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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部的荒野
荒野中的自我追寻
——女儿的PCT徒步之旅
作者：黄宗之（美国）
一
我的大女儿安琦是一名软件工程师。2023年，她从Airbnb辞职，决定休息一年。当我和妻子雪梅收到她的消息时，不禁感到困惑。近年来，科技公司频繁裁员，许多计算机从业者面临失业，而她却主动放弃一份薪资优渥、稳定的工作。我们担心，一年后她还能找到理想的职位吗？安琦解释说，软件开发压力极大，许多同行都会选择每隔几年就离职调整一段时间。她信誓旦旦向我们保证，凭借自己的经验，重新找工作并不难。雪梅和我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尊重她的选择。
然而，几个月后，安琦告诉我们，说她想将休息时间延长一年，去徒步太平洋屋脊步道（Pacific Crest Trail，下文统一简称PCT）。
女儿与伙伴们在PCT徒步中
我们从未听说过PCT，赶紧上网查询。原来这是一条全长2663英里（4286公里）、贯穿美国西部荒野的步道，起点在美国与墨西哥接壤的圣地亚哥南边，穿越加州、俄勒冈州，最终抵达华盛顿州的加拿大边境。
安琦说她徒步的想法来源于她读过的一本书，雪梅便马上买来了这本题名为《Wild》（中文名《走出荒野》）的书，作者谢丽尔·斯特雷德（Cheryl Strayed）在22岁时经历了人生低谷——母亲去世、家庭破碎、婚姻失败。1995年，26岁的她偶然看到PCT的照片，决定用徒步寻找救赎。她背着自己身体一半重量的行李，独自踏上旅程，最终走完了1100多英里。雪梅读完这本书后，又找来由这部作品改编的电影《涉足荒野》，与我一起观看。影片中，谢丽尔独自在高山、沙漠、雪原、森林间艰难跋涉，每天风餐露宿，旅途布满艰辛和危险。
“一个女孩独自在荒野里徒步2600多英里，太危险了！万一遇到野兽或歹徒怎么办？万一摔下冰雪覆盖的山崖呢？”我打电话给安琦，对她要徒步PCT表示坚决反对。
安琦安慰我说：“这是一条很成熟的PCT线路，每年有两三千人徒步，发生意外的概率非常低。我已经参加过一段时间的野外生存训练，与有经验的徒步者一同走过短程荒野，应该不会出事的。”
对于安琦的坚持，雪梅也无可奈何，她反过来对我说：“我们能劝得住她吗？过去二十年里，她什么时候听过我们的劝告？”
她说得没错。安琦从小独立、有主见。申请大学时，我们希望她学生物医学，继承我们的职业，她却在大二时毅然转为计算机科学。
我只好发短信询问安琦：“男朋友会陪你一起走吗？”
她回答道：“他不可能请那么长的假，不过，他会定期帮我寄补给，也会每个月飞过来与我相聚。”
雪梅焦急得坐立不安，表示要辞掉工作，陪安琦一起去徒步，这样至少能在途中阻止她过于冒险。然而，安琦耐心劝说，指出母亲毫无徒步经验，同行不仅会让自己分心，时时担忧母亲的安全，还可能因母亲体力不足而影响整个行程。雪梅经过反复权衡，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2024年3月，安琦在男朋友的陪伴下，从纽约乘飞机，飞往与墨西哥接壤的圣地亚哥PCT起点。当时，我正在国内参加文学研讨会，安琦到达PCT营地的第二天，雪梅与小女儿珊妮凌晨四点从洛杉矶出发，赶去为安琦送行，她们在高速公路上奔驶了两个多小时，抵达美墨边境的PCT营地。
晨光初现的荒野中有三四十名年轻徒步者整装待发，他们在收拾帐篷，点火煮食，打包行囊。这些肤色不同的年轻人们热情友善，寒暄问候，互相帮忙。他们看上去装备精良，精神饱满，行动干净利落，显得训练有素。安琦也用自己带在路上的小煤气炉，煮食给母亲和妹妹品尝。当人们分头出发时，雪梅执意背上安琦重达30多斤的徒步背包，与珊妮陪她和她的男朋友走了PCT起点的一英里多路程，直到自己不幸跌了一跤才依依不舍与安琦道别。
3月的南加州荒野，空气清新宜人，青草翠绿，野花绽放，春意盎然。雪梅回到洛杉矶后给我打电话说，远离都市的喧嚣，在荒野中行走，她竟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舒畅。而在徒步的第一个月里，安琦也陆续发来短信，告诉我们她结识了几位同伴，大家一路同行。我身处国内，虽然还是放心不下，但她俩的反馈至少使我心中的担忧稍稍减轻了几分。
回到美国时，安琦正穿越安吉利斯和圣贝纳迪诺国家森林公园，距离家不过一个多小时车程。我兴奋地发信息给她：“我们去接你们来家里修整！”
说实话，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我想看看，她的同行者究竟是什么人。
那天早晨，阳光明媚。我和雪梅开一辆车，珊妮开另一辆，我们沿着15号高速公路驶向洛杉矶东部山区。一路盘山公路，群山连绵，天空澄澈。山顶的积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景色美得像画。我一心赶路，忘了自己有恐高症，也顾不上长时间驾驶会头晕。
下车后，我们踏上蜿蜒的山间小道，很快看见了安琦和她的六位同伴走在野草丛生与碎石泥土混杂的小径上。他们背着巨大的徒步背包，手握登山杖，身着长袖衣短裤，头戴遮阳帽，朝我们迎面走来。队伍中，安琦个头最小，却走在最前面。他们满身尘埃，散发着浓烈的汗味，虽显疲惫，却依然神采奕奕，充满活力。
七人中，只有安琦是华人，同行的四位是白人，还有一位黑人和一位南美人。安琦的头发凌乱地散落在遮阳帽下，脸庞晒得黝黑，在朝阳的映照下，反倒显得健康而富有生机。看着他们风尘仆仆、精神抖擞的模样，我难掩激动，一把拉住安琦，让她和珊妮站到我和雪梅的中间，请她的同伴用手机为我们一家人拍下好几幅珍贵的照片留作纪念。
三男四女，分成两组搭乘两辆车。返程的车上，我忍不住像查户口一样盘问坐在我车里三人的背景。一对年轻情侣来自芬兰，专程来美国徒步PCT。另一位白人女孩是在读的大学生。
我问女孩：“休学一个学期不影响学业吗？”
她笑着回答：“当然影响，但值得。”
“一个女孩独自出来徒步，你父母不担心？”
她耸耸肩：“怎么会不担心呢？我妈还想开车来把我接回家。但有伙伴同行，她就没那么焦虑了。”
芬兰男孩在旁插话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会一起走到终点。”
听到这里，我的心又增添了些许安定。
安琦和朋友们在家里住了两天，把车库当成清洗区，床垫、睡袋晾满了车库门外的过道。六个人晚上打地铺，客厅成了临时宿舍。白天，雪梅和珊妮开车带他们去商店采购补给，而我则忙着准备一日三餐。从早餐的油条包子、咖啡牛奶，到中午和晚餐的龙虾、鳕鱼、牛羊肉、鸡鸭，每顿饭都少不了十道菜。我尽力提供最营养的食物，因为安琦的安全是我的最大心愿，而这些伙伴，就是她的守护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安琦隔三岔五给我们发来消息和照片。时而是金色阳光洒满雪原之巅，时而是一行人穿戴厚重衣物，攀爬冰雪覆盖的小径；有时，她独自涉水过溪，有时，与伙伴们并肩穿越茂密森林。他们在山巅迎接日出，在荒野中架炉煮饭，在峡谷间欣赏云天变幻。看着她在徒步众人的陪伴下愉快地畅游山野，听着她在电话中开心地给我们讲沿途趣闻，我和雪梅放下了悬着的心。
我们下载了她提供的网页，通过卫星定位追踪她的行程。每天她走到哪里、路况如何、海拔多少，何时出发、何时扎营，我们都能实时查看。如今科技发达，比起谢丽尔·斯特雷德当年的徒步，安全性已大大提升。同时，为了让我们安心，安琦特意告诉我们：“白天有时会独自行走，但晚上，我们总是一起扎营。”
望着屏幕上的地图，我们终于放心了。
二
又过了一个月，安琦发来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格外引人注目——她站在一根齐腰高的四方形水泥柱旁，柱子上刻着小字：“PCT Midpoint”（太平洋山脊步道中点）。
照片中的安琦戴着蓝色墨镜，头顶蓝色帽子，身穿浅灰色长袖衫和短裤，背着沉重的徒步背包，胸前挂着一个水瓶，手握登山杖。她身后是一片焦黄干枯的树林，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将她的影子拉得格外修长。彩霞映照着她满脸灿烂的笑容，洁白的牙齿在霞光下显得明亮耀眼，她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
照片下方，她简短地写道：“我已经走了一百天啦。”
雪梅见状，立刻发去短信，提议道：“找个交通方便的地方，我请假和你爸去看望你。”
安琦很是高兴，说会查好地图，提前一周把会面地点告诉我们。
我也希望能去见她。雪梅早已查阅过历年的PCT资料，尽管每年有好几千人徒步，真正一次走完全程的也仅有百分之十的人。我心里暗自盘算，或许当面劝她，体验过了就好，不必执着于走到终点。
几天后，安琦发来信息，约我们在北加州邓斯缪尔（Dunsmuir）镇附近见面，她会在Soda Creek与5号高速公路的交叉口等我们。
我和雪梅查了地图，发现最近的机场在雷丁（Redding），于是订好了前往雷丁的机票、租车，并在邓斯缪尔镇预订了一套两室一厅的短租屋，客厅宽敞，正好让安琦的徒步伙伴们住下。
飞往雷丁的旅客不多，不到100个座位的飞机上还有不少空位。飞机小，飞得也不高，透过舷窗，我清晰地看到从洛杉矶到雷丁沿途的地貌。
在家时，我每天通过卫星地图追踪安琦的行程，查看路况和地形。然而，当真正亲眼看到机翼下连绵起伏的荒野时，我的心情却沉重了许多——一望无际的群山、沙漠、石崖、森林与湖泊交错纵横，苍凉而壮美。这片土地如此广袤、原始，想到安琦每天背着30多斤的背包，艰难跋涉其中，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飞机降落在雷丁机场，这是我几十年来见过最小、最陈旧的机场，几乎就像荒漠中的一个简易停机坪。机场只有一栋两层候机楼，票务、安检、租车等所有服务都集中在一楼的大厅里，简陋得让人惊讶。
走出机舱，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仿佛踏入了蒸笼。机场大厅的屏幕上显示室外温度42°C。租车时，停在水泥地上的车内闷热得像烤箱，我甚至不敢直接握住滚烫的方向盘。想到安琦在这样的高温下徒步，每天走十几个小时，我不禁为她担忧。
驾车前往邓斯缪尔的路上，安琦发来短信：“今天早上5点出发，预计晚上8点左右到达。”
我的心愈发焦急——几天前新闻报道，南加州一对父女在山中徒步，不幸中暑丧命。我让雪梅赶紧给安琦发短信，叮嘱她务必注意安全，切勿赶路过急。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抵达邓斯缪尔。安顿好行李后，便匆忙赶往镇上的超市采购物资，准备迎接安琦。小镇虽小，但超市、火车站、邮局和电影院都集中在镇中心，生活便利。我们买了大量食材，回到短租屋后，将啤酒、瓶装水和切好的西瓜放入冰箱冷冻，洗净蔬菜，炒好肉和香肠，一切准备妥当。
待冰箱里的西瓜和瓶装水彻底冰凉后，我们才将它们装进车里，整装出发。此刻，我终于明白，我们此行的目的不仅是劝她放弃，而是让她知道，父母的牵挂无处不在。无论她和妹妹身在何方，爸妈始终心系她们，默默守护，坚定地站在她们身后，给予支持与依靠。
三
抵达5号高速公路出口附近的汇合点，我将车停在一侧的停车坪里，与雪梅站在坡上等待。夜幕已完全降临，空旷的野外蚊虫肆虐，雪梅的腿上被咬出几个大包。我打开车头灯，开启空调，让雪梅回车里休息，自己则站在灯光照亮的地方，希望安琦和她的同伴能看见。
我的目光始终盯着对面山上的黑暗处。两个小时过去了，终于，一个微弱的光点在山间若隐若现，仿佛穿行于树林间。我正疑惑是否是安琦时，一辆车从高速路口驶出，车灯瞬间照亮了周围的黑夜。
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安琦独自从漆黑的山林中走了出来。
她背着沉重的背包，双手握着登山杖，头戴照明灯，缓缓走在车灯照耀的山路上。车灯闪过，黑暗再次笼罩四周。等她走到高速公路桥下的交叉口，我急忙朝她挥手，高声喊道：“安琦，爸妈在这边！”
她加快脚步，我立刻迎了上去。
当我们走到车旁，雪梅早已从车里出来，激动地紧紧抱住安琦不放。一家三口在车灯照耀的坡地上重逢，我这才看清楚她——头发、脸上满是灰尘，皮肤晒得通红，短裤外露出的双腿布满划伤，还有不少凸起的热疹。她瘦了，但显得更结实了，整个人精神饱满，眼神里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坚韧。
我心头一紧，仿佛被针狠狠地扎了一下。
雪梅心疼地说：“快上车吧，爸妈带了冰水，还有吃的，你一定饿坏了吧。”
车子发动后，我边开车边问：“怎么就你一个人？你的同伴呢？”
安琦淡淡地答道：“在攀登惠特尼峰之前，我们就分开了。”
我皱眉追问：“为什么？”
她解释道：“惠特尼峰不在PCT正线内，除了我，其他人都没有上去。山峰太壮观了，海拔14505英尺（约4418米），既然已经到了半山腰，不登顶太可惜了。”
听她如此轻描淡写，我的心又悬了起来。
回到邓斯缪尔的短租屋，我忍不住再次提起：“你真不该独自攀登惠特尼峰，跟着同伴一起走，至少让爸妈少担点心。”
安琦却不以为然，眼神坚定：“我一点都不后悔。如果你站在山顶，从最高处俯瞰世界，你就会明白——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安琦给我们讲述攀登的经历：他们一行七人沿着PCT走到惠特尼山峰大约9000英尺海拔高度时，南美裔徒步者出现高原反应，头晕呕吐，不得不放弃，与黑人女友提前下了山；两天后，剩下的五人到达海拔10500英尺处的宿营地，约翰因曾经登顶过惠特尼峰，熟悉路线，不愿被拖慢徒步进度，一个人先行了。那对芬兰情侣则因为前晚休息不好，担心体力不支，也放弃了攀登雪峰。于是只留下安琦和女大学生结伴攀登。可当她俩走到被冰雪覆盖的陡坡时，女大学生吓得直哭，不敢再继续，最终选择折返。安琦便独自前行。
幸运的是，她在途中遇到了一位有着雪山攀登经验的白人徒步者库克。安琦边说，边拿出手机，播放视频给我们看。她说攀登雪峰最后4000英尺行程的视频是这位名叫库克的徒步者帮她拍的。
多亏这位热心的年轻人耐心教授安琦雪山攀登技巧，并陪她一起前行。他们俩凌晨四点从营地出发，计划赶在日出前登顶。
然而，现实比想象中更加艰难。雪峰基本上没有路，有的地方全被冰雪覆盖，他们只能用冰镐开路，穿着尖钉铁底鞋，踩着冰雪一步步走，依照地图和卫星导航找到大致的方向，在冰雪上艰难攀行。在接近山顶的顶峰是覆满残雪与坚冰的石崖，他俩只能沿着石岩往上爬。安琦第一次攀登如此高的雪峰，行动缓慢，等他俩抵达山顶时，太阳已然升起——他们错过了日出。
山顶风大，气温也极低。他们躲进避风的石屋，用随身携带的小煤气炉煮食补充体力。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暴风雪即将到来，他们必须尽快下山。
下山比上山更危险。陡峭的冰雪坡让人无法站立行走，他们只能用冰镐当刹车，直接坐在冰面上滑行。途中，安琦一度迷路，所幸手机仍有信号，她依靠卫星地图重新找到方向，一路奔跑，终于赶在暴风雪来临前回到了帐篷驻地。
安琦讲述这段经历时，眼里闪烁着光彩。她翻出一张照片——在那蔚蓝的天空下，她站在峰顶的岩石上，双手高举印有“Whitney 14505”字样的牌子，脸上写满了胜利的喜悦。
可视频里她在45度冰坡上攀爬的画面，却让我心惊胆战。那白雪皑皑的悬崖，仅靠冰镐一步步向上攀爬，脚下便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便可能发生意外。那一刻，我感到一阵后怕。甚至接下来几天，视频里安琦的身影始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她孤身一人，在冰雪中艰难攀行。
夜深，我躺在民宿的床上辗转难眠，内心无数次叨念：“安琦啊，安琦，你怎么让爸妈如此担心呢？”
四
作为父母，我时常在想，是否有其他父母也像我一样，当孩子踏上类似PCT这样的旅程时，也感受到我同样的焦虑？我想象着我的女儿背着沉重的背包，里面装着帐篷、食物和各种必需品，翻越高山、穿越峡谷，每天步行数十公里——这绝非易事。
每当几天过去还没有收到安琦的消息，我便会紧张。雪梅白天去上班，而我则待在家中，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可能的险况。我常常在半夜惊醒，辗转不安，满是担忧。五个多月的日子实在是很漫长，如今回想起来，真不知自己是如何一天天熬过来的。我睡不稳，食不香，甚至不得不作最坏的心理准备。
安琦开始她的PCT徒步之旅时，我正好赶上回国开会，雪梅送她出发后，也因公出差去了中国，我们一起回到老家探亲。当亲戚们询问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时，我自然提到了安琦的徒步。他们的反应几乎一致——震惊和担忧。“太危险了！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她？”
我解释说，在美国成长的孩子更加独立自主，他们的决定往往坚定不移。无论是徒步PCT，职业变动，甚至婚姻与家庭规划，父母都很少干涉。
“安琦为什么要徒步PCT？”亲戚们好奇地问，“在美国的华人也喜欢这样的极限挑战吗？”
我回答道：“每个人的理由都不相同，但的确，华人徒步PCT的人很少。”
在邓斯缪尔的几天里，我遇到了二十多位徒步者，除了安琦，几乎没有其他华人。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踏上这条艰难而充满风险的步道？
我第一次见到安琦的徒步伙伴时，便向那位美国大学生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休学半年来走PCT？”
她坦言：“学业压力太大了，徒步让我重新调整自己。看着春天野花盛开，站在高山之巅，感受天地的辽阔——这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
类似的感受也来自那对芬兰情侣。“我们喜欢徒步，已经在欧洲走过许多地方。”他们向我展示了一张张令人神往的照片——晨曦中的雪峰、落日余晖下的帐篷、辽阔而神秘的大地。
安琦刚给我们提起徒步PTC时，我也曾经问过安琦：“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那时，她对我说：“爸爸，我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一个网页上。”她给我发来了《穿越太平洋屋脊步道》的链接。由于是用英文写的，我的英文水平有限，并没有完全看明白。
离开邓斯缪尔回洛杉矶之前，我仔细反复阅读了这篇文章，逐渐理解了她的选择。
安琦在文章中回顾了2015年在亚马逊工作时，偶然读到《Wild》，谢丽尔独自踏上PCT，在大自然中寻找自我与救赎的故事，在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徒步PCT成为她渴望完成的梦想之一。
然而，现实让这一梦想搁置多年。她离开亚马逊，加入Airbnb，在快节奏的科技行业奋斗七年，经历公司动荡、情感波折和自我怀疑。她曾沿着社会认可的轨迹前行——事业、买房、结婚、生子，却在途中开始质疑这是否真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曾害怕迷路，以至于从未思考脚下的路是否通往真正想去的地方。”
她逐渐意识到，PCT不仅是一条徒步步道，更是与自我和世界重新建立联系的契机。她渴望的不只是自然的壮丽，更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空间。
在她的文字中，我读到了她对人生的思考，也看到了当代年轻人普遍的焦虑。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而是质疑被预设的人生路径，试图寻找一种更具意义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挣脱社会期待的束缚，去探索未知，去体验生命的本质。
PCT正是这种追寻的象征——既是身体的极限考验，也是心灵的挑战。徒步者面对恐惧、危险和孤独，必须独立解决问题，在随时可能放弃和不断咬牙坚持中挣扎，与大自然建立深刻的连接。
“PCT一直矗立在我人生天际线的远方，每次我透过树丛望去，它都在燃起一团火焰，提醒着我还有另一种可能。”
当我和雪梅赶往邓斯缪尔，原本想劝她放弃。然而，真正理解她的选择后，我们更想告诉她——无论她走向何方，我们都会在她身后。
但我的担忧依然挥之不去。毕竟她还剩下近一半的路程——翻山越岭，穿越森林，涉水过河，夜晚独自露营，万一她遇到野熊、狼或毒蛇呢？我最担心的是，随着气温升高，中暑的风险也在增加。
她安慰我说：“北加州树木茂密，我会尽量走在树荫下。如果中午太热，就找阴凉处休息，等傍晚再继续前行。”
我仍然犹豫、放心不下。“按你目前的步伐，还需要两到三个月才能抵达终点。到那时，北部山区会遭遇强风、暴雨、冰雹和积雪，徒步难度和风险会大大增加。”
“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走完了，”安琦解释道，“南加州干旱少雨，几乎找不到水源，我背负了很多水，背包非常重，所以走得很慢。后面的路程溪流丰富，我可以随时取水过滤，背包轻便多了。”
雪梅插话进来：“我们给她买更轻便的装备吧——帐篷、睡垫和背包。这样她就能加快速度，在风暴季节到来之前到达终点。”
雪梅在网上查阅了大量关于PCT徒步的信息，比我更加了解情况，也少了许多焦虑。
安琦听后很高兴，信誓旦旦地说：“有了更轻便的装备，我一定能加快速度，在风暴来临前抵达美加边境。”
雪梅微笑着说道：“太好了！等你到终点，爸爸和我会飞去温哥华，从那里租车去接你，庆祝你的胜利。”
安琦已经考虑周全，并且雪梅也全力支持她，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理由过度地忧虑。她们母女俩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研究了所有的安全措施。
在邓斯缪尔，我终于释然了。尽管内心仍难免担忧，但我告诫自己，真正该做的，是学会放手。安琦不仅是在徒步PCT，更是在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她需要的是鼓励、支持与陪伴，而不是父母把自己的关心，无形中转变成她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
临别时，我拥抱了安琦，鼓励她说：“如果可能的话，记录下你的旅程——你的思考、挑战和成长。等你完成PCT后，你的经历会是最好的答案，告诉我和那些好奇的人，你选择这条路究竟得到怎样的收获？我相信，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经历了这些，无论未来如何，你都不会轻易被艰难困苦和挫折打倒。”
五：尾声
历时五个多月，安琦终于到达了PCT北端终点——美加边境交界处的曼宁省立公园（Manning Provincial Park）。在抵达终点前一周，安琦的男朋友从纽约飞往西雅图，与她一起完成最后一段旅程。
雪梅和我订好了飞往温哥华的机票，租了一辆车，计划前往曼宁公园接他们。我们打算在温哥华停留五天，并顺道游览维多利亚岛。然而，由于工作需要，雪梅不得不临时改机票推迟两天出发。
我抵达温哥华当天下雨，次日的早晨，我走出门外查看天气，天空飘浮着淡淡的云絮，阳光照亮着湛蓝碧透的天穹。
我打开手机，收到安琦昨晚发来的信息。她和男朋友已顺利抵达曼宁省立公园的PCT终点，并附上了几张照片。有一张照片是PCT北端终点，一块不大的泥土地上，立着五根木柱和一根金属柱，上面刻着步道的总里程、海拔以及创建年份。四周杂草丛生，身后是高耸的加拿大冷杉，远方的山脉在夕阳下朦胧可见。与青翠的森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片被山火焚毁的焦黑树林。有两张照片是安琦与男朋友站在终点的合影，还有几张是她独自庆祝的画面。每一张照片里，她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其中一张照片，安琦坐在最高的木柱上，高举双臂，手指比出胜利的手势，仿佛在宣告——“我征服了这条艰难的步道，我做到了！”
我们约定在曼宁公园的度假村（Manning Park Resort）会合。我开车去接他们，于中午抵达曼宁公园度假村，停车后，我坐在宾馆小厅里等候。一个多小时过后，我的手机震动了，安琦发来信息：“我们到了！”
我急忙背起包，快步走出宾馆。当我推开大门的瞬间，一眼看到了他们，满身风尘，背着沉重的行囊，站在停车坪里。
我兴奋地奔过去，紧紧抱住了我的女儿。
2024年8月27日下午5点20分，这个时刻，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家族的记忆中。
安琦终于走完了这场横跨美国西海岸荒野的旅程。我们站在夕阳的余晖中拍照留影，在美丽的晚霞映照下，她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与成就，眼神充满了坚定与喜悦。
安琦
作者简介：
黄宗之，湖南衡阳人，医学硕士。曾在湖南南华大学医学院工作，担任助理研究员、副教授、科研处副处长、产业办主任。1995年应邀到美国，在南加大做访问学者，从事肝癌分子生物学研究，2001年转入欧洲一家生物制药公司美国分公司研究开发部担任科学家，工作至2022年初退休。
与夫人朱雪梅合作发表六部长篇小说、以一个人署名发表一部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 长篇小说选刊》出版。在《北京文学》《小说月报》等杂志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华文报纸上发表有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散文等。
现任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监事长、荣誉会长，北美华人作家协会理事，世界华人作家联盟常务理事，《世界华人周报》文学版和综合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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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巷文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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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韩菜菜、朱双碧
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5年 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