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幸在千岛日报中华文化中当一名编委，除了要积极为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外，还有一个人生的灵魂三问问题：“我是谁？为了谁？要到哪里去？”八十八岁高龄的李伟辉先生，用他润物细无声的榜样作用，作了很好的回答，时时刻刻让人敬佩仰望！为此，写散文《纸桥》，以更好的让李伟辉老师的爱国和人品之光，把我们的心灵照亮！
散文 纸桥
文/池朝兴
泗水的晨光里，咖啡的香气与油墨的味道交织着。那些苍老的手指翻开《千岛日报》时，总要在“中国”二字上多停留片刻。这报纸像一座纸桥，横跨南海，连接着两个国度，而筑桥的人，如今已是八十八岁高龄的李伟辉先生。
那一天，李先生正在暨南大学的教室里，听几个印尼留学生用略显生涩的汉语讨论如何向《千岛日报》投稿。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银白的鬓角上跳跃。那一刻，有人说起六十年前，那个体重不足九十五斤的瘦弱少年，如何在印尼的祠堂里，一边啃着干面包，一边收听中国新闻社的广播。
1948年，十一岁的李伟辉随父亲远赴印尼。那时的中国，战火初熄，百废待兴。在泗水中华中学，他目睹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对爱国华侨的打压，也见证了新中国如朝阳初升般给海外游子带来的希望。他组织“拒看美帝毒片委员会”，创办进步黑板报，带领同学们升起五星红旗。这些往事，如今说来轻描淡写，可谁又知道，那个半工半读的少年，是如何在饥肠辘辘中坚持着对祖国的信念？
1960年，李伟辉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故土。三尺讲台上，他用自制的教具讲解物理原理；深夜里，他伏案编写《电视机原理》教材。即便在特殊年代遭受不公，他也从未动摇。当出国潮席卷归侨群体时，有人劝他：“国外条件好，何必留下？”他只反问：“离开了祖国，我还能是谁？”
1997年，退休的李伟辉本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可当老友张明开从印尼来信，请求协助创办《千岛日报》和华文学校时，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立刻收拾行囊，带着一群七八十岁的老报人远渡重洋。在泗水的酷暑中，他们手把手教当地青年排版、校对；在巴厘岛的夜色里，他们讨论如何让华文教育重焕生机。
“《千岛日报》不只是报纸，”李先生曾对我说，“它是漂泊海外的游子写给祖国母亲的家书。”每当看到印尼孩子用简体字写下“中国你好”，或是读到留学生在报上分享见闻时，他眼角的皱纹就会舒展开来，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在祠堂里收听广播的青春岁月。
如今，李先生依然每天伏案工作。案头的台灯照亮他斑白的鬓发，也照亮那些往来于中国与印尼之间的文稿。八十五年的生命长河里，有战乱，有离别，有误解，有不公，但从未改变的是那颗赤子之心。就像他常说的：“汉字在哪里生根，中华文化就在哪里开花。”
这座纸桥，他修了整整一生。而桥的两端，是无数颗因中华文化而相连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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