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打工的兄弟姐妹问个好

      ——文/李彦国

1980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运动结束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种作代替了集体大生产，生产队解散，我的民办教师也卸任了。帮父亲收完秋天，我就趁农闲背上破烂的铺盖卷，单枪匹马，长驱直入大西北。

那时，往西走没有路，我先东到邯郸，北到石家庄，西到长治，然后到太原，700里的距离，走了两天一夜的路程。第一次出远门，坐汽车，乘火车，心里战战兢兢。

到了太原火车站，被一伙人热情地逼去，非得掏一块五毛钱买他一碗煮面条，说是一碗，里面的面条只有一酒盅。那时，我认识了城市，知道大城市里有人竟敢披着热情友善的外衣，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广场干着不地道的勾当。从王金庄到太原坐了两天一夜的车才用了7元钱，到了太原一酒盅面就花了1.5元。

我身上只有5分钱了。

事情凑巧，在太原火车站茫茫人海中，碰到一个军人，是我们一道沟的，他是禅房村的，他弟弟在王金庄上学，和我同班，我去过他家，曾在他家见过一面，他疑疑惑惑认出了我。

是他掏3毛钱给我买了太原开往上兰村的火车票，把我带到了北京总后的一个部队。兰村下来火车，往部队走，还要步行18道湾，路上不远处设一岗站，须登记身份和事由才能通过，那是一个大型的弹药库，都是山洞，原为阎锡山所建。

我哥哥就在里面当兵，他带我找到了哥哥，住到了部队，旅途的劳累，我呼呼睡着了，哥哥把被角为我压到膀子下，把脖子围好，我像一只无奈的羔羊。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了太原造纸厂，找呂大爷，他笑盈盈地让我坐在他的板凳上，他的板凳和我们农村的板凳不一样，听说里面有弹簧，城市人不叫板凳叫沙发，我在书上读过“沙发”，但不知沙发是这个样子。

呂大爷是我们涉县人，战乱时当兵打仗，就没有回来，在外面娶妻生子安了家，解放后在太原造纸厂当了原料场场长，场长也是“长”，官也不小，管着两个原料场。他的原料场暂且没活可干，就找任站长把我安排到了西村采购站打包。

三个人操作一台打包机，我们六个人，两台机。有两个当地人，不用在场里住，剩下我们4个人住在兰村采购站，每天走4里地到西村采购站打包。

4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共用一个砖砌的大炉子，烧碳做饭。

各人带着小锅，天亮之前各自做好吃好，我每天做小米稀饭窝窝头。晚上吃过饭，各人蒸好窝头，准备好第二天中午的干粮，已是深夜。

干一天活，又饥又饿，都想抢先做饭，我不急，在等三个师傅做饭的空裆里，我忍着饥饿看书等他们。

面吃完了，我们去村里的农户家买上玉米，一毛四分钱一斤，找钢磨磨成面。

每天早晨，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摸黑走到西村采购站，从天亮能看见干活到天黑得看不见干了，整整一天，三人一台机，能打150包，每包一毛钱，三个人一天挣15元，每人5元。

我和江苏徐州的张衡哲，退伍军人潘长生三人一组，配合默契，分工合作。

我从稻草垛上，将稻草搂成搂子，他两个一左一右装机，装满后，我压左边的一个齿轮，张衡哲压右面的齿轮。钢丝绳就把稻草梱子打紧了。然后系两根绳子，要求以特快的速度，四只手共系一个公疙瘩，系成母疙瘩，会遭批评的。系好后，松开齿轮控制的钢丝绳，由潘长生从底部穿过钢管，两人将机子里的稻草包抬出来，张衡哲扛起包一溜跑步，垛起来，五包一丁，正好垛一人高，一排排挨着垛整齐。等老张跑过来，马上将我搂好的稻草装机，打第二包。整个过程下来，如同流水线作业，三人没一点空闲，撒尿的时间，都要三人一齐撒。

过了一段时间，站长与潘长生有了矛盾，他待不下去了，可能是他说话强势吧。由是我知道强势会有人打压，弱势会被人欺负。只有像张师缚这样外柔内刚才能生存。

潘长生走后，我和张师傅两人操作一台打包机。

张师傅生了一堆闺女，没有男儿，违返计划生育政策，在家被缉拿，他挑着一口铅锅，从徐州逃到了西北，在榆次等地打包为生，饱尝人间辛苦，知道江湖险恶。我们正干活中，会忽然听到他冷不丁地唱一句：“儿子才是亲生子，闺女大了是人家的人！唉呀哈，唉呀哈！”凄凄楚楚的。

不知不觉到了大年三十，我们听到了村里的鞭炮声，人们要过年了。

初一这一天，老张的一个亲戚把老张叫去过年，我一个人在兰村料场的小破房里过起了春节，平时顾不上洗衣服，春节一人不能开机打包，洗起了衣服。辛酸的眼泪直往盆里滴嗒。

初二张师傅来了，两个苦人继续打包。

任站长让我们打小稻草堆，他说大堆由山西的小梁包工队来打。眼看小堆就要打完了。而且，任站长常给我们翻脸，再不像去年那样开玩笑。我没出过门，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对于任站长的反常百思不得其解。

活越来越难做，不是绳子系得太松，就是机器里装得稻草不够，要么就是公疙瘩系成了母疙瘩。任站长派人扛着杆称，一包一包称吊重量，指责斤称不够不合格。好话央求千千万，唤不来西村打包挣口饭。实心实意打标准包，但站长处处找茬不合格，不能干了。理由很温和：没稻草可打了，没活了。眼看着山一样的稻草堆，任站长说没活了。

每天干活，每天挨批，每天发愁。有一天以不合格为名，把垛好的包一脚蹬坍了。真不能干了

呆呆的老张，对呆呆的我说：“怎么办呢？”

两个榆木头啊，不知道城市的文明人，发火究竟为什么。

按江湖规矩，去年结了账，就该烧烧香，说句感谢的话才对，我们却认为卖苦力就能挣钱。

还是老张通透。我们买了两瓶山西名酒竹叶青，一条山西大光烟。问题园满解决。

我们继续打包，一切顺利，直至六月，我回家结婚典礼，那里的活也没干完。因为第二年的稻草又该收购了。

在太原造纸厂打工，是我了解中国民工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了解到打工族的一些事情。我苦难的民工兄弟姐妹啊，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我向你们问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