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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的创造者
81岁教授的73场马拉松
光明网
2024-11-04 16:53光明网传媒官方账号
10月27日，在首届北京海淀马拉松比赛中，一名81岁的老人参赛并以5小时0分18秒完赛一事，引发关注。记者了解到，这名老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退休教授潘仲英，海淀马拉松是他完赛的第73场全程马拉松赛。
潘仲英说，跑步早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跑步让他收获颇多，不仅收获了严谨的科学态度，还有积极的人生哲学。

2024年潘仲英参加首届北京海淀马拉松，图源：北京青年报
66岁物理教授开跑马拉松
1943年出生、今年已经81岁的潘仲英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1995年，潘仲英作为引进人才被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直至退休。潘仲英年轻时便热爱体育运动，一直保持着运动的习惯。然而，真正接触并开始跑步，却是在他66岁那年。
“2009年，我的女儿留学归国，在她的建议下，我买了一双跑鞋，开始跑步。”潘仲英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跑步带给他的乐趣变得越来越多。2010年，潘仲英的女儿给他报名了一个绕十三陵水库的10公里越野跑赛，并陪着他一同参加了这场比赛。这一跑，一下子就把潘仲英的兴趣带起来了。
2010年10月24日早上8点，北京马拉松的发令枪在天安门广场出发点响起。这是潘仲英第一次参加马拉松，但比赛当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起跑后没多久，潘仲英和女儿的衣服就被雨水淋透，他只能在跑动过程中，时不时用手抹掉眼镜镜片上的雨水，以防视线受阻。
从28公里开始，天气逐渐转晴，但潘仲英却感觉到此前受了伤的踝关节开始发沉，出现了不适感。于是，潘仲英放慢脚步，注意落脚放松，以防踝关节再次受伤。就这样，潘仲英以缓慢但稳定的步伐继续前行，潘仲英和女儿一同到达终点，全程用时5小时10分33秒。
“过终点后停下走时犹如踏上铺满厚厚棉花的地面，腾云驾雾一般，但欣喜之情驱走了疲惫和劳累，因为这是梦想、机遇、不懈努力和科学方法的一次完美结合，是追梦的一次成功尝试，是我的第一次马拉松。”潘仲英说。
跑进5小时
完赛“国内最难跑”马拉松
完赛首次马拉松比赛后，潘仲英几乎每年都会参加马拉松比赛。在国内，他的足迹遍布大连、上海、无锡、台北、厦门、三亚、广州、深圳、武汉、青岛、千岛湖、兰州、敦煌、青海湖、银川等地；在国外，他还曾远赴北非摩洛哥马拉喀什和美国波士顿参赛。
2010年和2011年，潘仲英分别完成了1个和2个全程马拉松。原计划在2012年春天参加“郑开”马拉松的他，因错过报名时间，不得不调整计划，转而报名参加难度较大的大连马拉松。潘仲英告诉记者，在国内马拉松比赛中，大连马拉松的关门时间最短，为5个小时，且上坡较多较长，被认为是国内最难跑的马拉松。“2010年到2012年，我已经跑了3场马拉松，用时都在5小时以上。跑进5小时是那时我心中的愿望。”潘仲英说。
2012年5月12日早上5时15分，潘仲英坐上了组委会安排的轻轨专列前往“大马”的比赛地金石滩。
潘仲英说，为了这次比赛能跑进5小时，他赛前精心制定了战术，计划在前4个10公里路段分别用时1小时05分、1小时05分、1小时10分和1小时20分，最后2.195公里用时18分，累积用时4小时58分，可提前2分钟到达终点。
然而，在比赛过程中，潘仲英在前40公里累积用时4小时44分，比计划慢了4分钟。为了不被关在门外，他必须在最后2.195公里内追回2分钟的时间。于是，在体能允许的情况下，潘仲英加大了步伐和手臂摆动的频率，力求追回落后的时间。
潘仲英说，他距离终点还有二三十米左右时看到了电子显示屏，电子屏上显示时间为4小时59分51秒，他再次加快了步伐，向终点跑去。“我踏上电子记时屏下方的记时地毯后，工作人员给了我1张领奖红票，然后就对我身后喊，‘关门了，不发票了’。”潘仲英说，赛后他去领取奖牌和成绩证书时才发现他的最终成绩为4小时59分59秒，“看到成绩时我感到特别惊喜，我竟然是在关门前1秒完的赛。”潘仲英告诉记者，每当回忆起那天冲过终点的时刻，激动和欣喜之情就会久久回荡在心中。
“安全无伤”跑到90岁
潘仲英告诉记者，在他的马拉松生涯中，有一个理念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安全无伤”。在他看来，跑步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保持安全无伤，才能跑得更长久、更健康、更快乐。
2013年11月，潘仲英发现，他在跑步时右足跟前内侧出现疼痛，尤以早晨下床第一步踩地时疼痛难忍。原以为休息一段时间即可恢复，没想到疼痛持续不消。经过学习和研究，潘仲英得知，是因为平时跑步结束后放松恢复不够充分，以及跑步姿势不正确，而导致了足底筋膜炎。
为了不让伤情扩大，潘仲英决定用2个月时间来康复，“最开始，我用快走代替跑步，又按摩又泡脚，稍微缓解一些就开始恢复慢跑。”2014年3月，脚伤疼痛再次加重，潘仲英只好停跑。
5月份时，潘仲英的脚伤慢慢康复，这次，潘仲英吸取了3月份因过早恢复慢跑致使疼痛加重的教训，没有马上恢复跑步。“我这次先继续走了1个月路，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开始一点点增加慢跑的距离，直至能够慢跑7公里，完全康复。”
“面对这种需要长时间疗愈的伤病，我没有沮丧和急躁，而以耐心、平和的心态，认真总结经验，这也说明了跑步方式和理念的重要性。”潘仲英说。他不仅在跑步前进行充分的热身和拉伸，还在跑步过程中注意调整呼吸和步频，避免过度劳累和受伤。此外，他还特别注重跑步装备的选择，以减少对脚踝和膝盖的冲击。
如今，年过耄耋的他已经安全健康地跑过了80岁，下一步的目标是安全无伤地跑过90岁。
14年完赛73场全马
脚步仍不停
从参加第一场马拉松比赛到如今，马拉松已经伴随潘仲英整整14年。2017年，潘仲英在千岛湖马拉松比赛中跑出了4小时32分34秒的个人最好成绩。潘仲英还以此成绩报名2019年波士顿马拉松，并成功参赛和完赛。至今，潘仲英已经完成了73场全程马拉松。
“我参加马拉松比赛不是为了追求成绩，而是为了享受跑步带来的健康和快乐。”潘仲英说，14年的马拉松经历让他收获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积极的人生哲学，“我希望通过分享我的经验和心得，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跑步这项运动中来。”
“已经忘了多少年了，每天早上我们都能在学校教学区的路上看到潘教授在跑步，风雨无阻，无论暑热冬寒。”在北航教职员中心里，潘仲英对待马拉松这件事的坚持和认真让他们十分敬佩，“他真的像退休前研究课题一样在研究着如何科学跑步。”北航离退休处工作人员王洁说。
虽然已经81岁高龄，但潘仲英并没有停下脚步。潘仲英告诉记者，跑步早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从兴趣爱好逐渐转化为生活习惯。
“我还有很多地方的比赛没有参加过，未来，我还想回到家乡武汉再跑一次武汉马拉松，也想去参加参加长沙、重庆、哈尔滨、长春等地方举办的马拉松，感受下不同地域马拉松比赛的魅力。”潘仲英说
新婚一周的使命召
——一个坚贞不屈的女的女中豪杰张露萍
1939年秋，延安的风已经凉了，张露萍接到命令的那天，结婚刚满七天，没人祝福，没人告别，她走得很快，李清没说话，命令是叶剑英亲自下的，不能拒绝。
任务明确：潜伏重庆，进入军统电讯总台，身份改，婚姻断，音讯绝。
这不是第一次转变身份，两年前，她叫余硕卿，是成都富商之女，那年她才16岁，卷入学生抗日游行，不再回头。
1938年赴延安，改名黎琳，进抗大学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没有军人背景，没有刺刀经验，但她具备情报工作者必须的三样：沉稳、冷静、无依附性。
她与李清相识于延安，两人年龄相仿，都刚从知识青年转向党员干部，1940年秋天，二人结婚。婚礼没有仪式，只有一张纸条和一个短暂的合影。
第八天，张露萍便接到调令，任务内容很少透露，只说她将“以社会名媛身份潜入军统，领导一项长期电讯工作。”那是特科最深层的一环。
化名张蔚林，身份设定为富家千金，社会活动频繁，交游甚广。
她没有机会拒绝，没人拒绝叶剑英的调令，任务要求她“与一切旧有关系彻底切割”，包括丈夫李清。
她进重庆前，只见了他最后一面。他没有劝留，也没追问。“照命令办事。”这是他们唯一共识。
入城后，张露萍打入军统电讯总台，她的履历清晰：从成都来的富家女子，善钢琴，懂英文，不问政治，她的人设经得起盘问，她是军统需要的行政人员，清白、安静、懂规矩。
军统对她的信任来自她的“无害”，没人注意她在整理文件时扫了一眼密码纸，也没人看见她借查考勤名册抄下了电台编号。
她以书记身份管理电讯人员档案，职位不高，但调阅权限很大，她把情报一条条复制，用藏在粉盒里的细铁针打孔传给“七人小组”。
张露萍是组长，组员有张蔚林、冯传庆等，七人以不同身份进入电讯总台，有的做报务员，有的做译电员。
军统电讯系统遍布全国，重庆是总台，向下辐射上千个收发点，密码、电文、联系人，一层层堆在文件柜里，只要掌握出口，就能看到全貌。
张露萍不说废话，她安排组员轮流轮班，固定时间传送信息，每条电文只摘录要点，绝不全文。
最重要的电文，她亲自转送，由地下党交通员藏进药盒、送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
没人查到她，她善于冷处理，电台出故障、文件延误、密码错报，她总是最后一个出面。军统信她，信一个“无害”的女子。
叶剑英在后方逐步收到了她的电文，包括“戴笠与胡宗南密电商讨对延安布置特务点”，“川北地下党组织名单暴露风险增加”等。
这套机制稳定维持了两年，直到张蔚林失手。
军统电讯总台的红色风暴
1940年，重庆阴雨连绵，张蔚林在值夜班时，一份残损电文没有销毁，军统审查日志时发现异常，顺藤摸瓜，找到藏匿记录本。
“七人小组”名单落入敌手。
冯传庆提前觉察异常，深夜逃出，直奔周公馆，那是中共驻重庆的公开窗口，他没带行李，只背一只破帆布包，里头是“特别支部”名册。
叶剑英很快作出反应，安排冯传庆化装南下，计划从贵阳绕道至延安，但途中失联。
张露萍没有动，她知道自己已被监视，她选择原地等待“清空渠道”指令。
一天深夜，她在电台值班时收到一条来自“延安”的电文：内容模糊，开头称“黑鹰突击”，她犹豫后打开回文，触发了电文陷阱，那并非延安电台发出的。
半小时后，军统特务赶到将她带走，关押于白公馆，次日转至渣滓洞。
七人小组全员入狱，赵力耕、杨光、张蔚林，无一幸免。
军统对她审讯方式极狠，高压水柱、电棍、灌辣椒水，持续一个星期，张露萍只说一句话：
“我是书记，所有责任由我承担。”
她从未供出任何一名中共上级联络员，也未承认地下党身份，军统知道她不简单，但苦无确凿证据。
押往息烽集中营之前，她被允许带一床旧棉被，她把棉花抽出，缝入一张字条，藏进被角，写的是“军统电台密码已变更，Z编号作废，须启用Y组编号”。
那被角三年后在息烽被孙达孟翻出，送到延安。
在集中营，她继续组织狱中秘密小组，暗中掩护女童和学生党员。
营中传言四起，说她“曾是戴笠座上宾”，李清听到这些话，沉默，组织也开始怀疑她的身份。
1945年7月，她被通知“转监”，她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她没有挣扎，她穿上干净衣裙，镜子前梳发三十分钟，抹平眉心皱纹。
走出牢房时，她对身后女狱友说：“我活得亮亮，死得堂堂。”
24岁，消息传出时，李清正在西北野战军后勤部，听到传言“张露萍叛变被枪决”，他没有反驳，只是回到办公室，取出那张结婚时的黑白合影，看了一会。
他不知道，真相要等四十多年后才揭晓。
狱中抗争与45年误解
1945年春，息烽集中营早晨点名，张露萍被单独押出队列。她脸色平静，没穿囚服，穿的是一件深蓝色旗袍，领子整齐，腰带系紧。
她知道，不会再回来。
关押六年，酷刑早过不新鲜，最初在白公馆，军统用电刑逼供；到渣滓洞，用冷水灌体；转至息烽时，她已不再出声。
只是在地下室寒冷墙角，用指甲刻下一串名字：赵力耕、杨光、冯传庆……她的同志，她的“七人小组”。
她从未承认自己是中共情报人员，也从未透露任何电台编号与联系人名字，戴笠数次批示“优待审讯”，也没有突破口，军统开始疑她已被“弃子”。
白公馆里有人说她疯了，因为她每天凌晨起来洗脸、整理头发、练英文，对镜子微笑，他们不知道，她在练习“不让恐惧写在脸上”。
息烽是军统“处理疑案”的终点站，进了这里，活着出去的人极少。
张露萍从不喊疼，被铁夹夹指时只闭眼，骨节碎裂后，仍能写字。
有一次，她偷拿过一小瓶墨水，在旧报纸背后写下：“此处有人，知真不悔。”
这张纸，1949年被解放军接管息烽后从墙缝中找到，墨迹未干，同年7月，她“被转监”，押往山林地带，枪声无人听见。
一同关押的人，三天后才确认她已牺牲，遗体埋于营外石坑，无棺材，无墓碑，多年后，幸存者才回忆起：“她走得像开会一样。”
重庆解放后，关于她的传言四起。
有人说她早投敌；有人说她是“高级双面间谍”；也有人说她临终前供出中共地下网络。
李清听到这些话后，选择沉默，他继续工作，从未公开澄清。
1940年以后，他便失去她全部消息，她的照片从家中撤下，他只在抽屉最底层藏了他们的结婚合影。
组织内部对他的态度开始微妙，他没有被撤职，但在情报系统的调动中始终停留原位。
李清始终坚信张露萍未叛，信念未变，证据缺乏，没人为她说话，这一等，就是四十年。
1983年，雷英夫（时任中共统战部官员）整理抗战史料，在旧档案中翻到一封来自1941年的情报电报，其尾号正是张露萍当年传出的“Y-17”。
交叉比对军统破获密码记录、七人小组身份、息烽笔录及地下党档案，线索汇聚。
雷英夫亲自赴贵州，找出息烽集中营老狱警，找到埋骨地点，确认身份。
报告呈交中央，叶剑英看完后，沉默五分钟，说：“这是我们党的好同志，是我的兵。”她的烈士身份，正式恢复。
历史的迟到与永恒的丰碑
1983年10月，张露萍被追认为中共一级烈士。
1985年，《光明日报》头版刊出她的事迹，标题只有四个字：“她未叛变”。
没有抒情，没有排比，只还原记录，李清看着报纸，整整坐了一夜。
第二年，他独自前往贵州，息烽集中营旧址修缮尚未完成，他穿过铁皮门、破旧走廊，一步步走到石坑边。
墓碑是一块石板，刻着：“张露萍，1921—1945”。
他没带花，带的是她当年写过的英语词典，翻到扉页，那页纸已发黄，能辨认的只有一句：
“Truth is not afraid of time.”（真理不惧时间）
他轻声说了一句：“她是党的好女儿。”
她的名字，从此被刻入历史。
1986年，四川崇州为她立烈士纪念碑。当地小学将她的事迹编入校本教材。
几十年后，党史馆重修展陈，张露萍的档案编号仍为“密档一类”，部分文件至今未公开，因为涉及特殊时期的军统行动细节，至今仍有保密线未解。
她的事迹被评为“最安静的英烈档案”。
历史没有立即回应她的付出，但历史最终没有忘记她，“她活得亮亮，死得堂堂。”
每一次有人翻看这段历史时，都在问：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没人能完整回答，张露萍已走八十年，她留下的问题，比答案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