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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苗族第六次大迁徙”论题初探
【萧大元】
摘要：苗族，是中华民族两大母体民族（“东蒙”、“西羌”）之一，源于伏羲氏后裔的“东蒙君子国”。自从苗族祖先蚩尤与炎黄涿鹿之战后，五千余年历史长河中，处于一个不断迁徙的过程，在这六次大迁徙过程中，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民族大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当今的苗族主要居住在贵州、湖南、云南、重庆、广西等西南地区，且是中国相对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借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之东风，发扬苗族先民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为本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苗族族源、五次大迁徙、第六次大迁徙、苗族精神、乡村振兴、伟大复兴。
一、苗族族源概述
据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一百万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就有古人类活动的痕迹。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从渔猎、采集生活转入畜牧、农耕生活，开始定居、种稻种粟、制作陶瓷，即迈入文明的门槛。在学术界公认苗族远祖蚩尤，是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东部平原的伏羲太昊群团的后裔。苗族从古至今自称为“蒙”，专家考证伏羲太昊群团称之为“东蒙”。大约五千年前，伏羲太昊的后裔少昊氏衰落后，“东蒙”部族内部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集团在中原地带发展起来。可以说伏羲就是我们苗族的鼻祖，苗族人就是伏羲的族裔。当然，从历史传说来看，伏羲氏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斯文鼻祖”。历史学家王大有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蚩尤为伏羲族裔，自泾洛迁于莱芜、沂源附近的苗山、九山、鲁山，传说苗族祖先之一伏羲女娲大洪水之后，于昆仑山兄妹为婚，再传人类”。苗学研究的权威专家伍新福在《论评与考辩》中考证说：“从先秦文献和汉晋的史料记载看，太昊、少昊、蚩尤是东夷（东蒙）内先后发展起来的不同部落集团的首领”，由此可知，苗族族源之根源于太昊、少昊群族集团。
著名的苗学专家石朝江先生在《“东蒙”与“西羌”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源头》一文中，较为清晰地阐述了中华民族族源问题。上古时期在我国东部地区的黄河中下游，有一个“东方君子国”，其大首领就是伏羲太昊所居之地于东方，族以蒙名，故称“东蒙”。“东蒙”族群出现在七千年前，以农耕业为主。伏羲氏教民众观天象、察地理、种稻种粟、从事农耕业，结网驯禽、兴庖厨、行医药、画八卦、刻书典、定姓氏、制嫁取等等。伏羲开起了中国文明之先河。大约五千年前，东蒙伏羲之族裔蚩尤建立起了九黎集团，蚩尤及其九黎部族集团率先发明了兵器、刑法和宗教（巫术），较同时代炎黄部落要先进得多。
“西羌”人，六千年前生活在我国西部，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历史源头，神农、炎帝、黄帝均源于西部“西羌”。炎帝、黄帝以游牧业为主，后由西向东迁移，与“东蒙”人蚩尤所率领的九黎部落涿鹿中原，著名的涿鹿大战以蚩尤九黎部落失败而告终，其首领蚩尤被杀。炎黄部落入主中原后称华族或华夏，刘邦建汉朝，是因为他曾被封为汉王，故以“汉”为国号，汉族的族称因而得名。
根据伍新福研究员的专著《中国苗族通史》和石朝江先生的专著《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可知我们苗族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东蒙（三皇时期，约七千年前）→九黎（炎黄蚩尤时期，约五千年前）→三苗（四千年前的尧、舜、禹时期）→南蛮（夏朝）→荆蛮（商、周时代）→武陵、五溪蛮（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生苗、熟苗（唐宋后）→苗族（新中国成立）。苗族人民经过几千年自强不息的发展，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真正享受到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这也是苗族人民真正的解放，当家作主，这是时代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也。
人类何时出现于地球之上？人从何而来？至今应该还没有一个科学的论断。通行的说法：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为什么现在森林里还有猿猴？民族的族源问题，什么族，什么时代，出现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需要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地质物理学、生物学等多面综合考察、探究、证实方可作数，不是凭一个专家，一个权威人物说了算。所以，上古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很难考究的，即使有文学记载的历史，也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在学术领域探究某一课题，需要严谨、科学的态度，在原有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论证，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去接近历史的真实。
二、苗族五次大迁徙简介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多灾多难而又自强不息的民族。由“东蒙”部族发展而来的蚩尤九黎集团要比炎黄“西羌”部落要早一千多年历史。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先生在《中国民min族史》中说：“若照历史上观察，中国民min族除汉、满、蒙、回、藏五族以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就移入中国内地之先后次序言之，毕竟系苗族先入中国”，王桐龄先生所说的中国即现在的中原地区。由此可知，王桐龄先生充分肯定了苗族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母体民族，是其它民族的兄长。但在近七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整体而言，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明进步的先行者，又是一个饱受战祸之苦，频繁迁徙，分布于世界的民族，现将苗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五次大迁徙作一个简单介绍。
第一次大迁徙（五帝时期）
大约五千年前，伏羲太昊的后裔少昊氏衰落后“东蒙”部族内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集团在中原地带发展起来了。蚩尤率先发明刑法、武器和宗教（巫术），种稻种粟。因为黄河中下游平原，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有利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始了人类的农耕文明。与此同时，发祥于“西羌”的炎帝、黄帝部落向东发展，涿鹿中原。先是蚩尤逐炎帝出九隅，后来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最后炎黄联盟打败了强大的蚩尤部族。一部分九黎人归顺炎黄部落外，大部分苗民开始了历史性的南迁。苗族先民南渡黄河，定居于长江中下游一带，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建立一个新兴的部落联盟——“三苗国”。
第二次大迁徙（尧、舜、禹时期）
涿鹿大战，九黎部族战败，其首领蚩尤战死，九黎余部来到“楚天荆地”的长江流域。《左传》云“左洞庭、右彭蠡”，即现在的洞庭湖、鄱阳湖一带，九黎后裔充分发挥浪渚文化和文明之能，把稻谷农业的生产技术和治水经验带给了这片土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他们又强大起来，建立起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强大部落联盟——“三苗国”。尧、舜、禹三代不断征伐三苗，经历了“窜三苗于三危”，“放罐兜于崇山”、“舜征有苗”、“分北三苗”，最后大禹灭了三苗。禹继位后，联合苗人共疏九河，夏禹治水成功后，认为“三苗”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有威胁，于是攻打“三苗”部落，战争持续七十天左右，三苗部落被打败，只好向南迁徙至江西、湖南，在崇山峻岭中隐居下来。
第三次大迁徙（夏、商、周时期）
“三苗国”被禹帝打败后，只标志着三苗国的灭亡和苗族部落联盟的土崩瓦解，并不意味着三苗集团众多氏族部落的消亡，不少部落氏族都改头换面地保存了下来。至夏、商、周时期，九黎、三苗的后裔已经迁到“南蛮”地区，“蛮”是中原华夏集团按方位对南方诸民族和部落的总称。“南蛮”人口、部族甚多，是以“苗蛮”为主体，故一些史料又将“南蛮”直接称为“苗蛮”。经夏朝四、五百年的发展，至商朝之际，处于“南蛮”的九黎，三苗后裔又逐渐在荆州一带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部落集团，这就是史籍记载的“荆”、“荆蛮”、“蛮荆”、“荆楚”。《毛诗正义》载，“蛮荆，荆州之蛮也”。“荆蛮”是苗族历史上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在此期间，有“商师征荆蛮”，周昭王、周穆王亲伐“荆蛮”。周宣王派方叔率师伐“荆蛮”、“荆蛮”因势力不如朝廷军队，战败后臣服于朝廷。到了战国时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之后，国力日益强大，逐步打败了其它六个诸侯国，公元前223年灭楚。秦灭楚后，作为楚国的主体民族苗族先民向西、向南迁徙，进入武陵山区。正如历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说：“秦代吞巴、并蜀灭楚，于是川湘鄂的诸蛮，入深山穷谷之中，与鸟兽处，不肯投降，但他们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其族类繁衍”。
“荆蛮”长时间远距离的迁徙分流大致按三条路线展开：一部分由湘西进入贵州、四川东部、南部；云南东部、南部；广西西部，以黔、湘、川、滇、桂交界的山区为中心，形成如今的苗族。一部分由湘南越城岭，进入粤北和桂北，活动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山区，结成了稳定的共同体，即为瑶族。还有一支由湘南东迁进入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聚居，结为畲族。（石朝江《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
第四次大迁徙（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灭楚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九黎、三苗、南蛮等苗族先民逼追离开江汉平原、两湖地区迁入武陵山区，史籍称之为“武陵蛮”。秦朝、西汉时期，僻处山区的“武陵蛮”有了一段休养生息的稳定发展时期。到西汉末年，“武陵蛮”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引起封建王朝的注意。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汉武帝派武威将军刘尚率一万余人溯沅水入武陵镇压。因“山深水急，粮少兵单而无功而返”。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伏波将军马援自告奋勇前往征讨，因天气酷热，瘟疫流行，士兵病死甚多，马革裹尸的马援将军也病死于军中，朝廷不得不招抚“武陵蛮”。由于东汉朝廷的镇压，加之三国战乱，社会的动荡，后来西晋、南北朝的征讨，这些战争给武陵五溪地区的苗族带来了沉重灾难，造成了大批苗族人流离失所，向武陵五溪地区以外迁徙。一部分从武陵山脉的北端向西进入贵州北部、中部和川南；一部分沿沅水而上，经湖南西南部深入贵州东南、西南和广西境内。湘西苗族流传的《迁徙歌》和史诗《休巴休玛》都反映了这种迁徙的走势。
第五次大迁徙（元明清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苗族先民主要居住在湘、黔、川、桂等边远山区。秦汉时期征讨失败，朝廷采取安抚政策，苗民的“内附”，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孝文帝改革，中原人的南迁，加速了民族大融合。唐宋时期， 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石朝江先生在他的专著《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一书中说：“唐宋后，长江中游江汉和江淮间的苗族，再未见诸史籍，极有可能是与当地汉族融合了”。但是到了宋末金兵南下。元末、明末的农民起义，社会的历史更替免不了战乱与兵祸，苗族人民也卷入了战争之中。元朝城步苗帅杨完者奉命调率十万苗兵，驰援江浙和安徽一带，后杨完者遇害，部分溃散，不少苗兵因此流落江浙一带。如：明朝莫宜峒李再万、沅州李天保农民起义，城步籍明朝开国功臣沐英镇守云南有功，追封黔宁王。由于战争和频繁征调，元明清时期聚居于武陵、五溪地区苗族，继续向西迁徙进入贵州原夜郎牂河境内，由贵州又继续向云南各地迁徙。一支经黔西北威宁入滇东北。一支经安顺地区由黔西北兴义等地迁往滇东南（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滇南。一支经四川南筠连、叙永等地南下进入云南东北威信彝良等地。有一部分苗民由广西迁入海南和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人类大规模的迁移无外于两个因素，天灾人祸。从上述苗族先民的五次大迁徙来看，并非天灾，其核心原因是人祸。炎黄两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禹灭三苗国，商周征伐“南蛮”、“荆蛮”；秦灭楚；两汉至唐宋时期，封建王朝对“武陵蛮”、“五溪蛮”大规模军事行动，都是因战争、战乱、战祸迫使苗族先民离开自己故土，向别处谋生。而每一场战争都是部落首领或国家元首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利益、权势而发动的，其罪魁恶首是阶级集团的领导者。也充分体现了人的动物性或者说人类的自然属性，越是无道无德的领导者对人类的破坏力越强。“二战”时期的希特勒、日本天皇，就是制造世界灾难的始作佣者。所以我们先贤圣人提倡道德，施行礼仪，制定法律来教化人、管理人，使其向善。以求儒家的“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道家的“人与自然和谐”；佛家的“般若智慧”——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如果人类不通过文化、文明、礼仪的教化，法律的约束，与禽兽无异，人的恶性、劣根性就会得到充分张扬。市场经济下的“黑恶势力”，这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英国学者达尔文先生在《物种起源》中所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规律，人类社会“落后挨打”发展规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现代科技的进步，一方面是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可以说是毁灭人类。尤其是当今军事科技发展，各国军备竞赛，生化武器、核武器、核潜艇、航空母舰......都是人类的杀手，人类将会被自身所毁灭。
从苗族先民的五次大迁徙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从中能感悟到点什么？有什么样启示？苗族是中华民族的母体民族，七千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悲壮的苦难史和迁徙史。苗族子民自从蚩尤英雄时代过去之后，就是一部被“异族”排挤、驱赶、追杀的历史。每开垦出一片沃土，建立美好的家园又被异族所霸占，不得已又迁移，走进深山更僻的地方，为了生存不断地开辟新的根据地。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民族融合来说贡献是巨大的。苗族是一个自强不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民族。英勇抗争，永不言败的精神；勤劳勇敢、开拓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后辈人深思与传承。
三、苗族第六次大迁徙初探
关于苗族先民迁徙问题，在许多著作里都有过论述，例如：伍新福研究员的《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年11月第2版），石朝江研究员的《世界苗族迁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华文出版社），但尚未查到苗族五次大迁徙的说法是谁首先提出，出自于何书何文？至于苗族的第六次大迁徙，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尚未有如此提法。石朝江先生在他的专著《世界苗族迁徙史》、《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对于东南亚苗族因20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越南战争，从而逼迫迁往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德国、阿根廷等国的跨大洲、渡大洋的迁徙，有过论述。可视为第六次大迁徙。中国的苗族，从此就成为了世界性的民族。地球上除非洲之外，遍布了欧洲、美洲、大洋洲。这是苗族地域性格局的重大变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值得探究。
（一）东南亚苗族迁徙的历史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人民渴望的和平并不能如愿以偿，反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挑起朝鲜战争，后中苏也间入其中。1953年7月，在板门店，朝中与美联合国军签署了停战协定，以美为首联合军失败而告终。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又策划了长达十余年的越南战争。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越南被临时分为南北两部分，北越由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执政，南越由亲美的吴廷琰领导，双方都希望实现统一，冲突不断升级。美国为了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大力支持南越，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希望南越打败北越。当时两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则支持北越的越共。1960年，美国开始介入越南战争。在此期间，美国看中了老挝的苗族将领玉宝，美国中央情报局代号为“比利上校”特工，几经波折找到了王宝，除了答应王宝提出的由美国提供武器、食物和医疗支援的要求。“比利上校”还向苗族首领王宝承诺，如果能赶走北越军队，美国今后将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如果失败也会帮助苗族人安排“新自勺居住地”。王宝答应支持美国，被中情局任命为“特种部队”司令。老挝苗族武装自此开始卖命帮美国打越南战争，而这场美国的“秘密战争”一打就是十五年。1968年，北越发动了春季攻势后，美国逐步从越南撤军，1975年，北越占领西贡，越南统一，本来越南的南北分裂，为了统一的国内战争，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而介入越南内战，最终把局部冲突升级为越南战争，并以美国失败而告终。在越战中，王宝经不住美国人的诱惑，帮美遏制巴特寮组织和打击北越。战争结束，王宝惧怕老挝政府的报复。王宝“特种部队”及其家属和一部分苗民（10余万人）先后逃离老挝，涌入泰国难民营。泰国不堪重负，要求联合国协调解决，美国理亏，无奈带头接收苗族难民。同时，动员其他盟国接收，开启东南亚苗民十几年迁徙的历程。
（二）东南亚苗族迁徙的分布状况与历程
1.迁徙美国
越战失败后，一方面迫于国际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1975年12月，王宝流亡美国，王宝身边的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共3466人来到美国，美国先后接纳了九万余人，到现在，美国苗族约有36万人，主要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得克萨斯州、乔治亚州等十几个州都有苗族人居住。在美苗族的居住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且都居住在城市。
2.迁徙法国
1975—1980年，法国先后吸纳老挝苗族难民约1.3万人，大部分留在法国，一部分被分散安排到法属圭亚那，法国的苗族分散居住在巴黎、布尔日、里昂、尼末等城市，由于分散居住在众多城市，法国苗族很担心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保护本民族文化，如：苗族服饰、说苗语、过苗族节日、举行苗族同胞聚会等。法属圭亚那的苗族主要生活在卡考和加沃黑这两个村寨，各有1000多人，现在法属圭亚那苗族约九千人。
3.移民德国
1979年11月，泰国难民营有10户苗族家庭移居德国，1980年后，又有一些苗族家庭先后从泰国难民营飞往德国，现在，德国苗族约有300人，主要居住在噶玛廷根和斯图加特。
4.移民澳大利亚
20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第一位苗族人类学家加利•伊阿•李和苗族医生宝•夏阿考的引领，大约4000多苗族难民移居澳大利亚，后来成立了属于自己的澳大利亚苗族协会，在澳大利亚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可以看到苗族的身影。60%的澳大利亚苗族人拥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大多就业于低薪部门。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约200苗族人移民至新西兰。
5.迁徙加拿大
20世纪八十年代，约五十户苗族人从泰国难民营迁徙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2000年发展到70多户，加拿大苗族中约有56%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超过80%的人拥有固定的职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
6.迁徙阿根廷
1979年12月，约十户苗族难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年1月约14户苗族难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共二十四户家庭，150余人。目前阿根廷的苗族有300余人，居住相对比较分散，苗族传统文化濒临消失。
（三）苗族第六次大迁徙后的思考
七、八十年代，因越南战争，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等国十万余苗民不得已迁徙到美洲的美国、加拿大、阿根廷；迁徙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迁徙到欧洲的法国、德国。迁徙的地域跨度大；人口多，十万余人；时间长，花了近十年时间。由此可见，这是苗族历史上的又一次大迁徙，故把这一史实称之为苗族的第六次大迁徙。苗族第六次大迁徙，因地域分布广、散居在不同的洲，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加之人口分散，让人担忧的就是苗族的文化、文明的传承。苗族的语言、歌谣，苗族的服饰衣着、家居建筑、饮食习惯、民俗民风等等，能否在不同的国家传承，能传几代人？我们国内的苗族后代都有“汉化”的现象，家居国外的苗族同胞不出三、五代会不会被“洋化”，令人担扰。国外的苗族人民如何传承和发展苗族文化、苗族文明，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能让我们苗族人民因离开了“故土”而忘了本，成为了“洋人”。
苗族，是中华民族两大母体民族（“东蒙”、“西羌”）之一，源于伏羲氏后裔的“东蒙君子国”。自从苗族祖先蚩尤与炎黄涿鹿之战后五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基本上处于一个不断迁徙的过程。苗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一个受欺压剥削的民族，是一个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民族，是一个勇于创新，奋斗不止的民族。这就是苗族的精神实质，也是我们苗族后辈学习的榜样。当今，我们苗族同胞以贵州为大本营，主要分布在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西南地区。西南地区相对全国而又是一个地处偏僻落后内陆地带，交通欠发达，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正如我国当前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论述一样，西南地区与东部、东南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西南苗族地区是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我们苗族同胞要与其它兄弟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学习先辈们百折不挠、勇于开拓创新，奋斗不止的精神，把我们西南地区的农村早日振兴，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2025.5.18）
【参考文献】
1、石朝江《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华文出版社
2、石朝江《世界苗族迁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
3、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4、百度百科词条 越南战争 王宝
【作者简介】萧大元（1966－ ），男，苗族，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塔溪中心学校）。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苗学专业委员会会员，湖南省苗学会会员、湖南省民俗协会会员、邵阳市诗联协会会员、城步县政协文史委研究员。撰写教育教学论文数十篇、多次获省级奖，苗论文二十余篇，多次获省级奖，多篇发表于省级刊物，诗联作品散见各地刊物及网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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