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色，在烟台山上
一
以前去过几回“仓山”，那里有一所福建师范大学。可我未知“山中有山”，还躺着一片租界遗址，或叫文明的遗址。近几年我才有了“烟台山”的概念，眼下，它以自己该有高度，重新耸立在我的心头。
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旧宅，每一块石板、每一棵老树，都有着厚重与沧桑，都能牵扯一群人和一堆事，深染不同年代、跨越地域的生命色。而我如祭奠般地刻意，或也能让过往稍微或短暂地复活一次，哪怕只有一丁点。
对比那些褪色发黄的照片，外观华丽与繁荣的烟台山，确是“今非昔比”。满山绿草红花、满街茶饭店铺、满地不绝游客以及满眼不见厚重的今生况味。商业的时尚，文化的改造，一种“网红打卡地”称呼，使其追风流行。
年轻人来去匆匆，那些踩它们的脚、摸它们的手和看它们的眼，更多只是冲着风格不一的古迹走马观花，能附着展开的典故也是剪枝去繁，简单零散，而嵌在中间的那层过往的情感与思绪，其轻重起伏、温度冷暖，单凭肉眼与直觉实在无从真切地感受。
历史需要辨色，方能映衬出它们留给现实怎样的光暗与美丑。可这需要极度冷静与极大耐性和极强用心。都说时间像一把杀猪刀。在这里，似乎没几多老屋保留完整的容颜，也没多少人能站在它们面前，将从前的主人如何热血沸腾、经历波澜壮阔，或是怎样命运跌宕起伏、结局失魂落魄，从心底清澈地过上一回。
大概这里的居民，亦是一众“不识庐山真面目”。为生存忙碌，为稳固日子，为实现小康，他们所经受的每一场风雨，都可能演变成覆盖一场记忆的能力。
之前，也有不少朋友聊起过，如奇特的古老、旖旎的景象与地位的边缘云云。但最鲜明的提示还是作家璎洛，她说的烟台山过往是灵动的，几乎让我靠近了呼之欲出的魂。前后六回陪同我深入这块现代文明的延伸地，进入了历史文化的制高点。每一次，不是亢奋就是感伤。自然，这样情真意切地探访行走，是要消耗一点体力或精神的。
她非闲人，每每紧写慢赶地著作，《约你开花》《流翠烟台山》和《乡愁里的福州》都是。最近刚出版的《百年茶港》，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在此以茶为纽带、同世界建立外贸关系的一层面纱。
这块“面纱”，也属于烟台山，能揭下并非轻松。为此事，我们曾几番对话，其间的云山雾罩、是非人事，过程的春秋几度、峰回路转。“见山还是山”，要抵达这样的境界，得有碾压之下不能破碎的胆识与勇气。
相似的“乡愁”，它装在一个变幻扭曲的时空里，又不时地沉到心底垒成锋利的碎片。只不过，彼此有着不一样的伤口。似乎这些年，她是从一个生活愉悦的才女，渐变为生命承重的文人。或者说，渴望一种内在觉醒，意味着“众叛亲离”的外化抉择。
其实，在不同的维度上，我们都勾连了被抹去色彩的历史。即便活在当下，每每就如失神挪动的影子，即便身上顶着一颗脑袋东西南北，也没能忘却文明要去的方向。
所以，能让自己“品色”的念头最终落定，应归功于璎洛的推波助澜。
我期待：发现一间曾具烟火或灰烬的气息老屋，再遇上一场暴风一夜骤雨；然后思绪滂沱，在新旧虚实的勾兑中追忆故人，肝胆去留，生死荣辱。但没有。每次到烟台山，白天人流乌央，夜里灯红酒绿。不论在哪里歇脚，娱乐休闲的气氛节奏也会如火如荼。
眼前，这能看的只是移动的风景，它源自人生越发散淡的状态，行走的目标似乎也越来越窄。或与旧影相重叠的，是1923叶圣陶先生的见识：“仓前山，一座花园、一条路，一所房、一个车夫都有诗意。”不过，车夫变成了司机，多半流动的也是钱不好挣的失意。
忧虑在于：虽属年轻人放松的港湾，也缺乏一层理应结实的明朗底色。快乐，该是除去后患的生活旅程。或遇社会生活意外不测，能够从容处置而不至惊慌失措，乃至重复一种旧时代的焦虑与迷惘。众多露出的信息在显示：可靠的繁荣正一点点被摊薄，经济下行已不容乐观。阴影或光环仿佛在此交错混搭，生活和生命的成色或是模糊的。
二
文明之躯最怕伤筋动骨。那种望之敬畏、贴则生情的色泽与神韵，同眼前浮躁的游动和一时的开心无关，也在早年冰冷的文化撞击间灰飞烟灭。我所以对这座烽火烟台之山产生某种突然的觉悟，是发现了这块从结巴到失语的昔日之境，也曾是接近福州市政中枢、与其一江之隔却面相存在泾渭分明的“飞地”。
19世纪中叶，一群洋人就出现在这里了，他们多为耶稣的信徒而非所谓“列强”、“海盗”。蓝眼高鼻、白肤棕发，语言没谱、行为奇特，那么一副离经叛道，营造出一片属于自由的光怪陆离，对于偶遇古怪的中华帝国臣民，也难免为之瞠目结舌，匪夷所思。
他们心中有上帝，身外还有囚禁罪恶、祈祷光明，引导谦卑良善为人的神圣教堂。
烟台山并不高，却不乏它俯瞰江河大地的气势。有观音井、梅坞与烟台三路疏通，北边是闽江南岸、中洲岛与江心岛。山间路边，七弯八绕，是榕树、樟树、银杏、梧桐、松树和杉树，热情的木棉与蓝花楹也不时招见。视野、空气，幽静、浪漫，充满天然的舒张气质。
总之，漫步山中就一个美。当然，这还需要好心情，甚至还有一个好时代的加持，否则便难以充分享受。
美、英、德、法、日、俄、荷等国的租界，该是这座人文山最吸引人的地标景致。遥想当年，那些出现烟台山还有几分前赴后继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出于分享美好生活的本能，纷纷占据了这块自然怡人的风水宝地，也是异常凉爽的避暑山庄。不简单的是，这些人中角色多种，从外交官、商人、政客到医生、牧师和探险家等等。
显然，那时的烟台山更是桥头堡，在这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既有遭遇，更有攻坚。
初夏一天，我们从山南进入再探旧迹。这也是一块璎洛的“精神领地”，那些被尘封的往事，对她几乎没扫视的死角。只是也会冒出不少深入者的困惑：不同文明的进化存在鲜明的差异——虽都说源于遥远的非洲？
我也说过，要让史不成“死”，惟一办法是让其重开口、道真话，即从人类的常识与良知出发，连接有价值的线索，串出符合事实的逻辑链条，或许它们就会不再缄默。
我没看到大不列颠的领事馆遗址，据说它1850年就存在了，其建筑风格体现了当时的殖民地建筑特色，“具有典型的西方古典主义、巴洛克和殖民地风格的融合”。在福州当地显得异常独特，或也显示了“鸦片战争”发动者的特殊国家地位？不过，那时的英国，已是工业革命的后期，议会政治也在成型，社会向现代化进一步推进。
法国领事馆，位于烟台山乐群路23号，大门紧闭。远眺外观，已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小楼，里面有拱门、回廊与木楼梯等，大小房间面目全非。曾有一任领事是法国著名诗人、剧作家保罗·克洛代尔。在中国，他认识了两个人：一为孙中山。他对孙批评了清政府的腐败，并追溯到康熙对待日本海盗骚扰中国的无能；二为有夫之妇的波兰女人伊瑟，他为她策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恋，以凄美悲壮的色彩终结。
克洛代尔亦为传教士，与其说在此当外交官，倒不如说是来审美异域风情、抒发世俗诗意，或拓展个人丰富的生命体验空间。不过，他的确是热爱这片土地，也留下了《中国风物》《认识东方》等作品，称福州“永远是一个流淌着玫瑰与蜜色的地方”——这种感情，似乎与人们意识中的“殖民者”、“掠夺者”的形象没半毛关系，而试图与跨越文化的文明交往倒是息息相关。身为作家他当更明白：外交的本质是和平，外交的目的是友好。
爱国路2号，是1863年建立的美国驻福州领事馆，一座砖木结构的西式三层建筑，风格也是英式的。院内有一颗百年的香樟树，撑开一个绿色巨冠，若经风着雨，一定沙沙作响。但眼前，只安静而融入一团凝固神情。若身后不是人去楼空，或许更能呼应出庭院的生机。尽管如此百年老态，但比起今日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却还显得既大气又美丽。
打字机、留声机及壁炉等等在屋内摆设。展品中，还有一张长方形会议桌让人想象：当年那些“商人领事”们，为寻求利益或贸易互惠，如何挖空心思、发生高低争论，也许连茶水、咖啡和威士忌都顾不上喝了。
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曾写到1844年他在福州的见识：“烟台山银行林立，比中国其他地方更多。”也就是说，充裕的资本滋润着这个茶港，而美领馆，则是当年从事贸易繁忙的场所，被称为“洋行之王”。
只是战争后，美国人得到了比英国人更多的便宜。有了治外法权，也有了贸易便利、人身安全，并向当地官府讨价还价的各种权利。
在后院一片露天阳台，透过高低不平的新旧建筑就是闽江，那波光粼粼的江水，最终汇入马尾港进入大海。当初，这里有外国的商船停泊或军舰频繁进出。当然，这并非正常的国家间交往景象，也不像那时割让的香港维多利亚港湾，而只是在坚船利炮下被迫开放的一段江中水域。
这里，也是闽省向外地转运商品的水上要道，中外航船的碰撞或交流也很频繁，方便了福州作为直接与海洋文明对话的前沿。流通改变环境、激活生态，当堵塞时，人类相向而行的路就会变窄。而闽江，堵堵通通已发生了数回，从郑和下西洋的明朝起。
三
江对岸，就是福州的台江，台江背后是鼓楼。而鼓楼中有一个三坊七巷，其间数个人物联系着爱新觉罗家族的专制朝廷——林则徐、沈葆桢、林旭、严复、郑孝胥、陈宝琛、罗丰祿、林长民、林觉民、萨镇冰等等一干重臣与辛亥能人。
他们，与近代中国的命运千丝万缕，而多数人都同西方与洋人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心理关系：误读与对抗，仰慕与冲突，宣扬与绝望，构成了一个个与人类近现代文明若即若离、矛盾纠结的状态。
君强臣弱，政拙国衰，族愚民穷，面临如此的现实情形，这些儒家的精英，似乎最后都因制度与文化的局限，缺乏逻辑的思辨共振，实现不了个人的家国理想。这里的每一个重要人物，其举止投足、喜怒哀乐，都能令世人浮想联翩、纠结难断而感慨万千。
虎门的“禁烟运动”，直接导致了一场“鸦片战争”。当年，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驰行英国市场，对方的商品却因种种原因在中国难有销路。为扭转贸易逆差被动局面，英国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以图关税合理和贸易平衡。
清廷非现代政府，一不善于妥协处理国际贸易争端，二不理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对自由贸易本质的严重误判，让中国再次错失了一次与现代文明对话的良机。上一次，是在1793年的乾隆时期。
悲剧在于：即便被战争征服了，国门洞开了，强行通商了，中国大地依旧鸦片泛滥，民生凋敝如初；不思社会变革进步，只顾利益集团的统治安危。
细思量，这场热战当然不能对钦差林则徐求全责备，他也具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贵人品。虽有忠君即爱国的意思，但他依然兼有士人之骨、爱民之心，同样还有自己的另一面清醒，即促成了魏源汇编出《海国图志》。只是遗憾甚深——它居然没能最终唤醒朝廷，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却启蒙并成功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几年前，我曾拜访过林家后人林强先生与祝光女士。他们只对我补充说：林文忠公的家训、家风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墙上那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宫巷，一座四进的沈家大宅院，身居其间顿感世纪穿越。一股另一社会生活的空气，直扑我的面前，陌生大于熟悉：我所欲知的主人，属于远离朝廷、功成名就而少有诟病的士大夫。厅堂中摆着两尊塑像，一边将任清朝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对坐的正是他的接任者：福州马尾船政大臣沈葆桢。
那时满汉官员，都已明白了船坚炮利的厉害，但依然读不出其中也蕴含着非物质的文化力量。不过，有关造船与海防、教育与外交，左、沈二人对大业蓝图的共同谋划与决策，深刻改变了国家未来的政治与军事生态。
沈葆桢的第六代孙沈园女士，约我在这刚完成修缮的沈氏故居一聚。2016年，她还参加了甲午战争的纪念日，对祖上的面貌还是有所熟悉的。但青少年时代，对包括“沈公”在内的这些家族过去，他们也是讳莫如深。历史本身不会自动言语，但却随时可能成为工具，以此移花接木更新气象，或借尸还魂延续灰暗。
我在联想，那段时间里一定发生了天旋地转的人间事件。
就这瞬间，眼前便浮现出一阵凄风苦雨来，这个空旷的大院显得更加空虚，所有引以为傲的财富与荣光被扫地出门，只留下满地赶不走的落魄与沉默。
站在一幅幅图片面前，我突然意识到，对中国近代进程中的贡献，沈葆桢一点也不亚于他的丈人林则徐。积极支持“洋务运动”、主持福州船政学堂、奠定近代海军的基石，并主导推动了湾湾台岛的近代化进程。作为个人历史其功德与声名，亦可谓善始善终。
船政学堂，更是培育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并且，有不少出国留学者，甚至突破了“中体西用”和“师夷长技”的思维羁绊，学会以现代眼光来审视“天朝”之国。
比如严复，便是沈葆帧最赏识的学生，被沈推荐去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
每次与福州的同仁们聊到严复，皆叹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典悲剧。难得亲眼目睹东西方两个世界，已是知己知彼的境界，却无以启蒙愚众，认知真相；或指点江山，力挽狂澜。而是失望不断，悲剧落幕。
身为北洋水师的总教习，竟然要体会“马江海战”与“甲午海战”两次战败的屈辱；作为近代思想家，原立志要借西方民主政治文明，来改变腐朽不堪的中国现实，却感受到了失败的“戊戌变法”、暴力的“辛亥革命”，面临了外遇“一战”、内生“革命”的动荡、恐惧局面。
学贯中西，深谙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的“侯官严先生”，还是未能彻底摆脱对传统的依赖，故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间彷徨不决。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怀疑，竟又一心向后、回归儒家，欲以旧序挽救社稷。终究一枕黄粱，功名所寄无一如愿。岂不残忍？
穿越1921年郎官巷的20号院，从北京回到福州的严复已奄奄一息，靠着鸦片来支撑疲倦至极的身心。目睹过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就，并深为其创造的文化与制度震撼与折服。但最终，身为中国近代伟大的翻译启蒙思想家，他几乎自废了曾拥有的现代人文功力。
《原富》《天演论》《法意》，甚至是《群己权界论》，都成为个人认知中矛盾交织的佐证。虽于中国的思想界，它们多少都已开始形成传播和影响。
自英国“大宪章”运动起，人类文明史就被刷新。王在法下，主权在民等等新约层出。从此，缺乏现代性的文明，只能属于失去生命力的旧文明。或者说，真正文明的现代形态就剩下一种，不存在数种文明的并行不悖。严复似乎看不到中国儒家旧文明的根本缺陷，从而成为一个渐入绝望的复古主义者——这是不幸制度对文化逆淘汰下的一种后果。
人类的文明与进步，需要国家间彼此的认知与共识。否则，个体的主观能量再大，也会在冲突中逐渐被磨损、消耗，甚至演化成被毁灭的悲剧。
这里还有一人，是最为世人诟病并忌讳言论的郑孝胥，他是曾与严复关系密切的诗人、书法家和政治家，亦有“清末卧龙”之称。其才学与雄心的堆积，竟是背负身后滔滔不绝的骂名。一位研究郑氏的朋友不以为然，认为他并不怎么悲剧，只不过最终理想未能实现而已，无论身在何处，潇洒自如的身份与富足优渥的生活，也能令许多同代文人政客所不及。
郑氏祖籍在福清，但其家族很早就迁入三坊七巷，居衣锦坊的洗银营巷。郑家数代仕宦，声名显赫，到郑孝胥这里可谓到达了巅峰，而意外的“政绩”则超越了他的书写文采。他比同为帝师的同乡陈宝琛更具社会影响力，仕途不按常规，几乎剑走偏锋。
人们无法完全参透郑氏“辛亥革命”后的政治理念，他也和梁启超、严复一样反对暴力革命，指望建立一种“中央集权、各省分权、边省全权”宪政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只是，内战和外敌入侵，使他最终觉得中国已无路可走。
在入东北之前，他便做出惊人的判断：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
在我看来，海藏大人的功名心重，最后选择了一条充满冒险的“曲线救国”之路。辅佐溥仪，建立“满洲国”，好像有他的一层自洽逻辑：既然中国人搞不好自己的国家治理，既然各国势力都在介入中国，那就干脆借助“国际”的支持，以“共管”之名行“君主立宪”之实？假设，郑氏当初引进的英国，是否历史叙事又换了品味与颜色？
其实，早在清庭为确认君主立宪的政改，1908年向全国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之时，正在上海主持“中国公学”的郑孝胥立即应声而动，并与刘恒等数士人一同发起、创办了欲在推动加持的“预备立宪公会”。立宪，是他在兹念兹的政治理想。
有立传者认为，郑氏虽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前后不一、内外不一”，但却并非“杂乱、矛盾”，且表现出一以贯之的气质秉性、思想学问、人生追求。”我忽然觉得：作为福州知名的“同光派”诗人领袖，要付出“道德沦丧”、自毁清誉的代价，去成就真正“汉奸的事业”或许并不是郑氏本愿。他“引入”的日本，不过是其寻求“门户开放”的“列国共管”者之一，还有美欧他国。他死于日本人的毒杀，也透露了其内心经历的一场严酷地抗争。
实际上，还有一个显赫人物，即“辛亥英烈”林觉民堂兄、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这位民国政坛的改革家，也是福州人中稀有的早期国会议员，人们似乎很少提及，他可是“五四运动”中的“重要推动者和点火者”。尽管现有学者追问：“巴黎和会”的谈判是成是败，“火烧赵家楼”的那把火该不该点，“五四”是否属于过激的行动？但林氏始终追求将日本宪政体制移植于中国，却是值得称道的目标追求。
一位民国的理想主义者，死在了混乱失序政治的子弹暗射下。与之后国民党领袖人物宋教仁的遇刺，也构成了令人深思的问题：民主政治的出路在于上层的妥协，也依赖民众的全面觉醒。
这些三坊七巷中人，呈现的是一道糅杂中西的意识形态。客观上，他们更是一批探索国家出路中的挣扎者。不论是怎样地白灰黑红姿态形象，都感觉是一个民族的生死之光在他们身上强烈地投射。
为认同与取舍一种自己的与别人的国家文明，至少从18世纪始，每个有思考力的人，都在现实中做着痛苦的精神博弈和艰难的文化选择。
这些与坊巷有关的人物命运，实际上同烟台山变迁关系密切。他们更多都属于时代大语境中的佼佼者。而其中，林则徐林大人的“歪打正着”，让整个国家有头脑的人，都陷入了危机中辨别方向、找寻出路。
四
也是1908年，当整个社会思想界在欢呼大清朝廷的立宪决策，东南一隅的仓山区上三路8号，中国第一个女子大学也诞生了，这就是由美国女布道会创办的华英女子学堂，1922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注册收回教育权。6年后改名“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学院的校训是“受当施”，意即具“独特的育人理念和价值追求，接受教育与知识的同时，要有给予、奉献社会的担当。”随后，它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的丰碑之作”。
相较昔日的清华北大，华南所拥有的开拓、启蒙价值，一点也不逊色。
其实，烟台山被誉为“近现代文化教育第一山”，还有“福建女学的摇篮”之称。
早在1859年的（清咸丰九年），在仓前山麦园路35号，美国基督教会就创办了毓英女子初级中学。这是东亚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即今天福州第十六中学的前身。
自“毓英”至“华南”，从小学到大学，教会多收中国贫困家庭的女子：开发民智，解救女性，实现男女平权；摆脱社会苦难，宣扬生命的独立自由等等，都是她们接受启蒙的课程。
位于麦园路的十六中学前身是教会学校——毓英女中，走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谢绍英。美国的母校，将她的毕业日认定为“康奈尔大学女性历史上的巅峰时刻。”，并称赞她为“中国最伟大的女子”。她曾撰文如是说：“中国的启蒙依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及领导者。”这是文明人类的接力思考，也是良性教育的必然结果。是不是很了得？仅就这等期待，我们又走过了百多年，检视我们的教育，似乎尚未见到更伟大的成效。
还有一位许金訇。1884年，因外籍校长的推荐与资助，18岁便去了美国俄亥俄州威斯利安大学留学。十年后，她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医学博士和女医师，在仓山开办了私家医院治病救人。但好景不长，在汹涌无比的排外灭洋气势中，数把火将医院焚毁，她被迫逃离海外的新加坡。
就是这位精通英文的许金訇，曾被清廷大臣李鸿章器重，成为第一个参加“妇女选举社团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1897年，与维新派“六君子”中谭嗣同和康广仁之妻，在上海成立“女学会”，提倡女学女权、反对缠足，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
停留在华南女子学院的旧址上，璎洛告诉我，在谢绍英和许金訇影响下，从这里毕业出国了一批女子精英。如作家、翻译家薛绍微、历史学家陈懋恒，还有参与“五四”运动的王世瑛与程俊英，她们都是烟台山教会学校与倡导女学的结果。
是的，如此从学识到精神的完整教育，才能使个人与人类的彼此关系相交辉映。而爱与善，一种虔诚的信仰对她们却是至关重要。
与福州城内一江之隔，因炮台和烟火台转名的烟台山，西方现代文明的进入，基督教文化的兴盛，显得一时别有洞天。早年在传教士们驱动下，教育、医疗、救济等活动皆四处开花，生气盎然。显然，这些背后的重要推力，是相对自由的对外商贸行动。中西方物质与文化的流通，也改变了整个地域的生态色彩。
那些遥远事件，最早发生在1850年代，直到1950年代翻篇成为灰色记忆。
在传播圣经并身体力行人群中，有西方各国的传教士。其中，有美国美以美会的麦利和、卢公明、武林吉、薛承恩等等。他们用中文名、学汉语，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以宣道、教育、医疗，拯救普通人的愚昧与贫困。就像在此设立一个文明生活的实验场。
显然，环境陌生，水土不服，人文差异，社会抵触，都成为面对人间布施、表达善意的障碍。建立布道的教堂，创办西式学堂和协和医院，研究汉语和福州方言，翻译印刷中西书籍促进文化交流。总之，他们知难而上，逆水行舟……
就整个中国来看，基督徒传教，面对是儒释道一体的世界，他们必须化解排斥、妥协融入；而针对类似“扶清灭洋”、“异端邪教”的屡屡围剿，他们更是成群成批地殉道。上帝大爱、信仰布道和文明普世，在缺乏敬畏习惯的无神论世俗跟前，传教士们的神圣使命亦轻如鸿毛。
就在烟台山的某一角，也曾埋葬过一批传道的中外教徒。一生虔诚，面对一切磨难与牺牲无怨无悔。但其尸骨最终又被一场社会运动所抛弃，未知何处安魂？
五
烟台山有太多的名址故地，除了清朝伊始西方宗教、贸易改变的痕迹，还有不少与民国相关的历史遗留。林森、林庚白、绿营沿着马厂街的一条小弄，有“梦园”、“可园”，“爱庐”、“忠庐”，它们是民国的产物，各有自己的历史遗痕。
梦园，主人是爱国侨领叶见文先生的故居，孙中山曾下榻于此与其密谋革命；而“忠庐”则是留学日本的医学者许世光所建造，他的男女平等教育理念也是颇有影响。
我们这是第二次来到“可园”。林徽因虽生在杭州，却因其名人效应也不断被“搬回”福州，补充这里的人文风景。
当年与梁思成完成欧洲的蜜月旅行后，新月派诗人林徽因回祖籍探亲。她不愿住在老气横秋的三坊七巷母亲家，却跑到充满洋气的烟台山上，据说是住进了这可园。那一段时光，应该也使她对故乡留下了美好的印记，属于另一番南方的“人间四月天”？
眼前的可园，已是一派破旧，整个房屋被封存得看不到一扇门。与许多这里的名人遗址一样，感觉应付了事。或许，它们与这个时代早已是貌合神离。
经过乐群路一条小巷子，巷里有个“槐荫里”。在百年老榕与茂荫槐树的簇拥下，一座洋房“蝶园”露现。这里便是民国“一代影后”胡蝶的故居。为被西方宗教与现代文明所滋养，融合着本土传统文化的美学，使烟台山嫁接中西而景象多姿、异彩纷呈。一时成为“世外桃源”。除政商学界趋之若鹜，文艺人士也不甘示弱。
璎洛说，蝴蝶是从上海到福州成婚，它的莆田籍男友潘有声是个商人，潘家在烟台山长期就经营茶行。明星乍现，也自然搅出一地波澜。这位被誉为“中国的葛丽泰·嘉宝”，1989年在加拿大去世，但此地无人追忆：她只归于“旧时代”。
我们到了仓前路，街边拐角“茉莉小姐”咖啡店。挨窗聊天，望着窗外那不断掉落的一地花瓣，有某种花非花、境非境的陌生感。忽然又想到了郁达夫。那是后民国，他几进福州，身兼文人与官员的身份。登鼓山、上于山也逛烟台山，如玩家、如食客，也留下“今年又作八闽游，马足车轮蚱蜢舟。犹有梅鱼供一醉，不须着句赋乡愁。”的诗句，看得出郁前辈是多么喜欢福州，也热爱饱含物质的生活，哪怕眼前国事堪忧，远处还有战乱生起。
晚清与民国，漫长岁月里人间的纷纷扰扰、形形色色，便是一幕幕充满冲突的戏剧。在那可用想象对接美好或叫优质的精神世界里，我的心中也怀有各具生命行色的人物，自己也不时融入，并以此勾连起伏的心思、细致的情感，构成个人同一个整体命运的虚实关联。
尽管这样的结尾，往往如同一部悲壮小说的结局，从虚到空，可还是让人觉得历史不死的欣欣然。
就在爱国路2号美领馆的背后，有一栋洋式建筑，静静地，被围在一片高墙之内。它原属于三坊七巷的罗丰禄大家族。今年四月，我与数位的罗家后人，也聊起了他们前前辈的故事，个个感叹不已。从辉煌到没落，历史的剧本被不同的导演们反复修改、折腾。戏唱完了，其间的何以转折、何以悲伤，何以撕裂，何以终结——整个漫长的过程却不知其所以然。
罗丰禄毕业船政、留学英国，是继郭嵩焘之后大清的驻英外交官，兼英、意、比三国公使，其利国谈判业绩深得中堂李鸿章的高度赞赏。1901年，在转派驻俄公使的任上病逝。他不知大清江山会土崩瓦解，欲克隆英式君主立宪会失败；一场接一场的社会革命，会让故乡族群四处逃散、命运多舛，随同爱新觉罗家族的散架而沦落底层。
“以夷制夷”、“中体西用”，这些几乎坚而不摧的执念，挽救不了秦制大厦的腐朽。
某日得一喜讯：罗维以优异成绩在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这一下，似乎找回了点昔日荣光！罗维，即罗丰禄侄儿、驻英一等秘书罗忠彤的世孙。当年的罗忠彤，娶了一位美丽的英国姑娘安丽悄悄带回国。由于上朝廷下家庭的不允，结果被迫遣送返英，让儿子罗孝斌从此永久地失去了母爱。自那以后，中西方水火不容频繁。成为桥梁专家的罗孝斌，并没能实现架设一座跨海长桥，母子最终也未能相聚。
小倩告诉我：他们夫妇从小就将罗维送进国际学校。儿子聪明、好学、独立。13岁时就被西方古典音乐所吸引并开始作词作曲，14岁就成为湖南卫视签约歌手，后在美留学获得了音乐学院“院长奖”的殊荣。儿子曾披露：有种宗教情绪在冥冥中搅动自己的创作。并且，他也想用音乐表达对世界的大爱。
外交世家后代的这段故事让我有所惊奇：这是缘于血液或观念的曲折传承？
烟台山，让我在旧时留痕间遇见了某些亮点，感悟到人类事故与故事间某种转换的必然。
1840的中英贸易战争，到今天中美又重开关税大战，简直就是早上醒来持续昨天的一件事情，仿佛这世界的逻辑已变得相当诡异。好在，我们不再像以往那般苍白无力，起码不缺会翻译思考的严复、超越教会与国界的教育和众多爱中国的克洛代尔。
珍惜那曾有过觉悟、献出过文明价值的人们——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以这样的形象不断对标回顾与追寻，就是要让飘荡无着的灵魂有所依托，那过于平庸的生活亦有所附丽。
偶尔，我也会忽然感到文明之脆弱：不珍惜进步成果而朝秦暮楚，为局部蝇头小利而不容于乾坤趋势。如此，则不论东方、西方，即便有满载的欣慰都将崩溃，付之东流。
教育，文化乃至宗教，一切美好的都该各有各的复兴。若有自由、明朗、开放的心态，历史又如何成为现实的忌讳与包袱？
烟台山，只觉得满山是魂。每一趟来过，几乎心思都要被钩动一回，然后带出点血泪。
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说过——“色授魂与”。只是这个授魂的色，现在看来是这样地繁与杂。我尝试着品其一种，不知深浅如何？
原载2025年6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图片来自网络，系本网站所加。）
苏小玲先生的《品色，在烟台山上》是一篇极具文学质感的散文，以细腻的笔触、敏锐的观察和深沉的历史感，勾勒出烟台山在时光流转中的复杂面貌。
文章的语言充满诗意，善于运用富有质感的意象，如"青灰的釉光"、"泛黄的贸易单据"、"彩窗投下的光斑"等，使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具象化。比喻尤为精妙，如"历史像夹心饼干，奶油层被舔舐殆尽"，既形象又饱含深意，暗示出烟台山在商业化浪潮中被稀释的历史厚度。
作者采用各种场景拼贴，将不同时空的烟台山并置：1863年的领事馆铭牌与当代汉服少女、1897年的茶箱与奶茶店的霓虹、1912年的《圣经》与洛丽塔裙的十字架耳钉……这种蒙太奇式的叙事，不仅强化了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也暗喻了烟台山作为"文明遗址"的层积性。
可以看出苏小玲先生并非单纯怀旧，而是通过细节的对比（如锡制茶箱与芝士茗茶、电报线杆与无人机表演），对商业化、网红化改造中的历史失语现象提出隐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小玲先生的笔下，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呈现一种复杂的共生状态——塑料十字架耳钉依然折射着彩窗的虹影，新漆的栏杆仍沾着旧日的金粉。
此时，苏小玲先生笔下的抒情性被巧妙地控制在具象描写中，如叶圣陶旧书里掉出的枯槐叶、"永远擦不掉的茶渍"等细节，将深沉的历史感转化为可触摸的物证。结尾处摩尔斯电码与电子音效的"短兵相接"，更是以听觉意象完成对时代碰撞的终极隐喻，余韵悠长；同时具有学术纵深感。
苏小玲先生的这一篇兼具美学价值与思想深度的城市散文，堪称当代"文化地理写作"的典范。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历史保护不在于建筑外壳的修缮，而在于对文明釉光的敏感与敬畏。
↑发布人尹玉峰系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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