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海
生在运河边，喝着运河水长大，求学、工作仍至退休从未离开过运河，我与运河结下了终生情缘。
一
我生于运河南岸一个叫下厂（即现在的清隆桥西侧）的地方。从记事起，经常跟着母亲去运河边洗菜淘米汰衣，稍大一点，常和哥哥姐姐去运河抬水回家。和邻家的小伙伴们捉迷藏，滾铁环，弹玻璃球，玩累了渴了就一起到运河边掬水解渴，那水甜丝丝的可好喝啦！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上学较迟。10岁时才开始上一年级。记得那年刚入秋，哥哥带我去报名上学，他扛着家里的一张梳头桌，我扛着一张杌凳，来到了当时广惠寺北大殿，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为我报了名，哥哥为我交了书费和学费，并领了两本书和两本写字本。老先生安排我在一座大菩萨前面位置坐下。由于我是后插班的，先生单独教我第一课:“開學了”。念了几遍，先生就叫我自已照着写。由于笔划太多，尤其是那个“學”字特别难写（那时还没有简化字），我怎么也写不好。先生说我真笨，然后就手把手地教我写。到中午放学的时候，我还闹了个笑话，至今记忆犹新:先生没说放学了，你们回家吧。只说了句:“你们走吧！”我这个笫一天上学的孩子也不知道啥意思，就跟在一趟大学生后面沿着运河堤一路向东走，发现人越走越少，最后我前面只剩一个人了，人家不耐烦地对我说:“你老跟着我干什么，还不回家去！”我这才知道是放学该回家吃午饭了。
这就是我上的第一所学校——清江市广惠初级小学。它座落于运河南岸，紧靠河堤，原石桥老街东边。本是一座寺庙叫广惠寺，广惠小学就是用庙房办的。教室就设在大殿里。到1954年我四升五的时候，因建设石油仓库，广惠寺被拆，学校移址到棲芦寺继续办学，已经是完小了，校名为龙江小学——因地处龙江乡而得名，后更名东风小学。当时校长刘道生，教导主任周理彭兼教我们语文。1956年我作为这个学校的第一届小学毕业生毕业了。全班近40名学生，我和王振庭两人考取了淮阴中学，在全乡引起轰动。我记得很清楚，是我的数学老师李密芝親自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的，並对我表示祝贺！
在淮中读了三年初中，开始第一年，学校规定凡是清江市户口的学生一律不得住校，我只好走读，当年没有自行车，每天步行七、八里路走到学校，晚上放学再步行回家。中午在我大姑妈家代一顿午饭（姑妈家住现在的财富广场附近）。来回两趟都是沿着运河南岸步行。经过大闸口的时候，经常看到绞关把船从闸东拉上闸西，绞关工一边推着绞关还一边打着号子，很有节奏感，蛮好听的。船到闸中时两边船舷上各有一位船工，撑着竹篙，确保船舷不撞到闸壁上。
1957年大跃进了，学校开始大搞勤工俭学，淮中也实行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淮中是一所特别注重教学质量的学校，把下午的课全挤到上午，这样半天得上六节课加一节早自习。住校生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早餐，早餐后是40分钟早自习，接着就是六节课。我们这些走读生可以不上早自习，但必须在上第一节课前赶到学校。记得一个冬天的夜里下了一夜的大雪，雪光反射，以为天亮了，家里又沒有钟，也不知道几点了，赶快吃了早饭，急急慌慌沿着运河堤，踩着小腿肚深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踋地赶到学校，却是铁门紧闭，进不了门，原来是我到校太早了，还没到开门时间，只好站在门外等。由于赶路太急，弄得一身汗。一旦歇下来那个冷呀实在受不了，怎么办？只好在校门前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来回跑以取暧，就这样跑累了歇，歇一会儿就冷，冷了再跑……将近两节课的功夫，校门终于开了。
1959年，我以优异成绩初中毕业了。我的理想是升高中，进大学，可是事不遂人愿，由于家庭经济原因，父亲坚决不同意我考高中，非逼着我去考可以免费又供食宿的师范学校。就这样我从里运河南岸的淮阴中学又来到里运河北的淮阴师范学校。由于我成绩好，班主任唐伦元老师指定我担任学习委员，直至毕业，班委会虽经多次改选，但我的学习委员一职却从来没变。
在淮阴师范学习的三年里，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按照中学生标准每月供应36斤粮食，后来响应国家号召，又节约了2斤，实际供应34斤。食堂实行分食制，一天三顿根本吃不饱！三年当中，家里为了使我不挨饿，每个星期给我准备一小袋炒面，另加三斤粮票三元钱。每天早餐后回到宿舍，和一碗炒面才填饱肚子。晚饭后，到当时的淮阴车站饭店加餐:半斤稂票加五毛钱一份，一碗米和豆饼（是那种黄豆榨油后的豆饼）混合煮的饭，加一碗菜汤（只有菜叶和水，看不到油花的）。怱忙吃完赶快回到学校参加晚自习。
由于我家离学校不是很远，每到星期六下午两节课后就可以回家了，第二天星期日，在家吃了早晚饭后再带着炒面和钱、粮票赶回学校上晚自习。不用说来回都是步行。这时大闸口已经看不到绞关拉船过闸的情景了。但是，过了大闸口沿运河南岸东行，仍可看到纤夫拉船西行的另一番风景。
二
1962年暑假我师范毕业了，分配到位于运河北的钵池公社中心小学——景会小学任教。因校址系原景会寺庙址而得名（位于现在新建的景会寺西北约三、四里，原钵池乡马庄村）。以我的学习成绩应该分配在市区实附小的，因为1962年上半年征兵，我体检合格，被我那信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父亲硬是霸了下来，因此被分到当时的淮阴县钵池公社。记得非常清楚，我是8月28日傍晚骑自行車背着衣物被褥乘阮家摆渡（位于现清隆桥附近）过里运河沿机场路一路问人来到学校报到的。
就在报到的当天夜里，我意外遭遇了一场有惊无险的生死劫:当天晚上，学校给了我一张单人床，两条板凳，要我铺在面朝东的平房肚山墙北侧休息。房子是土墙草房，当年发大水，土墙被泡酥软了。下半夜紧靠我床的肚山墙轰然向南边倒下了，把我的床撅翻，人掉下地来滾了两滚！如果墙朝北倒，那逾60公分厚的土墙肯定把我砸成一块肉饼！那轰隆一声把校长和其他老师都惊醒了，跑来一看，个个都为我后怕。校长吴引娴惊惧之后安慰我说，好险呀！又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现在我的晚年生活还真应了吳引娴校长的预言。
我在钵池工作13年，有三件事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还是值得回忆的。 第一件事，事业的抉择。鉴于我的工作表现和工作能力，1965年暑假，清江市教育局拟提拔我担任钵池中心小学教导副主任，而钵池公社党委拟提拔我为公社团委副书记。在征求我个人意愿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因为我认为，作为一名优秀的中师毕业生，在小学教育的岗位上更能有所作为，为教育亊业作出我应有的贡献，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悔！
第二件事，我在钵池工作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当中也有一个不小的曲折:本来于1966年上半年时我的入党问题已经由公社小教支部考察通过，並已填写入党志愿书送公社党委审批，就在这时候，上级通知社教运动即将开始，组织发展问题一律暂停。果然，暑假还没到社教队即进驻学校，而社教队工作刚开始不久，文革又来了，公社派出的文革工作队又进驻学校。因此我的入党审批问题也就耽搁下来了。直到1974年上半年又重新履行全部手续，于1974年5月5日钵池公社党委批准我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无预备期。
第三件事，是找到了我的另一半。我的妻子田正兰当时是钵池粮管所的收银员，在农村一般统称叫会计。而我在中心小学工作，本无接触机会。我们的相识是当时公社党委书记蒼文学夫妇介绍的。因蒼书记的两个儿子都曾是我学生，经常在父母面前夸我上课如何如何好，毕业后两个孩孑都顺利考取了初中（顺便说一下，当年初中还没普及，录取率不足30%）因此夫妻俩对我印象极佳。而田正兰的父亲又是蒼书记涟水老乡，战争时期打游击的老同志，因而也就撮合了我俩的婚姻。我们是文革高潮时的1967年春节前夕举行的极为简朴的婚礼，是我自已用一辆旧自行车把新娘背回了家。现在转眼近60年过去了，我们有了三个儿子，孙子孙女也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我和老伴在2018年市电视台等四单位联合举办的“寻找淮安40年缘分夫妻”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十佳缘分夫妻。如今一大家子十多口人，每逢节假日聚到一起，真是热热闹闹，其乐融融，这也正应了当年吳引娴校长的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
1975年暑假，我从钵池調入市区永宁小学（当时校名为永红小学，属小学戴帽的十年制学校）任教师，时任校长陈德美，系淮阴师范学校高我一届的学长，对我非常了解，安排我教初中二年级语文、政治兼班主任。此后一直跟班走到高二毕业。（当时实行的是初中三年高中二年的三二学制）这一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算是十中的笫一届高中毕业生吧。但因为十中尚未正式成立，所以毕业证书上盖的却是“清江市永红小学”的公章。全班36个学生，有一人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到美国读研並定居美国了。
这一届学生毕业于1978年，也就是这一年学校中小学部分家，中学部搬到北京北路市技校北侧，是为淮安市笫十中学，小学部仍在原地，校名仍为永红小学。分家前教育局领导征求我意见，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市五中任教导副主任，一是任永红小学副校长副书记主持学校工作。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是中师毕业学历，到五中任教导主任难以服众。因为五中教师学历都是大专或本科，谁也不会瞧得起我这个中师生。
分家后我被任命为永红小学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此前我只是一名教师，破格一次性提拔为副书记副校长並主持工作，这还是前所未有的破格，足见局领导对我水平和能力的肯定。
与十中分开后的永红小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校舍破烂，几乎无一扇完好的门 窗，窗上无玻璃，冬天用朔料布遮风；桌凳严重短缺，因为分家前校舍不夠用，首先满足中学部需要，小学部全部实行半日制，中学部搬走后教室夠用了，学生桌凳却不夠用了，无奈除将堆在传达室后面的一堆破烂桌凳修理凑合使用外，只好动员学生自带桌凳。同时，当时学校无围墙，不分白天黑夜，也不分上课与否，周围群众四面通行于学校教室之间，严重影响教学秩序！尤其严重的是教师严重不足，教育局只好将大量大集体教师补充进来。（所谓大集体教师，就是当时以校办工厂名义招收的大集体性质的工人）其业务能力可想而知。
由于设备、师资条件极差，学校是名副其实的三类差校，生源也是很不理想的。百分之七、八十是进城打工经商的农民工子女，真正学区内的孩子都到实小、人民、淮海路以及繁荣等周边条件好的学校去了。
为了改变三类差校的面貌，我除了努力做好学校管理工作外，重点抓两条:要人，要钱改造校舍。经过多年努力，教师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校舍硬件也大为改观:破烂的平房校舍已全部拆除，代之而起的是两座宽敞明亮的四層教学大楼，电教室，闭路电视，投影仪，多媒体等教学设施也已具备。顺便说一下，这些教学条件的改变，总共花去经费近三百万，上级只给了90万，其余都靠自筹解决，自筹的路子就两条:一是学校有一个效益还不错的校办厂，每年利润有二、三十万；二是靠收外地学生的借读费。
师资素质的提高，教学条件的改善，生源也好起来了，这时我也到退休年龄了。
三
2000年，我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还保留党支部书记职务，2001年，六十周岁了，办理退休手续，被清河法院聘任为行风监督员，被学校聘任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直到2015年，我因身体原因（主要是我耳聋）已不再适应继续工作，只好请辞。
回顾我的一生，真的是从未离开过运河，现已快进入耄耋之年，每天沿着运河边休闲散步，呼吸着河面上扑面而来的湿润而清新的空气，眺望东升的朝阳，西方的落日和艳红的晚霞，我总是在想:我的一生是离不开运河了。
2019年12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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