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在中国文坛的存在感越来越低
◎ 李更 咸言淡语
说到端午节，当然不止于粽子上的形式。实际上，端午节最应该讨论的应该是文学，因为屈原，因为《离骚》。
昨晚入住广岛八丁堀一民宿，三楼还有电梯，是我这次来日本十几天里面住得最好、性价比最高的地方，三个人一天才四百块人民币。
早上起来，看到刘川鄂的一篇爽文，《茅盾文学传统与茅盾文学奖反省》。中国的文学评论界，鲜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家。刘川鄂虽然算不上独一个，但属于孤军奋战中的之一。
我一直怀疑声音一律的会议，喜欢听不同的意见，越尖锐越好。
几十年的文学评论生涯，我认识了大量靠文学评论“蹭饭”的人。我给他们一个标签：蹭饭式文学评论家。这些人往往是在大学里任教的，基本上教书不育人，但凡社会有饭局，屁颠屁颠地赶去，比汽车跑得还快。他们在大学里需要一个不学无术的职称，在社会上，他们需要饭局上的一双筷子。场面上笑得八面玲珑，说着左右逢源模棱两可的话，连自己宣读的文本都是放之天下而皆准的格式化陈词滥调。
我从不反对伙食标准，既然社会上存在着伙食有高低、官场有特供，李某何必反潮流呢？
问题是，不能为蹭饭而蹭饭，终极目的不是文学讨论会，而是一顿可口的伙食。你就那么差那一口吗？
我经常谆谆教导自己，上帝说，要有钱，于是就有了钱。有了经济自由度的文学评论家才会做到真正独立的自己；以这个条件衡量，没有失误的。这十几年我啥也没做，就是一心一意谋发展，虽然还达不到闷声发大财，但自我感觉离中国梦要比别人近一点。
所以我的假话越来越少。
复旦大学教授刘建军说：我越来越觉得，所有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其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对于人类知识来说可能是一种多余，几乎都没有什么价值。既然如此，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不需要这么多人去研究社会科学。
有时候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社会科学界之外，那些不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反而会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很多的社会科学成果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更多的是负担，是多余，是一厢情愿的想象，是自我意淫的技巧，而不是揭示真理和能够擦亮人之生命的知识资源。如果是出于兴趣和爱好研究社会科学倒也无妨，如果以为自己的文字可以揭示真理、支配历史，那就是贻笑大方了。
其实文学更假，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有人说社会学至少还留下了一个费孝通，但是《江村经济》是民国的。
文学留下的是谁？郭沫若？茅盾？
相对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矛盾并不多，只是近几届有偏弱的情况，也就是说，茅盾文学奖在中国文坛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多少人知道最近这两届的得奖者是谁？作品是什么？谁读过？
可以这么说，除了相关的评委，也就是该作品的编辑以及作者本人读过，其他人基本没读过。我甚至可大胆怀疑一下，连评委们也没有看，至少是没有看完，完全是凭印象分在运作。
所以，茅盾文学奖开奖的意义实际上是种营销行为，既加大馆配的力度，也在新华书店系统实行有效的促销。作为职业读者，我曾经买过几本，几乎不能读下去。阅读必须要有快感，如果阅读障碍太大，任何名气都是没有用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茅奖也好，鲁奖也好，基本上靠向了五个一工程奖，即政治奖，文学含量不高。
我在日本几个城市走了一些大型书店，还有小型超市的书店，几乎没找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位置。当然不能完全从海外的观点来观察中国文学的含金量，但那基本上是一面镜子。尤其是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一直相互借鉴，相互借景，相互感染。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就一直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会在第一时间发现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现在对中国文学的态度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基本上不存在自然发展的文学；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由作协主导的发放救济款扶持金的文学，已经严重削减了中国大陆以及海外华人阅读中国文学的动力。硕果仅存的莫言、余华等人存留在日本书架上的书籍，也是他们十几二十年前的作品。
若干年后，我们回头再去讨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可能也有8个样板戏和一个浩然的感觉——甚至连样板戏都没有。
有人跟我讨论《平凡的世界》，结论两极分化，一种说它是延续新中国的一种文学传统模式，毫无文本创新；一种是“唯销售论”，市场反应长期热度不消，至少没有阅读障碍。
其实都是一种结论。试问，中国文学有多少是进行了文本创新的？就是鲁迅也没有做到，《狂人日记》都是拿来主义。
那一年，韩少功急于创新一个文本，搞了本《马桥词典》，结果被人揭露是抄袭，而他自己解释说是“移植”。旧瓶装新酒，洋瓶装国酒，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贾平凹的《废都》，连细节都是模仿《金瓶梅》。
有人说，没有阅读障碍的，可以归于儿童文学。我也完全赞成。
李更留影在广岛原爆点
2025年6月4日，广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