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敬录

        在华夏文明的版图上，有一座城市以其独特的历史坐标和文化厚度，成为北方大地上闪耀的星辰 —— 这就是山西大同。从赵秦名郡到北魏京华，从辽金西京到明清重镇，大同如同一位沧桑的老者，用城砖瓦砾书写着民族融合的史诗，用楼阁台榭奏响着文明碰撞的乐章。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脉络，走进这座 "云中古城"，解码其 2300 年历史烟云背后的文化密码。

        站在大同古城墙下，首先被其 "万祀金汤，巍然壮观" 的气势所震撼。现存古城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 年），大将军徐达在北魏平城旧址上增筑新城，形成了方圆 14 里、开四门的宏大格局。东 "和阳"、南 "永泰"、西 "清远"、北 "武定"，四门之名不仅蕴含着 "国泰民安，天下大同" 的美好愿景，更折射出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精妙构思。

       与平遥古城墙相比，大同城墙更显 "厚重而高大，坚固而挺拔"。其基础以规整的石条石板砌筑，墙体用三合土夯成后外包青砖，这种构造使城墙兼具防御性与耐久性。城墙上 75 座门楼、角楼、望楼星罗棋布，48 座望楼列布伫立，与护城河、吊桥、瓮城、月城、关城、耳城等设施构成立体防御网络。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 "控军台"，这种建在城墙四角之外、通高 14 米的军事设施，通过栈道与城墙主体相连，成为古代作战时侧面观察敌情并予以攻击的最佳方位，为研究中国城垣建筑提供了珍贵遗存。

        城楼建筑更是明代木构艺术的典范。四座城门中心的门楼均为三层重檐九脊歇山顶式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外有廊柱环绕，内饰古朴典雅的彩绘，既是守城将领的指挥所，也是建筑美学的展示。月城上的箭楼开有箭窗，成为阻击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角楼则以二层十字歇山顶造型，为城墙防御提供了开阔的视野。乾楼作为 "镇城之楼"，五檐十字歇山顶的构造在秋高气爽时更显 "四望山河连朔漠，一天风露依清秋" 的磅礴意境。

        文峰雁塔则为这座军事重镇增添了文化气息。建于明天启四年（1624 年）的雁塔高 37 米，八角七级空心仿木结构，既可供游人攀登远眺，又可通过塔层窗口观察敌情，实现了 "军事防御" 与 "人文象征" 的完美统一。整座城墙外轮廓凸凹相间，打破传统平直做法，形成立体交叉的火力网，这种设计在我国古代城防建筑中极为罕见，彰显了大同作为 "北方重镇" 的军事地位。

        穿越明城墙的厚重城砖，我们的思绪会飘向更遥远的公元 398 年 —— 这一年，拓跋鲜卑首领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大同），开启了北魏王朝 97 年的平城时代。作为南北朝时期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在平城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文明成就，使这里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乃至国际化大都市。

       北魏平城的辉煌始于拓跋鲜卑的南迁之路。从大兴安岭的 "嘎仙洞" 到呼伦湖畔，再到阴山南北的草原，鲜卑族历经数代迁徙，于公元 386 年由拓跋珪灭代国，改国号为 "魏"。公元 398 年迁都平城后，道武帝奠定封建国家基础，太武帝实现北方统一，冯太后与孝文帝推行 "太和新政"，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这场改革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封建化，更深入到文化习俗的融合 —— 鲜卑贵族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与汉族士族通婚，甚至孝文帝下令 "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彻底打破民族界限。

        平城时代的民族融合催生了灿烂的文化创造。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皇家佛教工程，从公元 460 年开凿到 494 年迁都洛阳后转为民间造像，其艺术风格见证了佛教中国化的完整历程。早期昙曜五窟的造像气势雄浑，带有犍陀罗艺术的异域风情；中期洞窟布局严谨，体现了汉化宫廷建筑的规制；晚期雕饰精美，法像秀骨清像，完成了 "改梵为夏" 的艺术转变。正如学者所言，云冈石窟是 "西来佛教本土化的开端"，更是胡汉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

        平城的城市规划同样彰显了多元文明的碰撞。据史料记载，北魏平城分宫城、外城、郭城，以宫城为中心向外扩展。宫城内有太极、太和等殿，东设太庙、东苑，西置天坛，南筑圆丘、明堂等，体现了中原王朝的礼制传统；而外城的里坊式格局和郭城的游牧民族聚居区，又保留了鲜卑族的生活习惯。当时平城人口百万，寺庙道观上百所，僧尼两千余，永宁寺塔高耸入云，商旅汇聚，万邦来朝，俨然一幅 "国际大都市" 的繁华景象。

        出土文物更直观地印证了平城的文化交融。方山永固陵出土的文物展现了鲜卑人封建化的足迹，宋绍祖墓和司马金尤墓出土的南马俑军阵彰显了军事力量，而异域风情的金银玻璃器具则将人们带回 1600 年前的古西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平城作为 "丝绸之路" 的东方起点，打通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中西亚的乐舞、器物、装饰纹样传入平城，而中原的农耕技术、儒家文化也通过这里传向北方草原，形成了 "胡风汉韵" 交织的独特文明景观。

        公元 494 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平城改名恒州，虽在北魏末期毁于战火，但这座城市的历史使命并未终结。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十世纪，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崛起于松漠之间，通过割取燕云十六州，大同成为辽之 "西京"，此后女真金国代辽，大同仍为西京，蒙古元朝则改设大同路。辽金时期的大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重要舞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西京风貌"。

        作为辽金陪都，大同的军事地位与文化价值并行不悖。辽代在此设置西京道，金代设西京路，使其成为控制塞北、屏卫中原的军事重镇。同时，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应县木塔与华严寺便是最杰出的代表。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 年）的应县木塔，高 67.31 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其 "筒中筒" 结构设计在千年间经历多次地震仍巍然屹立，展现了辽代建筑技术的巅峰。华严寺则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教寺院建筑群，其大雄宝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单檐庑殿顶，檐下斗拱雄大疏朗，内槽佛像体态雄浑，壁画风格融合了汉地佛教与草原民族的审美特征。

        辽金大同的文化融合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出土的铜、金、银、瓷器中，我们既能看到中原传统的工艺技法，也能发现草原民族的装饰元素 —— 如鸡冠壶模仿契丹人皮囊容器的造型，鸡腿瓶便于骑马携带酒水，这些器物将实用功能与民族风格完美结合。在饮食文化上，游牧民族的奶酪、肉食与汉地的谷物、蔬菜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塞上风味；在艺术领域，"春水秋山" 题材的绘画雕刻反映了辽金皇帝四季捺钵的游牧习俗，而诗词歌赋又深受汉文化影响，呈现出 "胡风浓郁，汉制隐约" 的独特气质。

        值得注意的是，辽金政权对汉文化的吸收并非简单模仿，而是结合自身传统进行了创新发展。在建筑上，他们继承了唐、宋遗风，又以草原民族的豪放性格加以改造，形成了 "朴实雄伟的飞檐硕拱，装饰华丽的玻璃鸱吻，巧构精细的天宫楼阁" 的特色；在制度上，辽代 "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的南北面官制，金代 "猛安谋克" 与州县制并行的管理模式，都是民族融合中制度创新的典范。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使大同在辽金时期成为多元文明对话的桥梁，为后来元朝统一全国奠定了文化基础。

       当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大同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明朝建立后，为抵御蒙古诸部，在长城沿线设立 "九边重镇"，大同因 "屏全晋而拱神京" 的险要位置位居九边之首，再次成为军事防御的核心。明洪武年间，徐达对大同城墙进行大规模增筑，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宏伟格局，城墙上 "控军台"" 箭楼 ""望楼" 等设施的完善，彰显了其作为军事重镇的战略地位。

       然而，军事功能的强化并未阻碍大同的经济发展。相反，正是由于其作为边防重镇的特殊地位，催生了晋商的崛起。明初实行 "开中法"，允许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这一政策为山西商人提供了发展机遇。大同作为九边之首，军资转运需求巨大，晋商借此契机 "输粟于边，市盐于引"，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明隆庆年间 "封贡互市" 后，汉蒙关系缓和，大同成为重要的边贸口岸，"茶马互市" 兴盛一时，驼队马帮带着西域货物、蒙古奶茶和骏马走进古城，使大同 "商贾辐辏，店坊林立，繁华富庶不下江南"。

        清代以后，随着边境的西移，大同的军事色彩逐渐淡化，商贸功能进一步强化。晋商以大同为节点，走出了 "万里茶道"，创立了 "汇通天下" 的票号体系，纵横欧亚数千里，雄踞商界五百年。今天，大同得胜堡的斑驳城墙、明清街的古老店铺、博物馆里的晋商账簿，都在诉说着那段 "驼铃悠扬、票号林立" 的商业传奇。晋商 "诚实守信，开拓进取"" 务实经营，经世济民 " 的精神，不仅成为大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中国商业文明的宝贵遗产。

        明清时期的大同，在建筑艺术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代王府前的 "九龙壁" 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长 45.5 米，高 8 米，厚 2.02 米，用 426 块琉璃构件拼砌而成，九条巨龙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琉璃照壁，彰显了明代琉璃工艺的高超水平。此外，大同的寺庙建筑如善化寺、法华寺等，在明清时期不断修缮扩建，融合了汉式建筑与藏传佛教元素，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

       夕阳西下，站在大同古城墙上，抚摸着斑驳的城砖，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从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 的革新勇气，到汉高祖 "白登之围" 的惊险瞬间；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改革决心，到辽金时期胡汉文化的交融共生；从明清时期金戈铁马的边塞风云，到晋商纵横天下的商业传奇 —— 这座城市的每一块城砖都镌刻着历史的记忆，每一道城墙都诉说着文明的故事。

      如今的大同，在 "一轴双城、古今并举" 的规划理念下，既保留了古城的历史风貌，又发展了现代新城。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古城墙上的门楼、角楼、望楼在灯光映照下宛如天宫仙阁，与新城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形成一幅 "古今对话" 的美丽画卷。云冈石窟的佛像依然慈祥，华严寺的钟声依旧悠扬，得胜堡的长城蜿蜒起伏，晋商博物馆的票号故事代代相传，这些历史遗存不仅是大同的文化名片，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大同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 "兵家必争之地" 的军事地位，更在于其作为 "民族融合之都" 的文化意义。在这片土地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交融，胡风汉韵相互激荡，形成了 "开放包容、兼容并蓄" 的文化品格。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到辽金时期的胡汉杂糅，从晋商的 "汇通天下" 到今天的对外开放，大同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八方来客，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例证。

       站在 21 世纪的今天，回望大同 2300 年的历史长河，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兴衰荣辱，更是一个民族融合发展的壮丽史诗。这座 "云中古城" 用它的沧桑与辉煌告诉我们：唯有开放包容，才能成就文明的高度；唯有交流互鉴，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当我们触摸大同的城墙，聆听历史的回响，感受到的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面向未来的启示 —— 在多元文化交织的今天，大同的历史经验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指引着我们在文明对话的道路上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