的跟在后面。集市喧闹，人声嘈杂，讨价还价声如潮水拍打耳膜，泥土混着牲口粪便的气味直冲鼻腔。父亲在街边寻了块空地，帮我放下担子。他蹲下，把红薯秧一把把摆放整齐，露出青绿的嫩茎，又用塑料瓶朝上面喷了一层水。父亲停下来，要我学着他吆喝。我的喉咙像塞满了棉花，半个字都挤不出来，脸涨得通红，眼睛死死盯着泥巴地面，恨不得钻进去。父亲不急，微微侧过脸来，目光沉静，声音柔和，说：“要把喉咙打开，喊出声音来，不然你以后就出不得众。要像晚上喊鸡上笼那样扯开嗓子。”我拉住父亲衣角，深吸一口气。终于，一个生涩、微弱、几乎变了调的声音从我喉咙里挤出：“卖……卖红薯秧子咯——”声音颤抖着，像小奶狗的第一声叫唤，瞬间淹没在周遭嘈杂的吆喝声里。我窘得又想低头，却瞥见父亲嘴角微微上扬，浅浅地笑了。他伸出右手，轻轻抚摸一下我的脑袋，说:“敢喊出第一声，以后就不会怕丑了。”清亮的声音，在我心里打开了一扇门，照进一丝细微的亮光。

三、重若千钧的黄铜钥匙

“正直”是父亲一生立身之本，也让他被村邻敬重；加上读了两年私塾，能打算盘会记账，生产队投票一致决定把保管谷仓钥匙的重任交给他。谷仓在西边屋场，是连城伯家一个二楼的大木板房，没有门页，只在室内高处开着两个通风透光的小窗子，靠一架宽大的板梯上下楼。关仓的时候，把一块块厚重的木板按编号从里面卡槽插入，再用粗长的铁门栓卡死两头，然后上锁。谷仓里面是全队人的命脉，从此，那把沉甸甸、足有大半个掌长的黄铜钥匙，便日夜拴在父亲腰间那根搓得密密实实的麻绳上。

“解放”的时候，我们家分到一套砖瓦房子，在萱洲上河街。父亲是缝纫社员工，吃居民粮；母亲带着大哥大姐，后来多了二姐二哥，又有了三姐。加上奶奶，吃饭的人多起来，生活自然越来越艰难。后来父亲的工作接连调动，他又拖家带口，先后去了新场市和沙头两个公社，五九年被安置回萱洲凤鸣恢塘冲老家。分不到自留地，就不能种菜；父亲不熟悉农活，就赚不到工分；大哥那时候才十一岁，还没有成年。一家人的生计全靠父亲一个人一双手。父亲出外做一天缝纫，能吃两餐饭赚6角钱，六角钱要交一半给队里兑工分。

那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饥饿如同无形的巨兽，啃噬着每一个村庄。我们队里没有一家人能吃上一餐饱饭。母亲后来告诉我，土里没有长的，队里没有分的，锅里没有吃的，塘里河里没有跳的；连野菜野草都被抢光了。六零年秋天，六岁的二姐刚刚上学，在学校突然发寒，心悸，一下子栽倒在地；父亲去接她回来，刚到家，自己也晕倒在堂屋。家里请人送父亲和二姐到衡山人民医院住院，只能要大哥给他们送点吃的。衡山到萱洲差不多四十里，可怜大哥才十二岁，父亲倒下，他只能挑起家里的担子在老家和衡山县城之间来回奔波。还是因为饥饿，大姐没到天黑就看不清东西。后来一家人都是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嘴唇干裂脱皮，皮肤一压一个坑，气息微弱得像灶膛里将熄的火苗。奶奶早年间逃难的时候，是见过饿死人的，可是，当家人面对死亡威胁的危急关头，她也只能干着急。后来上面终于拨下来一点救济粮，才稍稍缓解了饥荒。即使稍好的时候，家里的饭食，从来都离不开红薯的影子：早餐是红薯稀饭，汤水清得能照见人影；中餐是红薯干饭，堵着嗓子眼难以下咽；晚餐则是红薯烫饭，里面加入几片发黄的菜叶。只有奶奶的碗里，还能见一点点米饭。到后来，餐餐红薯烫饭都已经不能保证，只能改为一日两餐。母亲曾背对着父亲，一边搅着锅里稀薄的红薯汤，一边向奶奶哭诉：“娘，你的儿子，当真像个傻子。守着一仓谷，崽女们却饿得眼珠子发绿，腿肚子打晃。”晚上，奶奶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摸着父亲干瘦的胳膊，小心翼翼地问：“真的一点办法都不能想吗？”父亲知道自己母亲的意思，垂下脑袋，低声说：“队里人信得过，才把钥匙交给我管。现在还没搞年终决算，掰着指头算，还要好几个月才能出新米，我是为一百多人保命呢；我要是私自开了谷仓，哪怕鞋帮沾走半粒谷子，我们一家都会抬不起头。”那把沉默的钥匙，像一枚被岁月摩挲得锃亮的徽章，也像一道无言的封印，锁住了仓中那维系全村人生命的粮食，更锁定了父亲那朴素而执着的操守。灯光昏黄，钥匙冰冷，衬着父亲深陷的眼窝，却仿佛无声地填充着儿女们辘辘的饥肠。

四、 挑向远方的担子

时间的长河流至1977年，高考恢复的春风也吹到了凤鸣这闭塞的山村。第二年八月，当岳云中学（当时为衡山一中）的录取通知书，辗转送到父亲手中时，他捏着那张薄薄的纸，脸上泛着光彩，显得格外高兴，连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好像他的儿子已经考上大学。

他立刻忙碌起来，将家里谷仓里的谷子舀出来，装进箩筐，挑到公社粮站，换成供我远行求学的粮票；又找出一口樟木箱子，装上我挑选的书籍课本；再用洗干净的化肥袋子，塞进被褥、衣物、脸盆、搪瓷缸等一应用品。

启程那天下午 ，天上出着毒太阳，父亲带着我和同学文传会，步行去南岳。他挑着担子，戴着草帽，走在前头，我和传会跟着，三人沿着蜿蜒曲折、布满碎石沙土的山路奋力前行。汗水浸透了他的旧布衫，紧紧贴在嶙峋的脊背上，留下湿漉漉的印痕。我要替父亲换着挑一下，他执意不肯，歇歇肩，又继续前行。40里路，从烈日当空走到暮色四合，岳云校园已是灯火明亮。找到后勤，主任安排我们吃饭住宿，父亲跟我在一张窄铺上挤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带我在校外吃了衡山米豆腐，上午又帮我办了入学手续。安顿停当，他只说了几句话:“安心读书，莫饿着，也莫霸蛮。”

父亲几时离开学校返回萱洲的，我竟然毫无印象，但到了岳云，虽然知道考大学是唯一目的，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直到多年后自己当了老师，才悟到“莫霸蛮”这三个字的价值，父亲的高明。他其实是告诉我:你要努力，但不要硬扛；读书重要，身体更要紧。这才是真正的关怀和爱护，是一种大智慧。我后来读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又有了不一样的感悟。维特根斯坦告诉世人，哲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精彩的一生；它应该成为人们当下生活的指引，因为人们的生活问题才是这个世界的核心问题。书中还说，哲学如果不能跟活泼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话，那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哲学如此，教育更是如此。

我觉得父亲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哲人。

五、 沉入血脉的种子

在我慈爱的母亲离世七年以后，受疾病折磨多年的父亲也于2009年农历七月十二日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六载春秋。

十多年时光静静流过，怀念、愧疚与自责一直萦绕心头。直至2024年，父亲百岁冥诞之际，我和亲人们用了大半年时间，终于将父母、爷爷奶奶和二哥的坟茔修葺一新。祭坟那天，是个冬日。墓园静穆，苍松环绕，阳光温柔，青石质地的墓碑泛着温润柔和的光泽；墓围选的是衡山本土上好的麻石，沉静、内敛而精致，像极了父亲的气质。我长久伫立，任带着松脂清冽气息的山风拂过面颊。怀念父亲，岁月无声漫过心田，那些沉淀的记忆又纷至沓来：缝纫机单调而坚韧的声音打破深夜的寂静，红薯秧在集市尘土中散发着微涩的土腥气，谷仓钥匙在他腰间偶尔碰撞凳子发出轻微的响声，他挑担远行、旧布衫在嶙峋脊背上刻下的印痕……所有这些，早已镌刻心底，层层堆叠，垒成一座无形的高山。

父亲一生清贫，并没有留下丰厚的遗产，然而他给子孙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那是他的正直、坚韧与担当，还有那山海般深沉的爱。

他仿佛种下了一粒最质朴的种子——那粒种子，是他踏下缝纫机踏板的每一次“咚咚”响声，是集市上那一下轻轻的抚摸，是面对满仓谷粒时平静的眼神，是对儿子的殷殷嘱咐。岁月流转，春华秋实，这粒种子在我血脉深处悄然萌发，以惊人的力量生长为一片浩瀚的森林。这森林的根须深扎于名为“正直”的岩层，向上托举起属于我的天空——无论晴空万里，还是风雨如晦，父亲那坚强的脊梁，始终是支撑我生命最深沉、最恒久的力量。他的影子，早已融进我的骨血，化作我行走世间的底气。

今年清明节，当我和妻儿走在萱洲镇上，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我，说我像母亲，并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她指着清静街道旁边那幢青砖瓦房，告诉我:那里曾是你们的家，你爸爸为人好，脾气好，功夫做得也很好。她又带我走到门口，热情地叙说着过去。那一刻，时光仿佛已经静止，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才三十出头的父亲，分明还坐在那个明亮的房间里，浅浅地微笑着，跟母亲轻声说着话，为左邻右舍赶制衣裳。

在我心里，父亲从未真正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