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六月初的一天下午，晴空万里微风拂面，我心情愉悦骑着自行车，后车架上捆绑着被褥、生活用品、书籍等学习资料。心情愉悦那是因为两年半的高中生涯终于结束了，自己可以参加工作帮助父母分担家庭生活压力。这几天是毕业前的扫尾工作，两天后拍毕业照和领毕业证书，我利用这个空档将行囊被褥先送回徐圩的家中。

       午饭后从猴嘴盐校出发，一个小时就越过中云乡政府向板桥进发，刚过东褚槽村就见迎面开过来一辆敞篷汽车，车箱上站着一个人好像我的母亲。这时母亲象是发现了我，她忙拍打车顶让车停下，我连忙下自行车一看真的是老妈。她告诉我说我父亲病重，急送市医院，并让我将自行车和行李搬上敞篷车，因为那时徐圩盐场医院还没有救护车，遇上急重病人只能用场供应科唯一一辆大货车应急。上车后看到满脸痛苦状的父亲躺在担架上，忙问怎么回事，一旁的母亲说父亲腹部疼痛已有一段时间了，最近痛的厉害了，没办法才要送市医院检查。就这样经过盐场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港口管理局医院检查一致结论是恶性肿瘤晚期。一周后无法救治的父亲回到徐圩场西港工区宣七圩的家中，第二天便与世长辞了，年仅四十六岁。

       按照父亲的遗愿，亲友们和我们兄妹几人冒雨将父亲用木船和平板车拉到灌云四队赵庄葬在赵家老祖边上。那一天我脑子昏昏沉沉的，总是不相信父亲会离我们而去，天黑后冥冥之中象是有魂魄牵引一般我又回到父亲的坟墓前，在父亲的新坟上整整趴了一夜（后来听亲友说他们为找我基本一夜未睡），朦胧中，满脑都是父亲影子，慈祥的、和善的、威严的，从我记事开始一朝朝、一幕幕，似影似梦……

童年时----慈祥的父亲

从我朦胧记事开始，记忆中父亲是慈祥的，他和蔼可亲，经常用他那温暖的大手牵着我到邻居家玩，或者带上鱼钩到门前运盐河边钓沙光鱼并让我在边上将钓上的鱼捡到渔篓里。那时家中只有父母、大哥、我和小我两岁的大妹，兄妹少，生活可以说无忧无虑。父亲爱我们、疼我们，但他从不惯我们，他教我们做事、做人都是注重言传身教。

       记得我们家隔壁邻居有位老人叫沈二奶，八十多岁了，和其儿孙住一起，父亲经常对我们说：“沈二奶年纪大了，你们平日里要尊敬她、照顾她”。平常我们家逮的鱼虾烧好了，父亲都会先装起一盘子送到沈二奶的餐桌上，回来还对我们说：“老人年龄大了，吃一次少一次，你们还小，吃的日子在后面。”再往后我们家凡是做什么好吃的，父亲都让我们先装上一盘子送到隔壁沈二奶家，尽管我们还小，端着盘子摇摇晃晃父亲还是让我们做，只是叮嘱我们小心脚下。

       在我们圩子前一公里处有一座坟，在运盐河堤边上，是我们圩子老退休工人赵三爹的祖上。赵三爹两个儿子都在市里工作，每到清明节前父亲都会带我和大哥去帮助填坟，并对我们说：“赵三爹孩子在外地上班赶不回来，我们姓赵，也算是赵家子孙，帮他们填坟是应该的”。尽管我和大哥都还小，挖不了多少泥，而大部分土，都是父亲干的，但通过这件事使我懂得了什么事该干的道理。

       喜欢玩是孩子的天性。在我五六岁时的一天下午，我们圩子几个和我一般大的小朋友在我家门前的球场上玩打陀螺，三个人在打陀螺我在边上看，因为我没有陀螺，只能眼馋地看着他们兴致勃勃的喧闹比赛着。可能是玩的时间长有点累了，一个邻家小朋友将他的陀螺送到我的面前说“借给你玩一盘，就一盘哟”。我非常激动地接过陀螺，兴奋的和另外两个小朋友比赛起来。我虽然没有自己的陀螺，但是我技术并不差，可能是我悟性较高，加之我经常帮父母干活，力气比同龄人大，在另外两个小朋友连输两局的时候我的陀螺还在不停的旋转。这时陀螺的主人不干了，连声喊停，可我还是挥动陀杆抽打陀螺，这时只见他一脚将飞转的陀螺踢翻，伸手从我手中夺回陀杆、狠声道：“你没有陀螺不带你玩了”。说完拉着另外两个小伙伴走了。我落寞地回家，见到老爸窗前正怜爱地看着我······

       晚饭后只见老爸找出一块木头，用刀不停地雕刻着，看情形像是在刻陀螺，可是我不敢奢望是刻给我的。第二天早饭后，老爸将一只漂亮的陀螺和已经扎好布绳的陀竿交给我说：“拿去玩吧，要和小朋友一起玩哟”。

       这就是我童年时记忆中的父亲。

       少年时------和善的父亲

上小学是我的少年时代，我的少年阶段国家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三年自然灾害；二是“文革”前期的停课闹革命。国家的政治气候和运动对我们家庭来说有影响，但是反应不十分明显。那近十年的时间，我感觉父亲和善、可亲、严格，用父亲的话说：“你现在是学生了，应该懂事了，知道什么事该做不该做；懂得怎么做事和做好事。”我们家也由原来的兄妹三人增加到兄妹六人，加上父母已是八口之家了。父亲因病不能上班且经常住院，家中经济压力也很大，父亲要求我和大哥两个兄妹中的老大平时分担一部分家庭生活压力。所以那些年我除每天去工区小学读书，还要起早带晚的逮鱼捞虾卖钱以补贴家用，在这过程中，父亲教诲我的言辞和指导我做的一件件事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自己少吃一顿新鲜鱼，成就他人一件美事。那是在我十岁的那年春天，正逢星期天，我和大哥兄弟俩和圩子里的小伙伴去海边赶海。由于天气晴朗，那天赶海的人特别多，有好几十人去拾海网。那种网叫大站网，这种网有几公里长，高两到四米不等，在海边由浅入深围成弧型，落潮时将网片伏倒在海滩上，满潮时用小船到海中将伏倒在海滩上网片一端拉起绑在固定的竹竿上，这样围网就将随潮水上涨一起游上来的鱼虾拦住了，待潮水退去站网的主人便开始收获成果了，而我们赶海的人就跟在他们后边捉些漏网之鱼。那天在快到尾塘时网主和赶海人都去前面，我落在最后，在路过一段埒沟时我发现一条大鱼，忙喊大哥快来，自己挥动舀子将鱼头套了个正着，而我整个人趴在鱼身上，随后赶来的大哥和我一起将鱼抱到沙滩上。这是一条鲈鱼，回到家中父亲用秤一称八斤六两，这是我逮的最大的鱼了，我对爸爸说：“我们晚上吃大鱼吧？”老爸笑着道：“好，晚上烧鱼吃。”然而这条鱼我们家最终没吃成，圩子中的一位老工人找到老爸说他的亲家公走亲戚来了，家中没有好菜招待，想把这条鱼买去，老爸二话没说就让他把鱼拿走。看着我一脸不舍的样子老爸板着脸严肃开导：“你们逮鱼也常吃鱼，不缺这一顿，他们家来客人圩下又买不到菜，不该送他招待客人吗？”

也是那一年的秋天，下午放学回家父亲对我和大哥说：“明天你们舅爹来，今天我在东大圩（大圩是指盐池和储水的养水滩中间的送水渠）看里面有不少白虾，晚上你们兄弟俩带上一趟小罾（小罾是用两根竹片交叉呈拱形撑起四个角的网片，六只小罾为一趟）去东大圩逮点白虾让你们舅爹尝个鲜。”我俩象平常一样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可脑子一反映，两人马上僵在那儿，因为我们俩同时想起了几天前隔壁圩子里七十多岁退休老工人唐大爷在东大圩钓沙光鱼不幸摔死了，虽然我们上学没有到现场看，但这几天圩中老少都在谈论这件事。东大圩距我们圩子一公里多，可深夜让我们十来岁的两个孩子到那刚死过人的地方挑小罾，胆怯的心理还是无法消除的。老爸见我们面露怯色，先是微微一愣，稍后面带会意地笑道：“是不是有点怕呀？”见我们俩不置可否低着头他又接着说：“唐老爹你们也认识，他为人和善，平时对你们很好啊。”见我们还在犹豫，老爸轻叹道：“你们真的害怕，那今晚就不去吧”。听了老爸颇有恨铁不成钢的口吻，我们俩不知哪来的勇气，竞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去”。听到我们的回答，老爸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然后慈爱地叮嘱我们晚上多带点衣服，深夜冷，别着凉。他后半夜来换我们，不影响我们明天上课。那一晚挑小罾感觉时间过得很慢；那一晚虾子特别多，半夜挑了二十多斤，父亲半夜来换我们看到后特别开心。也就从那一夜过后我们兄弟俩的胆子大了很多，许多年后我才真正体会到父亲那时的良苦用心。

       为人要厚道、待人要宽容，这是父亲给我们立下的做人信条。一九六七年深秋，“十年动乱”刚开始，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领导被打成“走资派”，教师被批成“臭老九”。面对动乱时局，虽然我和大哥只有十三四岁，父亲却严格禁止我们参加任何派别活动，更不允许我们去学校对老师有不敬行为。他教我们兄妹们推虾皮拉平网，下门盂挑小罾各种逮鱼摸虾的技能。记得一次父亲处理偷鱼人的事情给我印象很深。那年初冬我和大哥在我们圩子东边养水滩下门盂（门盂是一种用芦柴编的片状莲子插在水中，成一种段状，鱼虾进入芦柴编成桶子内出不来了），我们在两块养水滩中间的深沟中下了两趟门盂，夜里就在岸边用芦席圈了个篷子住下。一天夜里我和大哥睡着了，天快亮时醒来发现一个人背着竹篓向东去了，因为那像个成年人，我们俩个孩子也不敢去追，那一夜两趟门盂也没逮几斤鱼。回家后就将这件事告诉父亲，当天晚上父亲和我们兄弟俩一起在席蓬中住下，因心中有事我们兄弟俩都没有睡觉，到下半夜时又见一个人从东边养水滩边过来，到深沟对面门盂旁停下，过一会只见他从地下抓起块泥抛向我们 的草蓬，父亲和我们兄弟俩都不吭声，没一会这个人背个竹篓下到门盂中，刚提起一个芦桶，父亲就走出席蓬出声道“是老章吧？上来坐坐啊”。水中的人一愣，过一会还是慢腾腾地来到岸边，尴尬地伸出手和父亲握一下并低声道：“是老赵啊”。父亲让我们兄弟俩下水去倒门盂中的鱼虾，他和叫老章的中年人坐在席蓬中交谈着。待我和大哥背着半篓鱼虾上岸，父亲拿过老章的竹篓将我们竹篓的鱼虾分了一半给他，并客气和他道别。待老章走远后，父亲看着还在发愣的我们兄弟俩沉声说道：“老章是个残疾人，是工伤，住在东边的圩子，一个人生活不容易，犯点错可以宽容点，但是你们要牢记，做人要厚道，再苦再难也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

青年时-------威严的父亲

        初中高中几年我从少不更事的孩提逐步走向会思考、有主见的青年，这段时期父亲在我眼中是威然的、是深沉而又温厚的。他像大山一样让我依靠着，像广阔土地每时每刻给我增加养份，而我虽然跨入青年走向成熟，但是仍像孩提一样更加依赖父亲，因为他能给我教诲、给我引导、给我树榜样。

       我的初中是在徐圩盐场中学上的，离家七八公里路远，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上起早回学校上课，初中一年半都是这样，这是父亲给我立的不成文规矩之一。用父亲的话说这么做有两点好处，一是迟一夜回学校既不影响学习又能挤出些时间做点别的事减轻家庭负担，那时大哥已经下放大有农场，家中四个弟妹还小，父亲身体有病，家中经济压力很大。二是年青时多吃苦多磨练对自己的成长有好处。

       父亲立下第二个不成文的规矩是，每星期回家都要将自己在学校的情况向父亲告知，从学习到生活直至与老师同学相处的关系等等事无巨细。每次父亲都耐心倾听，认真分析，做得好的给予肯定，凡是错的当即会严厉批评，然后还会及时提出自己认为适合的处理意见。有很多次我无形中就把父亲当成自己的老师了。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我去盐校读高中时。记得刚到猴嘴读高中时因心疼单程八角钱车票，我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家，后来我实在控制不住对家和父亲的思念之苦，在星期六下午请了半天假，为省八毛钱车票，午饭后就从学校出发腿走回徐圩，直到天黑才回到宣七圩家中。当父亲听我说自己期中考六门课程有四门全班第一时，开心地连声说：“好、好、好”。当我说到星期天几个同学乘车去新浦玩，因为我坐在售票员边上先买票就同时为其它四位同学一起买了，多花八毛钱有点心疼，父亲毫不犹豫地说“该花的钱还得花，同学情谊比两毛钱重要。”

       第二次回家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原由是向同学借条裤子穿一事。星期六学校安排一天劳动，用平板车去猴嘴山头拉石头到校园内垫路，上午将裤子弄脏了用水泡在脸盆中没来得及洗，下午劳动又将仅剩一条穿在身上的裤子刮了一个大口子，回到学校同室校友见我穿着破裤子对着泡在盆中的脏裤子发呆，了解缘由后连忙找出一条裤子借给我换上。下午劳动结束后，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回家一趟把刮坏的裤子送给妈妈补好，正好明天周末于是我晚饭也没顾上吃去食堂买上两个馍头骑上破旧自行车（为节省钱上次回家我把家中破旧自行车修理一下骑回来了）连夜向家赶。到家大概半夜了吧，我没有打扰父母，就到锅屋，也就是用于烧饭的配房三弟住的小床边躺下，劳动了一天又骑车赶几十公里的路实在太累了。

       朦胧中听到有人在说：“二子什么时候回来的？哎，他穿的谁的裤子？”惊醒后一看是老爸和老妈，此刻天已大亮。老爸坐在凳子上，老妈坐在床边，手上还理着我带回的破裤子。我连忙起身将学校组织劳动上山拉石头将裤子弄脏，下午又刮坏裤子没办法向同学借裤子穿的事详细说了一遍。老爸听后，板着面孔训道：“弄脏了中午为什么不挤点时间洗一下晾晒？”一旁的老妈摸着眼泪埋怨：“孩子够为难的了，你还吼他？”老爸神色一愣，片刻后缓声道：“去洗脸刷牙等会吃饭。”下午返校前父亲给我拾元钱说：“回学校扯布做条裤子，剩余钱买点学习用具吧。”回校后我没有按老爸意见办，我咨询了裁缝店师傅到商店扯了比较便宜的二五洋布套做了两条裤子，只用了八元八角，就这样高中期间再没有做裤子。

       上高中第二年的中秋节，我是和父亲一起过的，说得详细点我是在父亲住的新浦盐场医院病房内过的。那年秋天父亲旧病复发住进了盐场医院，母亲要上班，大哥下放去大有农场，弟妹们还小，我在猴嘴读高中，距新浦的盐场医院只有十几公里，我白天上课晚上骑自行车去医院照顾父亲。那个中秋节是星期五，那时中秋没有法定假日，每周也只休星期日一天，因为事先和父亲约好下课后我骑车赶去医院，发现父亲不在就在病房等他。不一会父亲回来了，手中还提着一包东西，象是点心。他说到医院膳食科帮我订了份晚饭顺便买几块月饼，今天是中秋节是要吃月饼的。过一会他又说：“我们圩子里老晁家的二银子也来住院了，在三号病房，家中没有人看护，你等会拿两块月饼送去。”二银子比我大两岁，因为生病一直没有上学和工作。我打开那包月饼一看，是那种散装的共六块，我再次看向父亲，他微笑对我说“拿两块送去吧，过节了他一个人在这会想家的……”

       晚饭后，坐在床边的父亲看着窗外刚升起的月亮轻声说：“你妈他们在干什么呢？”“在包糖饼吧”。我冲口而出。“是啊，糖饼会包，月饼是不会买的”，父亲一边说一边打开桌上还剩的四块月饼从中拿出两块包好对我说：“这个星期天你回家拿生活费时把这月饼带回去分给你几个弟妹吃”。随后又拿起一块月饼递给我说：“月亮出来了，我们也吃月饼赏月。”

       高中最后一学期学校搞社会实践，让我们回家到父母所在单位参加劳动。在半月实践活动快结束的前几天圩子里生产组长找我，说明天工区要搞批林批孔大会，安排几个人发言中有我一个，并将发言重点及近几天的几张报纸一起交给我，让我自己准备发言稿，根本不容我有不同意见就走了。拿着几张报纸回到家中，父亲问明原由后，认真告诫道：“全工区大会有好几百人，你得认真的准备准备。”晚饭后，坐在桌边一个多小时了，几张报纸已经被我翻了几遍，可稿纸上还没有落下一个字。“太突然了，也没有资料，时间又这么紧，怎么来得及准备啊？”我焦虑地发着牢骚。“你这么急躁有用吗？十年的书白读啦，别人让你发言是看得起你，现在正是检验你学得扎不扎实的时候！”面对父亲劈头盖脸的训斥我一时无言以对。是啊，高中快毕业了，在当时的盐场工人中也算是知识分子了，让我准备发言稿上台发言不妥吗？这么一想我心情逐步平静下来，开始认真思考发言稿来。这时只见父亲来到我身边满脸关切地说：“别急躁，静下心来理清思路，你会把稿子写好的。”说完还放一盒香烟在桌边又回房间去了。

       那晚我熬到下半夜，终于将发言稿搞定。

       第二天我在全工区大会上发言很成功，那深入浅出的道理；那身边人物的实例赢得全体职工热烈掌声。听到老妈描绘当时我发言引起会场的热烈气氛时父亲充满自豪道：“那是，我们的儿子能差吗？”

       这就是我的父亲，离开我已经五十年了，他离我而去时我还不满二十岁，但就是那十九年，他用自己的一举一动给我树立了榜样；他用平时的一言一行教导我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能做。

        我的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父亲的教诲指引我这个盐工的后代一生的工作和学习。

赵庆熙二0二四年六月十日写于南京

此文为怀念父亲离开我们五十周年而作

作者简介：赵庆熙、本科学历，做过代课老师 农场农工、盐场工人、搞过行政管理，公务员退休。 喜欢文学，先后在省市报刊杂志发表并获奖文章十余篇，一九九0年与朋友合著《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新论》，由海洋出版社出版，作者任副主编，获江苏省人民政府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二0二五年六月由中国图书出版社出版专著《平凡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