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屋

           ——往事漫忆

            文｜杨焕亭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每每回到故乡，站在楼房鳞次栉比的街头西望，我的目光总会久久地停留在南四街拐角处而不愿意离开，因为就在邻居由瓷片砌得铮亮的楼房和花丛深处，曾经是刻下我童年记忆和青春惆怅的老屋……

那时候，乡村还不似现在这样整齐，虽然说有一条路自南向北地、从一座座参差错落的民居前流过，然而，村落却完全是一种顺乎自然的摆布。老屋就坐落在村路中段，在我的记忆中，路对面有一座石雕的牌楼。上面刻着吞云吐雾的龙和翔天翩跹的凤以及各种人物故事，与我家敦实的大门形成一种对望。

不过在我初晓人事时，老屋原来的一合门就变成两合了，并且在厅房通往上房的天井间竖起了一道土墙，每逢雨后，墙头上就爬满了绿茵茵的苔藓。这使得原来呈正方形的天井一下子变得狭长而又逼窄，以致每当我上学回家，穿过天井回到父母居住的上房时，总感到头上的天空太窄，太压抑，暗暗自问，好好的一家人，为啥要分成两家？而且，墙那边二爷家的几位堂姑母，常常因为琐事与二婶吵闹，摔碟子拌碗的声音，传过墙来，我的心就无论如何也落不到作业本上了。

母亲望着我惊恐的目光，道一句：“一个个都不省心！”接着就是久久的叹息。

听祖父说，老屋曾经是六间两进，前面三间是厅房，后面三间是上房，一律的松木蹔板，在村里也算得上招眼的建筑，它是那样现实地突现出我家百亩良田，骡子马满槽，车挂俱全的殷实，后来随着他与二爷的分家被肢解了。时间是在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母亲后来告诉我说，分家的日子，年轻气盛而又目不识丁的二叔父站在被烟火铺满灰尘的楼上，把分给他家的木板往过扔，母亲怕吓着出生不久的儿子，终日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尽管如此，我后来还是落下了爱哭的毛病， 看见云飞月移，电闪雷鸣，都会莫名其妙地嚎啕大哭。也许从那时起，我冥冥中就开始解读“世态炎凉”了。

老屋是我童年的摇篮，清苦而又温馨。小妹出生在合作化后的第一年，大集体劳动召唤女人们终年四季与男人一样改天换地，春播秋收。已经养育着我们兄妹四人的母亲，自是不能例外。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每天回来，会看见父亲坐在灶膛前拉着封箱，灶火映照父亲中年人的红红的脸堂，而蒸蒸热气中，则是母亲往锅里下面的瘦削身影。母亲是一位心强的女人，绝不因为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少了对儿女的爱。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春节，再忙也要赶在大年初一让我们兄妹穿上新衣上街。每年阴历十月一给祖先送过寒衣，娘就开始忙碌起来。炕头的纺车一夜一夜第送我们入梦，一夜一夜油灯下的织布机的飞梭震落晨星。乡间的风俗，腊月三十，女人们就要早早起来，蒸好一年下吃的包子，等到暮色降临，家家敬起祖先灵位，门前爆竹声连天的时光，女人们才捶打着酸困的腰肢松一口气。

村庄在喧闹之后，进入梦乡的时刻，却是母亲挑灯熬夜的开始。昏黄的灯光下，她静静地拉开没有缝完的新衣，全神贯注地飞针走线，在针脚上落下对丈夫、对儿女的深深的爱。我一觉醒来，那映在墙上瘦弱的身影，那因为染织土布而皴裂的缠了胶布的手指，还有那因为太专注而垂成一条线的睫毛，让我含着无言的泪水而再度入梦。只是当迎春的鞭炮划开新年的黎明时，母亲把我们兄妹一个个唤醒，招呼我们换上新衣新鞋，眉宇间就写满了一种温暖和自信……

古老土屋也不乏童稚的乐趣。屋后面的院墙外有一棵桑树。每逢星期天，我常常趁父母亲上工的机会，放下正在做的作业，借着桑树的树枝，溜到墙外寻找小伙伴，涉过残留的护城河去生产队的苜蓿地里玩耍，或者到母亲河岸边去摘野刺玫花。野刺玫花扯丝拉蔓，盘根错节，碧绿的枝叶托起一朵朵美丽的花。采花时一不小心，就会被刺扎着。当村头的大喇叭传出秦腔“金沙滩”的唱段时，我们便知道，家人要下工了。匆匆地回到院墙外，攀着桑树跳进后院，装作上厕所的样子，骗过大人的眼光。有时候，被母亲知道了真相，总免不了一顿责打。一边打，一边说：“刺玫窝窝里藏着蛇，你不怕咬了你？”后来，年长了些，读了杜甫的《百忧集行》：“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始知天性乃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原初。

我就是这样，穿着母亲的粗布衣长大成人，走出老屋大门，走向大学校园，以致在我即将奔赴大山过一种公家人的生活时，母亲依旧为我做了一件新棉袄。她是要我永远记住，老屋是我生命的跟。

老屋曾经留下我青春的惆怅和欢悦。记得那年暑假之后，回到中学校园，过往的一切秩序被打乱，教师们登上教坛的身影变得萎缩而谨慎，反倒是学生们被激情燃烧的狂热冲破“师道尊严”，开始将老师作为批判对象。课当然是不能上了，不久，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文攻武卫打得不亦乐乎，我这个农家的儿子就战战兢兢地躲回老屋了。先是靠给村里的业余剧团抄写曲谱挣些轻松的公分，后来民兵营成立了十几人的宣传队，我被抽去专门创作节目。晚上，趴在冰冷的炕上就着煤油灯写那些政治色彩浓郁的朗诵诗、对口词。然后跟着一帮后生、姑娘十里八村地演戏。在喧闹的人群中尚可，一旦在踩着夜半的月色回到老屋，躺进靠墙的竹床，就常常被寂寞和茫然所浸染，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这种匍匐在黄土中的日子什么时间是个头？

那时候，唯一排遣烦恼和孤独的手段就是用刚刚学会的二胡曲和提琴曲去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老屋后面有一大块空地，站在后院台阶上，可以看到墙外的密林；不远处有一道麦草覆顶的门楼，将厕所和院子隔开，茅坑也是猪圈，时不时传来猪的哼哼。我就站在院子中间，用不熟练的手指波动琴弦，诉说成长的烦恼。那年月，《二泉映月》、《梁祝》等经典名曲都被打上了“封、资、修”的标签，我拉得最多的就是舞剧《白毛女》的“北风吹”和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过门曲，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有充满戏剧性，后来我竟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识简谱，把一本李劫夫创作的《毛主席语录歌》全部哼了一遍。

但我最感恩的还是老屋成为我走向文学旅途的青春码头。我的那一点音乐爱好随着宣传队的解散而落红无语了。那是1969年的春夏之交，我的中学同窗也是宣传队二胡演奏手与一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发生了绯闻，一时弄得纷纷扬扬，村党支部不得已决定解散了宣传队。回到老屋，独自一人望着窗外的星星，似乎听见夜色中冥冥的呼唤：“不能这样消沉下去，无论如何也要找一条走出土地的路。”于是，开始尝试着写诗。用没有用完的作业本打好草稿，然后，再誊抄到裁好的道林纸上，没有想到，那位笔名“向阳”的辅导老师看了我的诗稿之后，竟然大加鼓励，就此点燃了我的文学灯盏。

那是多么纯情的诱惑！那年月，经常停电，我只能趴在土炕上，就着煤油灯，去跋涉连自己都说不清未来的文学苦旅。家里太清贫了，点灯的煤油全靠窝里的母鸡下蛋去置换。久而久之，母亲就不依了。常常会在写到最投入处时，会听到从上房里传来母亲的责备声，说你点灯熬油的写啥呢？不知道煤油钱是从鸡屁股抠的？不写，你能死？于是，急忙吹灭灯，等母亲睡下后才爬起来继续灯下的耕耘。好在苍天不负赶路人，几年下来，竟然在县里写出了点名声，由登门送稿转而成为来信约稿。1970年四月，第一颗被命名为“东方红”的人造卫星升空，接到《画乡文化》编辑部的约稿，连夜写了一首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天上人间歌一曲，寰宇遍唱东方红。”没有几天，就收到了一份油印的刊物。听从县城赶集回来的村人说，还登在了文化馆门前的橱窗。

那又是多么清贫的执着！稿子写好后，相约几位文友，步行二十五里乡间土路，送到县文化馆。然后，去县东关的国营食堂，要一碗八分钱的素面。那是地道的“素面”，清汤上飘着几片香菜。可那时候，觉得它比老屋天天的玉米面“搅团”好到了天上。每每憧憬有一天自己的作品能上了省报，就觉得脚底生风，所有的疲劳和困顿都成为青春的佐料。

去年5月，忽然接到与阎纲老师在一起的杨琼玉先生发来的照片，竟然是我在1972年3月，于咸阳地区工农兵艺术馆的刊物《咸阳文艺》头条发的诗作《大寨红花放光彩》，其中写到：“八年前春风扑面来，大寨花在咱公社栽。花种来自虎头山，育苗人就在中南海……”那一刻，我抚摸着雪花般的鬓发，追忆似水年华，那种对老屋的感恩萦萦于怀，仿佛陈年老酒，历久弥香。老屋啊！你就是我灵魂的娘亲。

是的！1972年4月，准确地说，是4月25日，我终于走出厮守了十九年的老屋，走向了外部世界。不管这世界有多精彩，可我总在梦里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老屋”，回到原乡的怀抱。当有一天它在我面前消失时，那淡淡的忧伤和怀恋，都化作眼角的热泪：那是牡蛎腹中的珍珠啊！

2025年5月于咸阳

作者简介：

 杨焕亭

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咸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调研员、咸阳广播电视台编委会副总编辑、咸阳广播电视协会常务副会长、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国内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将近500万字。出版有《海的梦幻》、《月影人影》、《烛影墨影》、《山月照我》等四部文化散文集，学术专著《秦始皇与秦都咸阳》（与雷国胜合著），长篇人物传记《茂陵卧牛之谜》（与雷国胜、杨波海合著）、长篇纪实文学《无定河的女儿》，长篇小说《往事如歌》、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全三册），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武则天》（全三册）等。作品入选《海峡两岸学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论文集》、《百年陕西文艺经典》、《西部散文百家》、诗歌作品入选《五月：中国的震颤之诗》、《国殇·民魂》、《不屈的国魂》，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电视诗歌散文专辑等。第一、二届“陕西文艺评论奖”获得者。2016年度陕西省委宣传部“讲好中国故事”“好剧本奖”获得者；2017年度陕西职工艺术节文学评论类一等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