馍笼子
邵永晟
时光荏苒，儿时的记忆，有些已经模糊忘记，有些却烙印在脑海里，时常被我想起。比如，家中那高高挂起的——馍笼子，以及母亲唤我“余粮”时，声音里那丝苦涩的甜。
那是一只竹编馍笼，笼身呈碗状，底小口大，底部的竹篾足有韭叶宽，纵横交错，往上渐次收束。最妙是提梁处，一根老槐木弯成的弧，被母亲来回挂取时，摩挲得油光铮亮。
馍笼子经年累月地浸在油烟里，篾片早被岁月盘成了深褐色，却仍保持着收紧的姿态，好像母亲永远攥着的心。它悬挂在约两米的空中——恰是母亲踮脚方能够着的极限，也是我孩童时代仰望的天际。那里面盛着的，是玉米面掺了少许白面蒸出的馒头，黄澄澄的，硬邦邦的，却是我儿时最渴求的美味。
穷字像把钝刀，将日子削得透亮。父亲在我出生前三个月就去世了。大姐嫁了人，大哥成家后分开另过。二哥上高中，早读几乎是不去学校的，每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为的是能给家里多挣三分工。二姐帮着母亲操持一些家务，三哥、四哥、五哥和我都在上学。后来二哥当了兵，二姐也出了门，家里愈发艰难起来。窘境之下，三哥便辍学回家，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担。
母亲常说：“余粮余粮，余下的才是粮”，她粗糙的手指划过馍笼的竹篾，如同丈量着生存的刻度。她给我起名“余粮”，原本应是盼着面瓮里能长存余裕，免受这食不果腹之苦，可这名字在那饥肠辘辘的年月里，反倒成了一种温柔的讽刺。
小麦总是不够吃的。午饭，多是炒些灰灰菜或是几根蒜苗，当作下锅菜来调味；家里的油泼辣子，有时其实是用开水和（huò)开的；晚饭则是浆水菜——野菜用面汤烧熟，任其发酵，酸溜溜的，却也勉强下咽。母亲算计着每一口粮食，唯恐我们饿着，更怕我们放开肚皮吃空了面瓮。馍笼子便挂得那样高，像悬在空中的希望，看得见，却不易够得着。
小时侯，我放学回家，肚子饿得咕咕叫，却不敢擅自取食。有时向母亲讨要，她便掰半个给我，有时连这也不许。有时，我偷觑她不在的当儿，爬上那老旧的大衣柜，颤巍巍地立着，手指勉强勾到馍笼子的边缘。若运气好，笼里有馍，便急忙抓一个下来，躲到屋后狼吞虎咽；若笼中空空，只得悻悻爬下，腹中雷鸣更甚。
记得有一回，我偷馍被母亲撞见。她立在门槛上，逆着光，身影瘦小而佝偻。“饿死鬼投胎的么！”她骂道，声音却不如往常有气力。我见她眼里闪着什么，怕是泪光，便不敢抬头。她终是没有打我，只是长叹一声，转身去灶间烧锅去了。
农田到户后，农活日益繁重，三哥俨然成为家里的“顶梁柱”，23岁的他，仅凭着单薄肩膀，把原先的三间土坯房扩建成八间新瓦屋，为兄弟们的未来，筑起了安家立业的根基，可谓是劳苦功高！四哥五哥和我放学后，也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母亲的手更粗糙了，指节突出如竹节，却仍日日和面、蒸馍、挂笼子。
小时候，我是不喜欢“余粮”这个名字的，觉得又土又俗，便自作主张更改成“余良”，再后来我应征入伍，便又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如今想来，“余粮”何尝不是母亲存放在光阴里的种子？她用竹篾编织的方舟，载着八个儿女横渡饥荒的河流；她以槐木提梁作秤杆，称量着母爱与生存的天平。每逢我在异地的超市看见精巧的竹制食盒，总会想起那个悬在空中的粮仓——那里存放的不仅是硬邦邦的玉米馍，更是母亲在绝境中生生不息的智慧：她把最疼爱的碎儿唤作“余粮”，用名字在贫瘠岁月里埋下希望的根须。
如今，母亲已化作青山，但每逢麦熟时节，我仍能听见竹篾簌簌的轻响。那只永不落地的馍笼子，那个永远够不着的“余粮”，原来早在我攀爬衣柜偷馍的年月，就已将整个民族的饥饿记忆，酿成了生命最初的甜。
作者简介
邵永晟，1971年出生，陕西周至人，咸阳市作家协会会员。爱好阅读，喜欢旅游，用眼观世界，用心悟人生，喜写散文和游记。作品散见于《陕西政协》《都市头条》《咸阳日报》《西咸百姓生活报》等新闻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