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占江—一个人与一个家族
的故事》后记
张兴源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同怜的生
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
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
一
“大作家们的生活是特别地没有趣味，他们完全蒸发在自己的书本子里，一点什么都不留给生活。小作家们在这方面就有趣得多了。”这是上世纪初著名的英国作家奥斯卡尔·王尔德说过的话。
在撰写《沈占江——一个人与一个家族的故事》一书的近10年时间里，笔者除了在2011年春夏之交，应中共志丹县委、志丹县人民政府之邀，为该县写了一组“走志丹、看变化”系列报道，2012年应延安市公安局延河分局、志丹县公安局及公安局刑侦大队、志丹县交通局、志丹县农村道路管理站等单位邀请，为他们留下了工作侧影而外，已经婉谢了不少县区部门和相关领导人的多个邀请，并且摈弃了生活赐予我的几乎所有“有趣”的内容，一头扎进沈氏家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沉醉、痴迷而流连忘返。——对于多年来总是年“产”20多万字文学与新闻作品的笔者而言，最近这十来年所写作品之少，构成我创作生涯当中一个非常罕见的变数——2012年是我近几年里唯一未曾出书的“小年”。在此期间，我几乎隔绝了与所有亲友们的往还，生活完全呈现出“采访—写作—采访；志丹—延安（西安）—志丹”的一条直线。然而，此间我所得到的更深层次的“有趣”，却又是常人以其常情常理很难想像，恐怕也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对我来说，写作这部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我自己在多个方面重新学习并且细味人生的一个十分温暖和美好的过程。
二
诚然，假如您要是抱着一种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那么，您或许会说：“写沈占江？他有什么好写的嘛！如果他值得写，那么，我也值得一写。”仿佛他们与沈占江先生以及沈氏家族也是完全可以划等号，甚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其实那些抱着虚无主义人生态度的人们，也完全可以说他们与伟大的毛泽东以及古今中外一切的哲人、伟人、英雄、豪杰也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然而当您读完全书，或许您对您这个“划等号”的说法与想法就会感到冒失和惭愧了。
沈占江先生婴幼时期即已父母双亡，在其三大沈振富——一个“伟大父亲”的尽心供养之下，靠着内心的一份自尊、执着与坚毅，经过了“血水中泡三次，盐水中煮三次，清水中洗三次”（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语）的风狂雨骤和千锤百炼，他硬是由一个孤儿奋斗成长为一名正县级领导干部，其大志在胸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绝不是常人所具有的。沈建宏、沈建伟、沈建军这沈氏三兄弟，没有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啃老”，也不依恃父亲手中的权力谋取什么安闲又“实惠”的职位，而是凭着他们自身的人品、才干、阔大的胸襟、宽广的视野、敏锐的思维与超常的智慧，创事业，干大业，成就宏业，这是许多同龄而又同等条件的领导干部子弟们很难望其项背的。而沈氏家族的第三代，又全都能够以平常心面对家族的富足与尊荣，安于平民生活，而绝不贪图享乐，又岂是现如今那些锦衣玉食而无所事事、甚或是无所不为的“官二代”、“富二代”以及转眼就会出现的“官三代”、“富三代”们比拟得了的呢？
沈氏家族在沈占江、周志兰夫妇的言传身教、苦心经营下，家族上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祖孙相娱，婆媳如母女，妯娌似姊妹，亲戚时相往还，邻里亦如亲戚……相比于那些为一点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而父子反目、夫妻离散、兄弟成仇、妯娌结怨、姊妹心背、连襟绝交的破败家族来，实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志丹县沈氏这个优秀家族，就是当下这个礼崩乐坏、人心硗薄、世情淡漠、见利忘义的纯物质世界之“反叛”与楷模。说得更直捷一点儿，比之于现如今许多人和许多家族那种富足却又灰暗的生存方式来，沈氏家族为我们创造了如今这个平庸时代极其鲜见的、与多数人和多数家族之生存方式迥然不同的、光明而又温暖的家族文化之精神圣境。——又岂是寻常之家可以相比的呢？
沈占江先生尽管其幼年、童年、少年、青年直至中年前期，吃尽了各种人间之苦，遭尽了各种人间之罪，但他却没有以一个“恨世者”的复仇心理，把自己所受之苦、所遭之罪回敬于社会，回敬于他人，而是几十年如一日，以一种忠厚朴实、与人为善、积极向上、笑对大千的人生态度，面对社会，面对他人，面向未来。曾经几十年担任社（乡镇）、县领导的沈占江，并没有以任何方式给自己的结发妻子安排一份工作——此事在如今这个官本位社会，对于任何一个县级领导而言，都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一桩小事罢了——这不仅在志丹县别无他例，便是在延安全市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又岂是一个普通的领导干部所能做得到的呢（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形是，有些党政领导干部和国营企业厂长经理们，其家属拥有的不只是一份工作，领取的也不只是一份工资）？而沈氏家族的每个成员也都以沈占江、周志兰夫妇的人生态度为宗旨，为楷模，为规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和朴素，正道直行，由事业立志，以事业立身，凭事业成“名”，学人之长，法人之是，用人之材，而从不臧否人物，訾议是非，褒贬时政。已故的伟大并将永远不朽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显然，能够一辈子始终坚持如此高贵和吉祥之人生态度者，也绝不是寻常的人们所能够做得到的。
以上所述，大概就是我为什么能够满怀愉悦和崇敬之情，来撰写《沈占江》一书的缘由所在吧。
三
记得当年北京读研归来，在那个相对偏僻而又相对安谧的志丹小城，我曾经应邀给志丹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写过各种各样重要的文章（供报刊发表）与讲话。十多年前调入延安日报社工作至今，我又多次应邀给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延安市人民政府多位领导撰写过多篇在中、省、市媒体发表或书籍中收集的重要署名文章。我的文学与新闻作品发表及作品选集出版后，或是被中国干部学院和一些大学的文学与新闻学院，郑重其事地选作他们的辅助教材；或是被市、县领导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单位集体组织学习讨论；或是被一些企业与学校作为厂史、校史的一部分，陈列与展出；或是被相识与不相识的读者朋友读过后，写成读书笔记与评论而传递于我本人或直接发表于中省市报刊杂志；或是被网友们作为“话题”而发布于相关网站，从而引来不少网友热议与关注——登陆百度、搜狐、网易、谷歌等各大网站，点击“作家张兴源”浏览其作品并发表评论的网友，众多而持久；甚或被各地文友们作为“名家名诗”与“名言警句”而引入自己的文章与书信之中，进而与其友人或情人们共同分享……种种情形，可谓不一而足。而《沈占江》一书还仅仅是作为征求意见的“初稿框架”，在2011年5月份通过我的传记·通讯·散文合集《青春的礼赞》先行发表之后，便得到关心沈氏家族或关注我本人文学创作的各方友人那么热烈的反响，以至于当我在家或回到志丹县采访时，不少友人竟然特地持书赶到我家中或是前往志丹宾馆见我，十分热心地给我提供昔日见闻或当面提出对于该书的中肯意见与建议（如志丹县人事局原局长马贵祥同志和志丹县农村道路管理站原党支部王嵛峰同志等友人，在此我谨向他们的热心关注和批评建议表示衷心感谢）。说实话，对于《沈占江》一书，社会各方反响如此之巨，多少有点出乎我的预料。而人们对于这一尚未竣工的工程之热切关注，不正从另一侧面，同时印证了沈氏家族的崇高威望与广结善缘吗？
《风与太阳》，——古希腊《伊索寓言》中一个有名的故事。说的是“北风之神”波利亚斯与“太阳神”阿波罗争论谁的威力更大些。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他俩决定拿一个此时正行走在路上的旅行者打赌，看谁能够使这位旅行者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善于夸口的波利亚斯首先向旅行者施威，吹起了最猛烈的北风，然而风的威猛只能使旅行者更紧地裹紧外套。当风神使尽浑身解数无济于事而终于败下阵来之后，阿波罗温暖的太阳出来了，驱散了聚集的浮云，放射出灼热的光芒，直照到旅行者的身上和他脚下的大地。温暖与灼热，终于使这个旅行者，不由自主地把刚刚儿还紧裹在身上的外套，很快就脱了下来……
显然，暴力与强权并不总是有效的。而善待万物，却常常可能无往而不胜。诚如两千多年前的智者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样一个党报记者和国家级作家，给正县级领导沈占江先生撰写这部篇幅的确已经很不小了的传记，不仅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重新学习与深味人生的过程，而且我相信对于多数热情正直且有心向上的青年读者来说，阅读此书，也一定会是一个从多方面学习与提升的机遇。
“就其本质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远大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十九世纪中叶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其有名的《精神分析引论》《梦的解析》及《作家与白日梦》等著作中，曾经反复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事实上，那些只有一丁点儿可怜的物质世界而没有充分的精神空间与实在事业的人们，他们那种纯物质的活法，其实与低等动物的确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沈氏家族之所以值得一个国家级作家耗费十年功夫，将其写成一部大书，是因为沈占江先生和以他为首的这个影响甚巨的沈氏家族，是一种完全超越了物质世界的、有着充分精神内核的活法，是在实实在在的事业之中不断创造着新的价值、不断提升着人生质量的高尚亦且高贵的活法，是一种垂范于青年、校正于世风、昭示于后人，并且打上了沈氏家族所特有的人格烙印的极有尊严的活法，是一种值得社会公众仔细阅读并且反复品味的“大写的人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占江》一书早已超越了一家一族之私人性，而呈现出其普适性的极其宽广的社会价值。
勿庸讳言，笔者《青春的礼赞》一书出版后，也曾有一些人对其中所收《沈占江》一书发出过“不同的声音”，这也曾经使我一度对于撰写这部书的“意义”产生了一丝疑虑。然而其后不久，2012年仲夏，在志丹县政协召开的一次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中共志丹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蔡孟亨先生（如今已调任宝塔区委）的一席话，终于打消了我的疑虑。蔡书记代表志丹县委、志丹县人民政府所讲的这番话，其大意是这样的：我们征集文史资料，固然应该以刘志丹、曹力儒等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平事略为主，但同时也应该注意搜集当代我县和在我县工作过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关于志丹县历史与建设的亲历、亲见、亲闻史料，如老马（瑞卿）县长等，还有像沈建宏这样的虽然年轻、但对我县经济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也应该征集他们艰难成长、艰苦创业、艰辛付出的史料，作为后来者的借鉴……
有了蔡孟享书记的这段话，那么，我之费心费力广搜博采书写沈占江先生和以他为首的沈氏家族，显然就不应该被理解为是我个人的偏好所致吧？
四
几年前，笔者曾经应邀给陕、甘、晋、宁四省区之大型《杨氏族谱》担任过编审。在给《杨氏族谱》所写的“序言”之中，笔者是这样表达他对于“家谱”、“族谱”之修撰的看法的：
古人有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世治则修史，族旺
则治谱。《杨氏族谱》的修撰，在“明确世系”、“分明支
派”，从而使得“尊卑和伦”、“长幼有序”，藉此达到“维
系亲情”、“凝聚人心”之目地而外，我以为通过族谱的修
撰，借以探寻这一大家族之不足处（明个人之得失，知家
族之兴替），以使后来者多几分进取之志、少几分怠惰之
心的想法，其实也已是宛然可见了。因此我觉着这个家族
之足堪钦敬者，不独在于其香火传递之久（有史可考者已
有三百多年、历十五代矣），地域分布之广（遍布于陕
西、山西、甘肃、宁夏等四省区十四县旗），而首先在于
他们的对于文化知识的孜孜追求和对现代文明的殷切向
往，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对于“文化人”的崇敬之心。中
国现代杰出的小说家郁达夫在悼忆鲁迅先生时说过：“没
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
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
希望的奴隶之邦”。国家民族如此，家庭户族亦然。就我
所知，杨氏家族中的一些人已经很有些物质财富了，逾百
万者只是中常之家，逾千万者亦不鲜见，但他们却从不因
此骄人，反倒因为整个家族“文化底蕴”不是十分深厚而
常常自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氏大家族之必将绵延发达
于未来，是勿庸置疑的。而我们作为“族外人”也将旁观
印证于不久的将来。
如果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治户
族者以（族）谱为鉴，那么，以杨氏家族的更加钟情于精
神财富之创造与积累（即古来之所谓“诗礼传家”或“耕
读传家”）而论，则《杨族族谱》的修撰，显然已有了较
为普遍的社会意义。
较之于杨氏家族而言，沈氏家族拥有的人口并不算多，可考的历史也不算长，分布之地域亦非常有限，然而保安土著却几乎全都公认这个沈氏家族才是志丹县的“第一大家族”，其深层缘由又何在焉？难道仅仅因为这个家族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吗？
——答案不只是已经写进了书中，而且在成书之前，也早已经写进了每一个熟悉沈氏家族的善良读者的心里。俗话说：“龙生一子定乾坤，母猪一窝毁墙根”。家族成员若是有质量的，一以当十乃至一以当百、当千、当万，亦不足为奇且令人信服。反之，如若只是一些山汉与野人，家族成员成十成百、成千上万又何益之有哉？便是打仗，现代战争也早已不是几十年前那样的“人海战术”了啊！
五
早在二十多年前，笔者就曾经给志丹县不少老、中、青文学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以《韩非子·外储说》所言，晓喻了“画人画马最难”，而“画鬼最易”的道理，建议他们面向现实，面向生活，不要写那些无涉于人生、无关乎真实、没有自己的实际生活和独特理解与深刻感悟的东西，不要向壁虚构，不要搞“客里空”。不用说，假如您要是想照猫画虎，改换人称，套写一下外国记者传记以及中共党史军史诸人物传记之类，以现如今电脑网络之发达与便捷而论，这种书便是十部八部数百万言，大约也用不了三五天时间便可“做成”。又假使您只写点儿云山雾沼、不知所言的所谓“前卫诗”与“先锋散文”，则当下不少中小学生便可玩儿得像模像样，又何劳于“诗人”、“作家”诸君乎？至于那些早已没有了市场的如同小快板儿与顺口溜儿一般的所谓民歌体新诗，于稍识丁乙者，亦不过举手之劳。沈氏家
族是志丹乃至延安上下许多人熟知的一个客观的真实存在，书中所写亦没有丝毫凭空杜撰，如此，则笔者撰写此书用功之深，用力之勤，相信读者自可心鉴。
在撰写《沈占江》一书的几年时间里，笔者曾经得到过志丹县政府接待办高永和主任、孙宪丽副主任、王寒青副主任和志丹宾馆白万龙经理等的大力支持，为我的采访提供了住宿便利。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与良好的祝福。
愿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能够与看似平凡而又颇不寻常的沈氏家族一样，平安幸福，吉祥如意，再创辉煌！
2011年10月2日初稿；
2013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三）二稿；
2014年9月6日（农历八月十三）定稿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