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孙中山是第一个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领袖人物，而且结合得相当成功。这是我近段阅读《孙中山全集》的新发现（严格讲，不能叫发现，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读过他的著作了解他的作为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由此看来，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先行者”有着无法割裂的紧密联系。正值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我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引起民众的注意。

“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屡战屡败的孙中山受到了鼓舞，也看到了一线希望。1918年1月28日在广州的一次宴会上，孙中山曾说：“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1」1918年7月，孙中山致电列宁，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2」这封投石问路的电报，收到了效果，据说，列宁在收到孙中山的电报后，十分激动，称孙中山是“中国革命领袖”、“中国工农阶级敬爱的导师”，郑重提议双方联合起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联盟”。”

1920年上半年， 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会见了苏俄海军中将波塔波夫、陆军上校波波夫等人，对苏俄的稳固和强大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请求苏俄援助的设想，并与苏联来客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了争取苏联政府的支持，该年9月，孙中山派遣他过去的警卫团团长李章达远赴苏联。孙中山要求李章达务必到达莫斯科，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从土耳其斯坦进军中国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这一异想天开的计划，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认可。然而，遭受挫折之后的孙中山并没有放弃希望，他坚定不移地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再一次向孙中山伸出了橄榄枝。1921年秋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奉列宁之命来到中国，在上海与国民党驻上海代表张继进行了秘密接触。马林来中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成立中国共产党、二是寻求中国政府和政治组织对新生的苏维埃政府的支持。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顺利，第二个任务却遇到了麻烦，马林到北京和北洋军阀谈判，希望吴佩孚与孙中山联合起来打击张作霖、并承认苏联政府。可是，马林在北京政府碰了一鼻子的灰，吴佩孚断然拒绝了苏联代表的提议。这样，苏联政府的唯一希望就只有孙中山了。由于孙中山的革命受挫，日本政府见利忘义，看到北洋军阀掌握了政权，便转而支持北洋军阀了；美英政府一直坚持顽固立场，不愿意给予军政府经济和军事援助。苏联是孙中山国民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最大外力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基于以上原因，双方代表的第一次接触相当顺利，双方对合作事宜都充满信心。

为了尽快开展合作，1921年12月，马林在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来到桂林孙中山的军营，与孙中山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三次长谈。孙中山与马林就国共两党合作、中苏关系发展以及改组国民党、由苏联帮助国民党在中国创办军官学校达成了一致意见，只不过孙中山没有答应立即承认苏联政府的提议，并不是孙中山不想承认苏联政府，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因为孙中山于1920年11月底又得以在部分西南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下，重新回到广州，并很快组建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踌躇满志地准备发动推翻北京政府的北伐战争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孙中山自然不便同苏联公开结盟。加上当时的中国各政治、军事集团，与苏联的关系相当紧张，国民因为历史上的纠纷和苏联支持外蒙古独立等原因，对苏俄没有好感，孙中山不想树敌过多。孙中山是从夺取政权的长远利益来考虑问题，其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如此，马林及苏共和苏联政府还是认定了孙中山这个难得的合作伙伴。马林还与中共领导人多次商谈，要求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立场，与国民党加强合作。1922年1月，孙中山派人与中共代表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拉开帷幕。

1922年8月，被陈炯明赶到上海的孙中山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收获，苏联新任驻华全权外交代表越飞8月22日从北京的来信，希望与他建立密切关系。越飞的建议给了沉浸于失败痛苦中的孙中山极大的鼓舞。他当即写信给这时还在福建的蒋介石，要他赶来上海筹备一切，信函中说：“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3」。

根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孙中山与越飞的军事随员黑克尔将军及其协助越飞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会谈内容包括：孙明确表示同意与苏联建立密切关系，他认为，在世界上，真正能够支持他的只有苏俄，他希望苏俄能够为他提供交通工具、军火和武器，经过蒙古、新疆或南方来帮助组建自己的军队。10月上旬，孙中山再度会晤了马林等人，进一步强调了他关于在西北创立军事基地，特别是希望苏俄帮助他在东土耳其斯坦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计划。孙中山关于在北方组建革命军队的问题的具体计划是：用他的名义，即由他直接提出，并根据他的请求，苏联派出一个师占领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因为那里只有4000中国士兵，不可能抵抗，邻近的四川省中虽然有10万士兵，但都是站在孙一方的。孙的计划是要在这个省内创造根据地组建军队、工厂和兵工厂，供应原料。而越飞认为：从政治观点来看，由于目前孙中山只是站在个人立场之上，距离中国官方立场甚远，与孙中山订立这样的协定似乎为时尚早。因此，这一计划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提到议程日程。

1923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与马林飞抵上海，与孙中山及其代表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会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允许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活动和宣传；联张(张作霖)反吴（吴佩孚）问题；由苏联负责在上海建立一个与孙及共产党联络电台问题；消灭陈炯明势力巩固广东大本营问题；苏联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问题（孙要求苏联给予200万墨西哥银元，孙与张作霖联合攻占北京后、为确保孙掌控北京、由苏联在东北徉攻张部等）。孙中山又一次当面向越飞提出了他的西北军事计划。孙中山表示：他希望把自己的纲领建立在完全不依赖帝国主义列强而纯粹依靠苏联的基础上。因此，他认为，必须把革命的根据地从容易被帝国主义封锁的广东，转移到靠近苏联的国内腹地去。他确信，他至少有10万军队可以通过广西、四川、山西等省转移到蒙古边境，然后经过新疆或库伦到与苏联可以直接接触的地方，比如到蒙古边境地区驻扎下来。经过苏联方面的装备和训练之后，只要一两年时间他就可以夺取政权了。为了尽快得到苏联的援助，孙中山表示，可以在中东铁路经营权等问题上作出让步。可惜的是，苏联政府再次否决了孙的西部革命计划。

1月26日，越飞与马林在上海与孙中山签署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与苏联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这份宣言的内容仅有四项，但内涵却相当丰富：一、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但中国需依赖苏联援助。二、苏联愿意就抛弃帝俄时代条约开始与中国政府交涉。三、同意苏联有条件让渡中东铁路经营权。四、苏联军队勿需从外蒙古撤军，外蒙维持现状。「4」尽管孙中山没有正式承认苏联政府，但这份宣言的内容实质上却是一份政府文件，因为它涉及到中苏所有重大问题。与上次马林来中国一样，苏联代表首先仍然是前往北京，目的仍然是寻求中国政府承认包括就外蒙问题、中东铁路经营权问题达成协议，但这次与上次一样，依然没有达到目的。令苏联代表欣慰的是，他们终于在中国找到了同志和战友。宣言发表之后，孙中山又委托廖仲凯就双方合作特别是军事合作细节进行磋商。至此，改变中国命运的最重要的中外合作从南中国开始了。

1923年9月，孙中山派自己的总参谋长蒋介石为他的全权代表，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苏方在尽快提供第一批援款，派遣军事顾问前来广东协助编练军队的同时，与蒋介石具体讨论实施西北军事计划的方案问题。蒋介石亲自整理的西北军事计划书《中国革命之新前途》，长达9千字，是孙中山设想依靠苏联的帮助在西北建立自己的军队的具体方案。苏联政府依然认为这个设想不切实际而没有同意付诸实施。但，苏联政府已经承诺在其他方面帮助孙中山，并建议孙迅速改组国民党，开展政治斗争和军事培训工作。1923年10月，鲍罗廷作为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广州，孙立即委任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5」，尔后又成为孙的政治顾问。

“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

为了争取苏联政府支持、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听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并在共产国际的具体帮助下，于1924年1月改组了国民党，让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来，确定了联俄容共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增加了反帝反资内容。进一步要求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孙总理（孙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就有过类似的要求），坚持以俄为师，明确提出“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确立了“以党造国”“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明确了党指挥枪的革命方略。「6」至此，孙中山将中国革命带上了苏联的道路。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也给了孙中山和国民党慷慨回报，据有关资料披露，从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1270万卢布财政支持，其中270万卢布用于建设黄埔军校，1000万卢布用于创建国民党中央银行。接受价值约300万卢布的军火援助，包括步枪26000支，子弹1600万发，机枪90挺，炮24门。苏联政府不仅帮助国民党创建了黄埔军校，还为国民党派遣了大量的军事顾问，国民革命军中的苏俄军事顾问覆盖到了师一级，这些军事专家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国民革命军的战术水平，并在北伐军夺取湖南、插入湖北、进攻江西的战役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苏联政府的支持，国民革命军要取得北伐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北伐的胜利，则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宏图就不可能实现。当然，如果没有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也就不可能那么迅速。共产党在南方的合法活动，不仅在社会各阶层如农村中壮大了组织，更重要的是，共产党靠正当途径打入国民党，积累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分化了国民党、吸收了大量军事人才、掌握了部分军队，又通过南昌起义，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要不，仅仅依靠农民武装很难与国民党抗衡，同时，北伐战争对军阀的清除也为日后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扫清了障碍。

“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道，成非常之功。”

孙中山的理想是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建立“五权”宪政国家，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他的设想与共产主义相差甚远，且他也明确表示过，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可是，他却义无反顾地与苏联和共产党合作，甚至借鉴和采用苏联模式进行组党建国，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屡战屡败、形势严峻，不采取非常手段、不依靠外援无以图胜利。孙中山引进苏联经验，也不完全是权宜之计，他是真正的崇拜和佩服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赞同苏共的模式和手段。更重要的是，孙中山高瞻远瞩，不拘小节，具有政治家的谋略和勇气，为了宏伟目标敢于牺牲部分利益，并且善于借他山之石垒巢筑窝。早在1914年5月，孙中山在请求日本首相大隈支持的信函中，就有如下言论：“助一国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惯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道，成非常之功。”「7」苏联革命的成功给了孙中山很大触动和启发，他认识到：“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俄国革命党能以一百英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敌，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戳定者，因军队全属党人故也。”「8」他认为苏联革命党就是他最好的老师，苏联的道路就是达到目标的最好捷径。他迫切希望像苏共一样，建立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于是屡次请求苏联政府给予军事和经济援助，目的自然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从1918年到1925年3月11日（逝世的前一天），孙中山在很多场合、多篇文稿中提出过向俄国学习、以苏俄为师以列宁为榜样、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脉相承的内容，当他得知列宁逝世的消息后，立即发表悼念演说、以个人和国民党名义发去诚挚动人的唁电、将事关重大的国民党一大休会三天，临终前还不忘留遗书苏俄：“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联合之首领……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相携。”「9」，其真情实意已留在字里行间，决不是虚情假意的伪装。这些，已经鲜明地表达了他崇拜苏俄、学习苏俄的坚定立场。

孙中山具有虚心好学、灵活多变、百折不挠、屡败屡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品格，方式方法上刚柔并济、虚实结合，既热情似火又冷峻理智，既有坚强意志又能审时度势，糊涂中揣着明白，失败时不忘成功。这就注定他将会把中国带入另一个社会。宋庆龄这样评价孙中山的性格：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这种性格亦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人物的共同性格。其实，早年的孙中山就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拥护者， 1905年夏，孙在布鲁塞尔时，曾来到社会党国际执行局总部，要求加入社会党，被社会党横蛮拒绝。后阅历增多、认识提高，觉得要想革命成功，非得有自己的东西才行，于是便组织了自己的反清革命团体、创立了三民主义，提出了五权宪法。纵观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他都在为他的宏伟目标不懈努力，组织暗杀团体、发动武装起义、借助帮会势力、联合不同团体、雇佣地方武装……或许，孙中山的某些行为不合常理，也不为一些人理解，在当时及今后的漫长岁月，无数人对他进行过攻击和批判，甚至骂他是“卖国贼”，然而，这些人不过是鼠目寸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孙中山是非凡之人，是旷世奇才，他看问题的眼光与普通人肯定不同，行为方式亦差异很大。我个人认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孙中山，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位无产阶级的领袖，他已经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有机嫁接，甚至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融合到了一起，1923年11月25日日，孙在一次演说中，说过这样一段观点明确的话：“俄国革命……与吾党之三民主义实在暗相符合。……吾党与他们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10」几天后的29日，他在《批邓泽如等的上书》中又这样写道：“俄国革命所以成功，我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11」

吃水不忘挖井人

我个人认为，孙中山应该是把中国革命看作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因此，也不那么在意局部利益和眼前得失，能够以友好平等的态度对待各民族，友好地对待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苏联。国民党一大期间，他在欢迎各省代表与外蒙古代表时，大度地对外蒙古的现状予以承认，他说：“外蒙古到民国以来脱离中国，内政是很修明的在陆军一方面也练了很多的骑兵，所以他们现在便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2」这里，既表达了孙中山对《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尊重，又表达了他对外蒙古人民的热爱，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宽阔胸怀。我亦认为，孙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美好而遥远。在通住理想的道路上，孙中山果断地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方法和手段，他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他所谓的实行宪政的三个步骤：军政、训政、宪政，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大致分期，或者说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3年、6年的期限也不可能是绝对的，3年很可能是30年，6年也很有可能是60年，一切视革命是否成功为标准，而革命成功的标志便是夺取政权。虽然孙中山生前没有享受过多少成功的喜悦，辛亥革命前10次武装起义全部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革命后所发动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亦没有胜利过，但是，却是他奠定了尔后胜利的基础。尽管他英年早逝，但仍然依靠他的选择和深远影响颠覆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让各种政治力量得已有重新洗牌的机会，最终让我们拥有了当家作主的机会和美好和谐的社会，也难怪海峡两岸主流社会皆推崇他、纪念他，因为他确实应该纪念。时至今日，他依然影响着海峡两岸的华夏子孙，或许还将会继续影响下去。

孙中山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第一人，即使他一生写满了失败，仅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这一条，就可以让他永留青史了。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是中山先生为我们挖了一口深井。在辛亥革命胜利百周年之际，我们这些受惠人应该对中山先生表达深深的谢意。

 注释

「1」（《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 第四卷320页）

「2」（同上， 第四卷 500页）

「3」（同上，第六卷，第535页）

「4」（同上，第七卷 51-52页）

「5」（同上，第八卷 300页）

「6」（同上，第九卷 95-120页）

「7 （同上，第三卷 86页）

「8」（同上，第八卷 268页）

「9」（同上，第十一卷 641页）

「10」（同上，第八卷 438页）

「11」（同上，第八卷 458页）

「12」（同上，第九卷 107页）

       其他参考资料

《中国国民党党史》（茅家琦等著，鹭江出版社）

《晚清尽头是民国》（思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向莫斯科求援的一段秘辛》（邱路著，《百年潮》1997年第6期）

《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杨奎松著《历史研究》1996年3期 ）

       （载《湖南经济文化）2011年第4期，原题《吃水不忘挖井人》）

【作者简介〉倪章荣，笔名楚梦。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在《中国作家》、《芙蓉》、《芒种》、《作品》、《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同舟共进》、《书屋》、《看世界》等国内刊物及《领导者》、《阳光》、《二十一世纪评论》、《世界华文文学》、《新中原报》等香港、美国、加拿大、东南亚中英文期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著有《邪雨》、《红色引擎》、《许佳的夜晚》、《去和爸爸过年》、《旧鬼》、《在军营里成长》、《1976年的秋天》、《陪葬》、《温床》、《无毒蛇》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五权”与“三权”》、《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40多篇作品被中外选刊及其各种年选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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