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百岁记
作者：裴育民
母亲吕玉秀生于1925年农历4月27日，今年已是百岁之人。在我们这个近五千人的大村子里，是从未有过的百岁老人。有这样高龄的母亲，我这个七十多岁的人，每每回家还能喊一声娘，还有人应声。我拉住娘的手，看着他满脸的笑容，幸福的暖流穿透全身。尤其是娘问我：“吃饭了没有？”那种有娘问寒问暖、问吃问喝的温存感浸透于我的灵魂，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感慨“有娘真好！”
（一）
母亲自从进入我们这个家门，可以说她把自己一生的青春、热忱和全部的心血与精力，都奉献给了这个家庭。母亲常给我讲：“你们兄弟姊妹们多，光穿的戴的衣帽鞋袜，就够我一年忙的了，这还不算大人的穿戴衣物，都是我晚上熬夜加班纺线织布，一针一线做成的。”
也真是这样，我小时候，母亲每天晚上不是织布，就是纺线，一熬就是大半夜，早上又不知什么时候起来了，又开始纺线。我晚上睡时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睡的，等我早上起来上学时，又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又开始纺织了。
全家7个孩子和大人的衣服都是母亲一手做成的，从纺线、织布、印染到做成衣服鞋袜，工序十分复杂，又全是手工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那时的政策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更辛苦的是，母亲白天参加三晌生产劳动，挣工分，生产队的活要干，家里的三顿饭还得做，晚上还要做针线活。她说：“几十年都没有闲过。”这话并非言过其实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依然艰苦，缺吃少穿，还缺少柴禾烧锅做饭。大冬天，母亲天不亮就背上那大背篓，到村子南边渭惠渠上搂树叶当柴烧。一个多小时搂满了一大背篓，但她一个人跪在地上，背着背篓又起不了身，就专找渠岸边露出的树根，然后跪下身子，背上背篓，双手拽住那树根，艰难的爬起来，就这样一背篓一背篓的捡回了一大堆树叶。母亲说，前些年她还把那个搂树叶的筢子在楼上放着呢，后来不见了。她认为，那是她艰辛岁月的见证，想让历史告诉未来。她曾给我说过，在她以后去世后，让我要把它写在祭文上。我说：“你身体好好的，说这话干啥？”她说：“我害怕你忘了。”可是，母亲经历的人生风雨和岁月沧桑以及那些磨难，我怎么能忘记呢？母亲的艰辛劳累和吃苦耐劳精神何止是这件事情？它都深深的扎根在我的记忆中，也绝不会轻易忘记。
（二）
母亲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就在自己家务活缠身，永远都干不完的情况下，还是舍得放下自己的活儿帮乡亲们克服困难。那年，村上有个叫亚萍的女孩，她母亲年轻时就病逝了，家里剩下父亲和四个孩子，亚萍那时上中学，也不会织布，母亲就帮助她家织了一大卷土布，那都是利用晚上加班织成的。亚萍抱着那卷土布，也抱着母亲的肩膀感激不尽，而母亲大概加班十七八个晚上才织完这卷布的。
十多年前，一次我回家看望母亲，她给我说村上有个叫秦会的小伙病了，她去看了一次，娃病不好，她想再去给娃200元，问我行不行。我说行么！便从衣服口袋掏出钱给母亲。她说：“我有钱呢，只是问你看行不行？”我说你拿上就是了，母亲还拿了些鸡蛋去了。回来后她说：“秦会娃可怜，我给他钱时，娃都哭了。”平时村上谁家有个紧火事、困难事向母亲求助，她都想方帮助乡邻。母亲说：“人求上门来了，不能让人空手回去。”至于有些还了，有些没还，她全然不当回事。
母亲到了快80岁时，每当秋季各家各户玉米棒子从地里拉了回来，都堆放在家门口，各自都急着先行播种小麦，往往没有劳动力，也没有时间去剥玉米皮，等把地里活忙完了才能回头干剥玉米皮的活儿。母亲看着这种情况，就悄无声息的提上自家的草蒲团，坐在人家门前帮着剥玉米皮了，等人家从地里回来，看她在剥玉米，既惊讶又感动，要留她吃饭，她说：“我回家吃。”到了下午又去给人剥玉米了。就这样给东家剥了再给西家剥，每年给半堡子的人都干了这样的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家劝她不要劳累了，她给人家说：“这活不重，我能行。”后来我回家看她整晌整天坐在那儿，就劝她注意自己身体，不要太辛苦了。她说：“你们在外工作，平时给村里人帮不上忙，我给人家帮忙就是替你们给乡党帮忙呢！要不我以后死了，谁埋我呢？”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劝不了她了。
后来，母亲到90岁了，依然坚持每年秋天给村上各家各户剥玉米棒子。这么大的年龄，未免村里人也担心她，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就不好说了。所以有人让我劝母亲不敢再这样劳累了。这次我明确给母亲说，你帮人家剥玉米，这么大年纪万一有个啥事，人家承担不起呀！这次母亲听明白了，就给各家各户说：“你们放心，我有个啥事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也跟几个娃说了，啥事儿都不能怪人家，是我自觉自愿的，不能跟人胡说。”她这样说，这样做，乡邻们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由着母亲去了。就这样，她一直给乡亲们把玉米剥到95岁才干不动了，前后剥了16年玉米棒，分文不取，茶饭不用，只是纯粹“帮忙”而已。
（三）
母亲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所有的人，那么对待家人就更不用说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奶奶在世时，父亲和叔父没有分家，两大家有十多口人了。奶奶那时患有肩周炎，每天都是母亲替奶奶梳头，这一梳就是十多年。农村那时冬天烧火炕，每晚母亲帮奶奶烧炕火，半夜起来还得再给炕洞加柴，保持炕的温度，这些她认为是儿媳的份内活儿。
奶奶去世后，父亲和叔父老弟兄依然没有分家，在一起过日子。父母总是以宽广的胸怀对待叔父一家人。母亲认为我们兄弟姊妹多，生活费用大，叔父家是吃亏的，她总是争着多干点家务活，多挣点工分，多照顾叔父家的孩子，这样好让叔父一家人心里平衡一些。但叔父叔母则以宽阔的胸怀和善良质朴的情感并不计较这些。这是一个大家庭凝聚力的核心所在。就这样，在奶奶去世后，父亲和叔父两家人又整整过了十年，才因孩子们都长大了，需要娶妻生子实在住不下了，才分了家。当分家的话题不得不说出口时，父亲和叔父抱头痛哭。这泪水不是出自眼眶，而是出自心灵深处。分家的话两人都不愿意说出口，却又不能不悲痛地作出这个抉择。父辈们这种真诚的亲情和道德风范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粮食极为短缺，农民交了公粮后所剩无几，几乎家家口粮接济不上，人们只能是“瓜菜代”、树叶、树皮、吃糠咽菜，甚至把玉米芯捣碎用来充饥，这些情景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即便度过了困难时期，农村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收获的粮食依然十分紧张，只能吃个半饱肚子饥。那时母亲每天都控制着粮食做饭。饭做好了先给奶奶盛饭，随后是父亲、叔父、叔母以及叔父的孩子，最后才是我们兄弟姊妹。母亲怕我们有意见，专门在背后告诉我们：“你三爸家人少劳力多，咱家娃多劳力少，你们不能跟三爸家娃般般齐！”不知怎么的，那时我们都很听母亲的话，没有任何怨言。而母亲对叔父家孩子总是高看一眼，舀饭也是满碗，搂干的。这是母亲在偏向着侄子，我们理解母亲的用心，没有任何计较之心，这是困苦生活促使我们性格成熟的标志。
母亲给每个人舀完饭后，她却假装到后院去晾晒柴火或干其他事情，等大家吃的差不多了才回到锅边给自己盛些饭菜，有时没有饭了，她就用锅铲铲下粘在锅底的焦糊剩饭充饥。那时我们不知道这是母亲在有意回避，她是想让孩子们吃饱饭，长大后我们才回想，那是母亲的一片护子之情。我曾为我们的无知而痛心自责，我们虽也长身体，可母亲却是天天负重劳作啊！每每想到这些，至今依然让我眼眶湿润，泪滴欲出。这就是我的母亲！
（四）
母亲不识字，没有文化，却在那场文化革命中，与当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一起遭受了几年无情的命运摧残和精神屈辱。父亲曾在1949年作为支前民工，跟随西北野战军，参与扶眉战役和解放宝鸡战斗的军队粮草后勤运输工作，冒着枪林弹雨，胜利完成了支前任务。父亲作为农村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带领群众组建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并成为村上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文革”开始后，父亲就被造反派打成了“走资派”，罢了官，撤了职。开始，那些人三天两头敲锣打鼓到我们家门口要求父亲去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他们以这样的形式旨在对父亲和我们家人进行羞辱。全家人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母亲吓得当场昏晕过去，奶奶在炕上浑身打颤，我当时十四五岁，与叔父一起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厄运不知所措，在这种凄惨的状况下，父亲被带走交代问题去了。
如此的情形反复出现，母亲和奶奶也成了我们最焦虑的对象。每当锣鼓声离我们家越来越近时，我就与叔父按照分工，叔父在炕上操心奶奶的安危，我在院子照顾母亲为其壮胆。母亲听到锣鼓声就晕倒，常常在晕厥中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舌头咬破了，满嘴鲜血流出。后来我一旦听见锣鼓声，就手里拿一根筷子，看见母亲受惊吓快要昏倒时，就将一根筷子塞到她嘴里，以防她又咬破舌头。有时我的动作慢了半拍，她又是满嘴鲜血，几天吃不成饭菜，只能喝些流食充饥。从此，母亲也患上了昏厥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病，我曾领她在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看过医生，也治不好，至今依然不时老病再犯。
后来，虽不敲锣打鼓来我家滋扰，父亲常被拉去开批斗会，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每天晚上被带去交代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还常遭到体罚、拳打脚踢，拉灭电灯乱拳群殴，让你不知是谁动的手。每晚半夜，父亲被放了回来，母亲才能安心，全家人才能安睡，这种日子度日如年，持续了整整五年，它熬白了母亲的满头黑发，也让全家人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艰难岁月。
历史是公正的，即使正义天平上也许会有失衡的时刻，但它的准星依然不会改变。历时了人生磨难与生死考验之后，最终父亲被平反了，一切罪名被否定了，又被恢复了村支书职务，当了五年“坏人”，一夜之间又变成了好人。历史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可他精神和肉体上受到的摧残却成了险些生死离别的记忆。而母亲却永远的落下了病根，那真是一场令人难以回首的噩梦，父亲与母亲以及全家人艰难的度过了那场劫难！
（五）
母亲一生都是坚强的，却又经历过多次磨难，但这些并没有削弱她倔强的做人性格和生命的坚韧性。
母亲大概从65岁开始与父亲相依为命，共度时光。那时她身体尚好，做饭以及家务活都能利索的干好，但到了75岁时，我们想为她和父亲请保姆帮助做饭，照顾他们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说她还能动弹，能做饭，能收拾屋子，不要乱花那个钱。无奈我们只好放弃雇保姆的想法。
不料她本身就有昏厥病，一次换蜂窝煤时，竟用手去抓换出的煤块，把五个手指烧烂了。我们再次提出雇请保姆的事，她依然不同意，说：“过几天手就好了，不碍事。”她态度非常坚决，我们再次依了她。
而后来的一次事故让我们再也不能迁就她了。那年父亲病了，三弟建民把父亲送到县医院住了院，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了，这天夜里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从床上掉到地上，直到大半早上大门不见打开，父亲在时，天亮就打开大门，今早这么久了咋不见开门？邻居人怀疑是否有什么事？就翻墙进屋，发现母亲躺在床下不能动弹。
他们又给三弟打电话让他回来，三弟又用车把母亲送到县医院检查治疗，医生检查后发现是脊椎骨摔裂纹了，需要住院治疗。母亲听说让她住院，坚决不同意，她说给她包些药回家吃吃就好了！这么严重的摔伤，她却说的轻描淡写，跟没事儿一样。其实，母亲心里怕是嫌父亲昨天刚住院，今天她也住院了，这不合适，非得让医生给她开些止疼片吃个就好了。没办法，医生只好给母亲腰部打了绷带做腰椎固定，要求平躺静卧三个月，让骨裂缝弥合。就这样母亲回家静养了三四个月才能下床。而父亲十多天后出院才知道母亲把腰摔坏了。
父亲住院、母亲摔伤腰骨三弟没有告诉我，等我回到老家才知道这些事情。他说知道我工作太忙，也就没有给我打电话。我说，那父亲住院了，晚上你要安排人陪母亲么，他说安排了，别提了......那晚如果有人陪伴，母亲就不会遭到这样的劫难。
（六）
母亲从80岁一年又一年走进了90岁，又一天又一天走进了100岁的期颐之年，实在不易，也是个奇迹。前三年，母亲腿脚不灵便了，开始坐轮椅，更是身边离不开人了。开始几个妹妹照顾母亲生活，但她们各自家庭也都有孙儿需要照管。在此情况下，我们兄弟姊妹商定，大家轮流回家照顾母亲生活。实行排班制，每人值班一周循环轮换。值班期间24小时陪伴母亲，做饭、端茶、送水、接便、洗衣等，全天候为母亲服务。
开始，妹妹们说我70多岁了，不要给我排班，我说我比你们年长更应该带头伺候老娘。这也是母亲最后一段生命光阴留给我们的尽孝机会。就这样两年四个多月850多天，我和两个弟弟三个妹妹每人都已值班100多天了。我们以自己的真诚和感恩之心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诠释“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中华传统美德，践行“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的朴素孝道情怀。
我们把对母亲的爱戴与孝心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尽管这是一件十分辛苦、日夜操劳的事情，但那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再苦再累，我们也得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俗话说，养儿防老，假如父母老了，生活不能自理，儿女们坐视不管，情理能容吗？连自己的父母晚年都不养，不管，不尽孝道，那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做人宗旨，其人品就一钱不值！
我们兄弟姊妹没有让父母失望，而是兢兢业业执守着做人的良心和孝道原则，全心全意地关照着母亲的生活，这让母亲极为感动。她多次在我们面前说：“你们在我跟前尽孝了，不怕累，不嫌脏，给我端吃端喝，我这一辈子落脚好，晚年没受罪，我一生辛苦付出没白费。”她还说：“你们把我管得好，一堡子人都说我要了几个好儿女，把他老娘管到100岁了，不是你们照管，我哪能活这么大岁数呢。”母亲又说：“你们尽了孝道，我以后死了，你们都不要哭。在世你们把我管得好，死了也是我升天享福去了，你们尽责了，不要哭。”
的确，我们兄弟姊妹们回家照顾母亲晚年生活的行为。得到村子人们的赞赏，平时来家里看望母亲的乡亲们都说母亲有福气，几个儿女把老娘照顾的体贴周到。周围村子的一些人见了我们兄弟姊妹也都赞不绝口，我们把这些都作为乡亲和朋友们的鼓励，而这些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母亲以她无私的爱和付出养育了我们，历尽岁月的风霜与艰辛把我们拉扯大，如今她垂暮老矣，正是我们回报她的时候。俗话说：“子欲养，而亲不待”，真的有一天，母亲走了，我们连报答她的机会也没有了，回家也就再也喊不出一声娘了。但愿母亲跨过百岁，依然能与我们朝夕相处，笑声传遍老屋！
2025年5月23日
作者简介：裴育民，网名雨石，陕西兴平人，曾先后担任县市党政领导干部数十年。退休后，痴情于阅读和写作，《世界文学》签约作家，著有散文随笔集《生命留痕》《岁月散记》《青山依旧》，视写作为晚年的一种生活方式，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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