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社会小说《世外》

——欧阳如一

第八十五章、母校，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在刘冬梅副市长的办公室，张老向她讲了他们去看了那座废弃的学校和打听到的情况，说：“刘校长过世有一个多月了，由于疫情追悼会没开，可他的学生们建了一个专门追思他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有两千多名师生参加，很热闹。”

副市长刘冬梅不住地用纸巾擦着眼角道：“要说平生对我最有恩的莫过我父母，可我家在上一轮分承包田时因为劳力少就分到的地少，我家孩子又多超生五个被几次罚款，就很穷，父母养活我们都成问题，更别说供我们上学读书，就遇上了刘校长。他看了我的报考成绩并了解了我家的情况后对我父母说：‘你家只有供一个孩子读书，她出息了你们的晚年才会好。’我可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读不起了，那时候学杂费才五块钱，可我要买学习用品和校服，不能穿打补丁的衣服上学，就向刘校长提出退学，刘校长就给我免了一个学期的学杂费，这大大地刺激了我的学习积极性。我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他们放学回家会玩或复习功课，我得干活和教弟弟妹妹学习，可我每个学期都能拿到第一名，有一次拿了个第三名还大病了一场——我是拿命来读书！我记得刘校长对我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孩子，知识改变命运，我也是免费读得书，今天才能给你们教书。”说完她竟在她可称为豪华的办公室里哭了起来，这种情况可能是头一回。

     这就是中国教育的问题，不要说全民免费教育，穷孩子总应该免费读书；不要说知识改变命运，不能再搞学而优则仕，要让蓝领的工资比白领高，因为他们在卖命。高见岭家四代都是教员，他祖父会把穷学生接到家教学，这得管衣管食，这让他的儿子们很有意见；他父亲也对学生“有教无类”，却做得不如他祖父，因为那时候已经不讲究“师道尊严”，文革中他曾被自己的学生们批斗和鞭答；他也当过教员，又不如自己的父亲，因为他讲完课就走，有的学生连名字他都叫不出来；他儿子也是教员，却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课外辅导上，收入比他这博士、高工和建设部专家都高。自从国家把教育定为产业，师德和校风急转直下，就很少出现过去那种老师把学生视为亲生儿女，学生把老师视为再造父母的感人事件，从他家这四代教员培养的学生来看，他祖父培养出了国共两党早期的革命家，都成了国家的横梁之材，他们也最知道感恩。高见岭遗憾道：“我大概有四十年没去看我的老师了，去看他们也都不在了。”

刘冬梅此刻不像一个手握大权的地级城市的副市长，而是一个痛失亲人的普通妇女，又用纸巾擤着鼻涕，完全没了架子，说：“（擤着鼻涕）我写过好多怀念刘校长的文章都没给他看，见了面我也没说过一句感谢他的话，他不喜欢这个。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第二句话是：‘孩子，教育从来都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发现和培养人的创造力。我这儿别看只是小学，却是你们品德和知识结构的基础，你们毕业后还会到更高的学府深造，却不要忘了学以致用，你长大后对社会做出哪怕很小的贡献，就算对为师的回报。’因为他这句话我就很少回到母校看他，也很少写信和打电话问候他，却会经常想起他对我的要求——对社会做出哪怕很小的贡献。我在政府机关没有高干和高学历的背景，完全靠像在学校学习那样加倍努力的工作，就从一个非正式编制转正，并从镇到县到市，直到现在的位置。”她后面的话没说：“我在市长里是最年轻的，还有上升的空间。”

刘市长没说出的话却程度不同的让她面前的四个老人感知了，张老想：“她说这段话没上段话感人，一个只为改命，一个却同时为了升官。”王老想：“别说阶级固化，草根还是有上升的通道。”李志和想：“没想到她真是个好官，可人在官场却不免流俗，在其它场合她就不是这样。”高见岭想：“一定要让好官多办些好事儿。”

刘冬梅打电话让秘书给客人倒茶，继续说：“我已经好长时间不想陈年旧事了，是你们勾起了我的回忆。记得我上小学要走十多里山路，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同学们都用饭盒带馒头和包子，而我只有煮地瓜、土豆或苞米，这还不能保证天天有，因为我家经常断粮。刘校长就叫我到他家吃饭。他家也很简朴，可他老伴却擀了一手好面条，我就发誓长大一定要做生意，发了财请全校老师下馆子。（笑）”说完她不好意思地笑。

这又是一个中国民生的问题，有些农民经常断粮每级官员都知道，可他们经常“选择性忘记”，因为已经“数字脱贫”。共产党刚建国时真亲民，毛主席经常带着干部们下乡劳动；可是后来首长们就只在田间地头“摆拍”了，他们也奇怪，分管农业的官员和专家学者开出了那么好的药怎么就治不了三农问题的病？再后来他们就只在大屏幕前听取农村工作汇报并下达指示了，那些农村的“五保户”——指年老体弱、无法自理、无子女抚养或子女无力抚养的农村老人，到底能不能做到“五保”——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或孤儿保教？这是国家对农民的承诺，却很少有人抓落实，因为在数字上已经解决了。

还是得把领导的眼泪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资源，李志和说：“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父母和恩师们都老了，有的已经不在了，想要报恩就得赶紧。您的校友已经行动，我们在那座废弃的学校就遇到一位耳聋的老人，他每天在以出操、升旗、打上下课铃的方式为刘校长守灵。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想把那座老房子拿过来，办成‘太行山文化教育博物馆’，仅本校学生的事迹——他们大多没离开太行山区，仅他们的事迹就够感人的，不做整理和传承太可惜了。”

刘冬梅说：“这太好了，太好了。我能为母校点什么？”又继续回忆道：“我小学毕业本来应当回家务农，如果那样我现在就会是个致富能手，不过也不一定，你们回去一定要告诉农民，仅靠勤俭和吃苦耐劳是不能致富的，得有知识、懂科技。我小学毕业就想回家务农，刘校长知道后替我交了学费还每月给我寄的伙食费，我这才读了高中、参加工作后又读了大学。他把所有工资都拿来资助了学生，他一直家徒四壁，如果办博物馆他个人除了教案能展出的东西很少，当然，还有我们。”

张老没想到这次来这么顺利，看来其它事情比如办那家尾矿厂也能求她；别说官员们有架子，这得看她把你当作什么人，说：“我们为修复母校和办博物馆单独建了个群，会请几们在任和退休的官员学生都进来，共同商量这件事。”

刘冬梅原来参加过好几个微信群，她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以前工作过的所有单位的群，都退了群，现在剩下两个群：“流芳百世群”——他们老刘家，七大姑八大姨和甥男弟女一大堆，她只潜水，不冒泡，怕他们求她或受他们不良言论的影响；“市长办公群”，只有他们五个，还都说话很谨慎，真有发牢骚落马的，就用纸巾擦干了眼镜上的雾问：“老几位说吧，让我怎么参与？”

张老说：“我们想请您跟那边的县领导说说，拿那座学校和我们合作，办那个博物馆，我们没钱出租金。”

刘冬梅明白了，说：“那边的县长真是我同学。”

李志和说：“我们村把主题公园交了，地少不够种，就想办个尾矿回用厂。”

刘冬梅说：“我会让环保部门过去看。”

刘副市长亲自带着四个农村老人——高见岭也是农村老大爷模样，带他们到机关食堂排队买饭，一盘红烧肉才三块钱，这是四十年前的价格。她和他们就在敞开式大餐厅而不是小包厢里用餐，并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同僚：“市长，这是前建设部高司长。”、“书记、这是临河县人大代表李志和和他的两个乡亲。”——她真亲民，在这家庞大而又堪称豪华的政府机关，只有她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会直接接受百姓上访并请他们吃工作餐，也会不带秘书到街上散步，和每个认识她的人攀谈，可她是不会轻易给他们办事的，免被利用，她说：“老几位回去听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