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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我们党建立。对党成立后革命斗争的认知，大多集中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三大战役等一系列武装斗争及《风筝》《潜伏》那样的地下的斗争。其实，武装斗争仅仅是革命重要部分，同时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无不惊心动魄。
依据《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这本书及相关资资料整理出革命年代红色金融发展的大体脉络。包括三部分：一是为什么要发展红色金融？二是红色金融如何发展？三是我们所处的中原及洛阳的红色金融。
为什么要发展红色金融？
大家都知道，我党早期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遵义会议以前，甚至党的领导人也是共产国际指定的。
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前，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意才选陈独秀为书记。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前，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为政治局常委。9天以后他又宣布:增加瞿秋白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很快斯大林、布哈林又看中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1928年莫在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改组党中央，向忠发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之后，王明起草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中，称党最迫切的任务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地忠实国际路线。为此，他的老师米夫就指定王明为党的实际领导人。
1931年，积极推行王明路线，仅24岁的博古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至止1935年1月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四年内，他几乎断送了党的革命事业，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从1921年建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我们党经过14年艰苦努力、曲折斗争,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不知道这些,很难说全面理解遵义会议的伟大,理解主席的伟大，理解党的伟大。遵义会议14年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主席在天安门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但我们知道，1935年遵义会议时，有一个无声的宣示:我们的党站起来了!
很多人不理解，共产国际何以能够如此左右我们的党。为什么党的历史这么曲折？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早期在经济上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1921年一大召开前，陈独秀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自主也是一句空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不久,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援助,但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
党的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从1921年1922年6月止,共收人国际协款16655元。
尽管这一数量很少,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的援助给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党提供了巨大帮助。但又正是通过有限的援助形成的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给我们的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以上表述均摘自金一南《苦难辉煌》）
经济！经济！最后还是经济！
为此，为了建立新中国，党在武装革命斗争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停止以红色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工作。
马克思在1871年《法兰西内战》书中总结巴黎公社革命教训，及恩格斯为这本书写的导言中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必须掌握银行和它所发行的货币。
我党红色金融是如何发展的？
红色金融始终围绕党的革命事业开展。为了充足供应武装部队的给养，维持政权组织的经费开支，及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各根据地印制发行革命根据地货币，组织货币流通，管理金融市场应运而生。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是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独立的货币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前，革命根据地货币包括525种货币，2121种版别。
从1926年8月湖南衡山县农民协会成立第一农民银行，发行面额一元的布质银元票开始，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诞生。
在革命根据地货币产生之前，旧中国只有半殖民地半封建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包含了官僚资本主义银行的货币、民族资本主义银行的货币、帝国主义外商银行的货币、封建军阀金融机构的货币、各种地方势力发行的货币，以及各种私人商号、工矿企业、行会等发行的土杂币等。这些货币形制不一、价值不等。在各种势力操纵下，金融市场混乱不堪，劳动人民深受其害。
革命根据地货币，就是在上述混乱庞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货币体系，通过革命斗争而产生出来的。革命根据地货币从它产生开始，就表现出了极其坚韧的生命力。
最具代表意义的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中央苏区根据地进一步扩大。随即，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式开业，此后发行了多种国家银行纸币、银币和铜币。至此，中央苏区根据地范围内在这一阶段共发行了纸币13种、银币3种、铜币1种，合计共17种货币。
早期农村根据地货币，虽然数量少，存续时间短，但它点燃了在经济领域革命的希望之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货币发行机制并未由此消失，在苏维埃国家银行随军艰苦长征的一年多时间内，也发行了4次临时性的货币发行和收兑，满足了长征途中的需要。
1935年10月苏维埃国家银行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在瓦窑堡与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合并，于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
在经历过种种苦难曲折之后，农村根据地货币一脉相承，终于延续下来。
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根据地货币较快发展的时期，革命根据地货币无论是在货币发行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是在货币流通范围方面都旺盛地发展壮大起来，有力支持了抗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机构共有198个，发行了252种货币，这标志着根据地货币体系的成熟发展。
虽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步步退让，但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是很快的。据统计，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0年，我们党领导的抗日部队由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约16块根据地，拥有人口近1亿，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抗日根据地货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陕甘宁边区，在原来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货币的基础上，由陕甘宁边区银行印制发行了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另一种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它们占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大多数，如晋绥、晋察冀、晋冀豫等根据地的货币。这些货币都是白手起家，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货币是在对敌伪货币展开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1945年到1951年，是革命根据地货币从繁荣走向集中并实现统一的时期。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地位，战争主要在解放区内进行。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进攻。到1948年夏秋，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已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4.5%，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5.2%，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经过土地改革，其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47年1月，中央同意晋察冀中央局的建议，发出《关于召开华北财政经济会议的指示》，要求研究解决“华北货币不统一”等问题。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决定由董必武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随后中央工委财经办事处成立。8月16日，中央批准了董必武草拟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其中华北财办的八条任务之一就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
10月2日，董必武经刘少奇同意后致电中央，建议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行名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10月8日，中央复电华北财办，研究组建中央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方针、政策、措施，草拟《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新中国货币统一问题》等文件，为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做准备。在此期间，董必武还应南汉宸的请求，为新币票面题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等文字。1948年3月，华北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在石家庄召开(史称石家庄会议)，会议要求华北各解放区的货币首先统一起来。
1948年5月，周恩来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当他听取了关于金融贸易会议的汇报后说，决定改华北财经办事处为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
1948年6月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董必武任部长，筹备中国人民银行。决定:1949年1月1日起正式向社会发行人民币，同时确定了人民币与各解放区货币的比价。抓紧人民币的印制、调运工作，保证新币发行顺利进行。此外，还部署了新币发行的宣传工作等。
这时的战争形势发展很快，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平津解放在即，而经济上各解放区钞票不统一造成的种种混乱和困难更加凸显出来，开始发行人民币的时间，从原订的1949年1月1日提前为1948年12月1日。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金”字第四号布告，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从即日起发行新币(人民币)，同日，发布发行人民币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三种钞券的通告。这一天，两个布告在石家庄市和河北平山县刚一贴出，布告前就挤满了群众。人们拿到崭新的人民币后，又奔走相告:“快啦!快啦!全中国快解放啦!”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从1926年农民运动时期开始，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到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同时发行统一的全国性的人民币。直到1955年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单一的第二套人民币后，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才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十多年里，党的红色金融经过一系列货币斗争，通过不断地开辟、扩大根据地货币流通范围，驱逐国民党货币、日伪货币、肃清地方杂币，使根据地货币成为当地市场交易中的唯一媒介，建立统一的根据地货币市场。同时进行着一系列反假币的斗争。
革命根据地的假币问题一直存在。譬如抗战期间，日军参谋本部在日本本土专门设有研究假造中国货币的机构和人员，1940年，他们曾成批假造了中国农民银行币500余万元，从日本运到中国，由他们的特务机关打入沦陷区和抗日根据地市场，用以抢购物资和套购真法币。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剿总”、地方党部及其特务机关制假机构更加普遍。1947年安阳的一个军统特务印刷点，每天印制冀南币假票800多万元，当年一年就印了20多亿元;1945年4名国民党特务以商人名义携带北平印制的假晋察冀边币14亿元，在容城集上大量收买布匹、棉花等物资，一时引起市场物价剧烈上涨。
另外，红色金融的发展历程也同样经历着血与火的考验。
在残酷的战争中，根据地银行的前辈们经常处于边战斗边转移边生产的状态，经受着艰苦、劳累、疾病的磨炼。1941年华中江淮印币厂的设备、人员刚刚筹备就绪即将开工生产时，鬼子就来“扫荡”，印币厂只得坚壁转移。不得不把机器搬上木船，在海上生产。就这样坚持了四五个月，形势好转后才上岸批量生产。但为时不久日寇又来“扫荡”，就再次下海生产，敌情好转时再上岸大批生产。就这样，时下海时上岸，坚持了将近一年。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二十多年中为根据地货币的印制与铸造、运输、保管、发行和管理等工作献出宝贵生命的干部和职工，难以计数。他们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有的甚至被活埋、烧死，也有的因劳累过度或疾病而失去了生命。例如，制作和发行第一张根据地钞票的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第一农民银行副经理夏兆福，工作人员贺尔康、彭克南，就是被国民党清乡队残酷杀害的。苏维埃国家银行参加红军长征，14人中就有6人在途中牺牲。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因战争和疾病而牺牲的有27人。
1943年初，冀南银行总行所在地山西长治黎城小寨村农民霍星斗，在一次反“扫荡”中顶着敌人刺刀守口如瓶，坚决不泄露银行坚壁机器、账款、物资的地点，结果全家老少九口被敌人以惨绝人寰的方法烧死、刺死，最小的还不满一岁。就是这样，由于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护，根据地货币的印制、发行和管理工作，虽经历艰险磨难，却仍能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我们所处的中原及洛阳的红色金融
1947年7月19日，转战陕北的主席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接见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司令陈赓，决定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配合刘邓大军作战。
8月7日，刘邓大军从山东出发，突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越过黄泛区，历经20天，挺进大别山区。8月22日，陈谢兵团，分左右两路分别从山西平陆、焦作孟县强渡黄河，发起进军豫西战役。
为了支援豫西作战，晋冀鲁豫中央局太岳区决定，成立支前指挥部，动员解放区民工组成运送物资。作战期间仅济源县就出动民工3万余人，送白面50万斤，转运粮食60万斤，柴草74万斤。冀南银行的部分工作人员肩挑马驮部分冀南币钞票，及用作货币发行准备金的相当数量的银元，随支前指挥部强渡黄河，到达洛阳新安县。
过黄河后，四纵十旅一个团围攻孟津横水，十旅、十一旅攻击洛阳，十三旅围攻新安。8月23日四纵十三旅攻占新安，新安县委、政府成立。8月31日，四纵十二旅，解放洛宁。10月8日，九纵二十五旅解放嵩县。10月12日，九纵二十六旅解放伊川。10月13日，九纵二十七旅解放宜阳。10月16日，九纵二十五旅七十三团解放栾川。1948年4月偃师、孟津解放。
1948年3月7日夜，陈谢兵团与华东野战军共四个纵队发起解放洛阳战役。14日洛阳第一次解放。3月17日，解放军在彻底摧毁洛阳城内工事后，撤出洛阳，敌人重新占据。4月5日，洛阳二次解放。
1947年9月跟随陈谢兵团渡过黄河的冀南银行工作人员，在新安县石井镇印头村成立了冀南银行太岳区五分行，隶属同时成立的太岳五地委。太岳五地委即洛阳市委前身。次年冀南银行太岳区五分行在新安刘黄村组建了中州农民银行新安县支行。
中原解放区货币在艰难环境下创立。
1948年8月，中州农民银行总行在平顶山宝丰县赵官营村成立，同时在鲁山县白象店村成立印钞厂。中州币是在白手起家、远离后方的情况下发行的，一开始即与众多国民党货币、各种土杂币展开了争夺阵地的斗争。为了保护币值，中州币曾于1948年6月到10月一度实行与银元直接挂钩联系的制度。通过多种措施和艰苦斗争，中州币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原解放区的本位币，并陆续收回各地方性货币。
1948年10月，中州农民银行总行迁至郑州，对外称郑州中原益民公司。
在洛阳，1948年6月，中州农民银行洛阳支行在老城东大街（现存旧址为306号院）成立，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分行的前身。并在洛阳市首先试发中州币。1949年3月，人民币开始在中原地区发行。同年10月，鉴于条件已经成熟，人民政府即公告以人民币收兑中州币，实现了中原地区人民币统一货币流通市场。
特别提一下，1948年4月洛阳解放后，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4月下旬，洛阳刚刚解放，解放军三个团一举歼灭危害孟津多年，以谢恒为匪首的土匪2000多人。自洛阳解放到1949年底，洛阳共剿灭土匪近4万人。在剿匪的同时，洛阳新政权与反革命势力也在做坚决斗争。最典型的是镇压反革命“海资暴动”和“九宫道暴动”。
1949年3月31日（农历三月初三），洛阳县海资区发生反革命暴动。混进革命队伍，当上村长的反动头子史黑生纠集地主分子、国民党兵痞150余人，夜袭区政府，杀害包括区长黑真在内10名区干部，仅女干部段兰田被长茅刺成重伤，死里逃生。暴动发生后，在群众的帮助下，洛阳政府迅速镇压了反革命分子，恢复海资区社会秩序。海资区以后划归孟津县，五十年代初改名朝阳乡。现在朝阳镇街中心广场还竖立着一块石碑，纪念海资暴动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海资暴动被镇压后不久，反革命势力又在洛阳市区发动了“九宫道暴动”，被及时剿灭。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革命先辈为了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创建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事业，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们的事业从来都不是一泓平滑光洁的缓流，而是一段跌宕起伏得惊天动地的激流。
革命根据地货币二十多年的历史，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但它的内容极其丰富而曲折，它开辟了中国人民自己货币的新纪元，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试演和前奏。
（根据5月14日由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主办“书香润孟津 阅读靓人生”读书分享会上作者本人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