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强
小时候,在我们居住的那个生活大院,近邻中有好多家单边户,他们单人立户一人一家,其实真正意义的家庭建在老家农村,那里不但有他们的原生家庭,还生活着他们的妻儿,受困于当时交通、经济、假期等条件,每年只有三到四次的家庭团聚机会。但在这个群类中,关阿姨算是个例外,她是来自大城市的一名未婚女性,因历史原因,她的父母弟妹等直系亲属均在台海一隅处于失联状态(特殊时期这是比较敏感的一种政治身份)。
关阿姨籍贯上海,原本是从事是越剧演艺的演员,因为我市剧团撤建而转业,我们做邻居的时候她三十多岁,大约与我父母亲的年纪相仿,那个年代里,这个年龄的女人一般多是几个孩子的妈妈,如像我作为家里老幺都快成“酱油兵”了,而她却是单着的。
关阿姨皮肤白皙、长得好看,有着戏剧演员的特有气质,穿着端庄整洁讲究,腕子上戴着的英国坤表则是她的唯一奢品,凸显高端雅致,走路带风飒爽英姿。
小时候不经事,并不懂得单身意味着什么,也不可能去深层次思考婚姻家庭亲情在人的生命历程中的意义和价值,没觉得她与别的阿姨有什么不同,但却是能够显见到她的孤单。
关阿姨孤单但不孤立,她为人正直,平和善良,与周围的邻居同事保持着谨慎的友好和平常的交往,当年的大院多是长排的平房区,居住空间小、人员密度大,邻居们日常生活接触面大,潜在的矛盾源自然也多,稍有不慎也许就是一场战争,而关阿姨则风轻云淡,多年来从未见其与谁起过冲突,也没听闻过相关她的负面新闻,实属难得。
周日里,从她的屋里时会传来扬琴的弹奏声,行云流水珠玉落盘,很是好听,我至今仍能依稀记得英雄赞歌、春江花月夜等曲目,每遇此刻,路过的孩子总会好奇地驻足聆听,主人偶尔见了,也会报以微笑,算是招呼。院子外的门边,是一个被大家称做六爷的修鞋师傅的鞋摊,六爷心善厚道,摊子上放着几条板凳供修鞋人坐等,渐渐地也就自然成了大院人的沙龙场,关阿姨是这里的常客,在这里,她亦如邻家大妈一般,或天南地北或洗耳恭听,开心怡然。
九十年代我曾经在本地报纸上看到过一则寻亲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关阿姨,原来,在上海解放前夕,关阿姨的父母是属于旧政权的公职人员,受命随所属机构撤退台岛因家中祖母年事已高不胜旅途,权衡之下决定留下长女照应,其时,关阿姨也不过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在某越剧院的学员班学艺,一家人就此一别成瘖,天各一方。两岸关系缓和后,已经旅居北美的她的家人开启了寻亲之旅,然而,一个是已去世多年老人,一个是当年尚未成年的少女,且当事人事实上已迁居千里之外,寻亲之路可谓山重水复大海捞针,好在上海方面的相关工作人员是真的有能力有办法,他们从寻亲人不经意的深沉回忆中寻找蛛丝马迹,一个重要的名人坐标出现了,“袁雪芬”,正是越剧大师袁雪芬,当年曾经执教于关阿姨的学员班,她提供的信息将寻亲的方向准确地指向了苏州友谊剧团继而指向了当时的淮阴市,渡尽劫波的一家人终于实现了团聚。
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百花齐放,关阿姨以非职业演员的身份重返了舞台,重拾她热爱的事业。关阿姨当年本就是剧团的第一花旦,舞台上的她靓丽灵动,比较于生活中的她更显精气神,给了曾经熟悉的人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只是遗憾于她和她的姐妹们竭力推动恢复原来剧团建制的愿望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
在后来的岁月里,关阿姨一直致力于越剧文化的研究、交流与传承普及,是我市越剧文化的重要名片和领军人物,为越剧文化苏北本土化工作奠定了基础。多年来她还受聘于我市老年大学,培养了一大批越剧爱好者,收获广大越剧粉丝的拥趸,这些信息至今网上可见。
九八年大院拆迁改造,回迁后她与我家老人不在一个楼栋,因没有什么生活交接,也就难得见到了,偶尔关于她的信息也是来源于地方媒体。她是文化名人,猜想晚年生活应该是比较充实丰富的。进入2010年代,大院里这些已届暮年的第一代老邻居们因自然原因大部分已陆续凋零,偶尔静思,他们的身影依然栩栩如生,当年故事亦是历历在目。
关阿姨的“逝讯”我也是在报纸上看到的,记得好像是2014年(具体时间不清晰),按照报道的叙述,她是在学生的陪同下就医回家的,分析她与陪同者都已意识到了可能到达的大限,学生们还专门排了值班打算履行陪护,但一向低调、自强、自爱的关阿姨婉拒了学生们爱意,毅然决然地坚持独自一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学生们在表达尊重的同时,也仍然履行了必要的关注,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介入了老人家后事的处理,体现了我们社会的温度和人文关怀,保护了老人的最后尊严。看到这里我也是心有所触,有悼念、有感慨。
这么多年,她像一只单飞的风筝孤逸于天空,如今,这只风筝的牵线断了,风儿将带着她轻轻地飘向远方,渐行、渐远!
花开一季,人生百年。有时候,人的命运拐点也许就是一个偶然,如蒲公英种子一般,随风而动,随遇而安。人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