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岛,我的第二个故乡
崇明岛是长江吐出的一块绿痰,浮在浑浊的江口上。我初到岛上时,正值梅雨季节,空气里饱含着水汽,抓一把似乎能拧出半碗黄浦江的水来。
岛上的路是直的,两旁的水杉笔挺地站着,像两排沉默的哨兵。我租住的房子在农场边上,红砖墙上爬满了常春藤,房东是个满脸沟壑的老农,说话时总要先"嘿嘿"两声,仿佛这是开场白里必不可少的音符。
"小同志是上海来的?"他第一次见我时这样问,眼睛眯成两条缝,"岛上湿气重,夜里被子要常晒。"
我那时刚从国外回来,带着满脑子的新思想,对这样的叮嘱只是敷衍地点头。后来才知道,这岛上的湿气确实能钻进骨头缝里,比伦敦的雾还要固执。
农场的工作单调而充实。天不亮就要起床,踩着露水去地里。稻子青的时候,整片田野像铺了层绿毯,风一过就掀起波浪。老农们说这是"稻浪",我倒是觉得像极了海——这岛本就是浮在海上的。
岛上的日子过得慢。早晨听鸡叫,傍晚看炊烟,夜里只有蛙鸣和偶尔的狗吠。时间在这里似乎被拉长了,像麦芽糖一样黏稠。我开始学着岛上的人说话,把"吃饭"说成"切饭",把"睡觉"说成"困觉"。舌头渐渐打上了本地的烙印。
最难忘的是岛上的冬天。北风从江面上横扫过来,带着刺骨的寒意。老房东送了我一件旧棉袄,说是他儿子从前穿的。"年轻人火力旺,但岛上的风不一样,专往骨头缝里钻。"他说这话时,正往炉膛里添柴火,火光在他皱纹里跳动。
我在岛上住了三年,看遍了四季轮回。春天的油菜花黄得晃眼,夏天的蝉鸣吵得人头疼,秋天的芦苇白了头,冬天的雾气把整个世界都裹进棉被里。岛上的风景算不得多美,但看久了,竟觉得连那灰蒙蒙的天都亲切起来。
临走那天,老房东塞给我一包炒米。"带着,路上吃。"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就转身去喂鸡了。我站在渡口回头看,岛上的树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墨画。
如今我在城市的高楼里,时常梦见那片被江水包围的绿岛。梦里有老房东"嘿嘿"的笑声,有稻田里的蛙鸣,有灶膛里噼啪作响的柴火。醒来时,耳边似乎还回荡着渡船的汽笛声。
崇明岛教会我的,比我在国外学到的还要多。它告诉我日子可以这样过:不紧不慢,像潮水一样有它自己的节奏。现在想来,那三年竟是我生命中最踏实的时光。
岛上的老人们说,崇明岛是长江送给大海的礼物。对我而言,它是命运馈赠给我的第二个故乡——虽然我至今仍说不准"崇明"二字的本地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