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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两大功能：促进人的发展和促进社会发展。理论上讲，前者是本体功能，后者是派生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通过本体功能得以实现。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两大功能未必遵循理论逻辑，而是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这既与中国的传统有关，也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有关。就传统而言，中国教育注重经世致用，一向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包括国家治理的功能。《学记》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大学》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先哲把“教育”与“治国”结合起来看待教育的功能。
就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看，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近代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从“站起来”到改革开放的“富起来”，从“富起来”到新时代的“强起来”。与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密切相连，教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从“教育救国”“教育立国”到“科教兴国”，再到“教育强国”。不同历史时期，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不同，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的社会功能，对于厘清教育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逻辑，正确认识教育强国的价值逻辑和实践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救国”：一种未能实现的梦想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也较为封闭。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和民族陷入危机之中，内忧外患，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任务。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等各种救国方案相继出现，教育在各种救国方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近代中国的“教育救国”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使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家们深深体会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李鸿章在奏折中指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有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心。”西方列强强在技术，要制夷，必须学习西方技术。魏源也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只有善于学习西方的长处，才能实现制服西方的目的。因此，洋务派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
但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靠器物层面的学习救不了中国。因为“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关键是“人不如人”。张之洞指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张之洞是最早主张“教育救国”的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也坚持“教育救国”的主张。康有为指出：“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中国自强应“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把“开民智和育人才”作为拯救中国的第一要务。严复同样是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他指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他提出教育就是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胡适也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鬼”）是中华真正的“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
“从晚清政府的洋务派到维新派，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家到实业家到教育家，很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宣传、接纳或实践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黄炎培、张伯苓等一批教育家投身于国民教育、职业教育、实业教育、平民教育、科学教育等教育救国行动中，教育救国运动全面高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生活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试图改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以乡村教育的普及实现乡村社会的改造。
在国将不国的民族危亡时期，教育的任务只有救国。但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前提下，在不推翻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依靠教育完成救国的使命，缺少实现的可能性。针对严复的教育救国思想，孙中山指出，若用渐进的教育改良主义，“侯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人寿几何，改良主义来不及，因此，孙中山提出“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倡导革命主义。针对胡适的教育改良论，李大钊也指出，要使中国社会得到彻底改造，靠教育去点滴改造社会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中国要从根本上改变落后、贫弱的面貌，不是靠教育一点一滴地改良，而必须通过革命，在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很多教育救国论者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其思想也从最初的社会改良派转为革命派，认识到教育救国论的不足。李大钊认为，教育是一种工具，“不改造经济组织，但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中明确批评了各种教育救国论和“先教育后革命说”，认为“教育在革命进程中有它的地位，就是可以作为革命的武器之一，……在革命的总纲领总任务之下，尽它的一方面的作用”。所以，“要把教育视为革命力量的一个方面军，在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肃清封建势力的革命任务之下，向着革命胜利的方向走去”。毛泽东早年也曾主张“崇教育以培国本”，具有教育救国的思想。1920年底，毛泽东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深深意识到“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者觉悟”，“理论上做得到，事实上做不到”。
马克思主义正确分析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教育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不仅受制于经济，还受制于上层建筑。换言之，是经济和政治决定教育，而不是相反。所以，在不改变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教育救国违背了政治经济决定教育的客观规律，颠倒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不可能成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教育救国看到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之所以提出教育救国，就在于教育能够改造人性、提升国民素质，通过开民智、新民德、育新人，来拯救国家。固然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教育救国不可能成功。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教育救国论强调对民族素质的提升就具有了现实条件，这对于新时代的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教育立国：助力于中国“站起来”
教育救国思潮在五四运动后达到了高潮，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认识到教育不可能改变政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政权。因此，暴力革命是救国的唯一途径。随着这种认识的产生，教育救国思想逐渐被革命救国所代替。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对于新政权的建设和政治制度的巩固都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为革命和战争服务，为建设新政权服务。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和新政权。革命救国不否定教育的作用，教育作为革命的武器、斗争的武器，服务于革命的需要，付诸革命行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因此，教育围绕着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通过平民教育和干部教育，成为革命救国的一部分，在服务政治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指出：“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思想”，工会应该成立工人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予以解散或改组”。学校的任务是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在实践中实现共产党思想。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普及教育”，为劳动人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实现教育民主，使教育为民主革命服务。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了《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提出“必须要继续争得童子团的领导，使广大的劳动儿童在共产主义的影响下组织起来，教育成为无产阶级争斗的后备军”。共青团应该“引导青年群众参加党领导的一切政治争斗”。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要“加强党员群众的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共产党过去几时期的经验”。从党的一大到六大，党提出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围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加强对党员、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教育是政治教育，是党的政治宣传和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
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苏维埃的任务是革命战争第一、军事第一。要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办教育。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教育政策是发展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一种武器。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二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苏维埃的基本任务是革命战争，是动员一切民众力量去进行战争”。为着革命战争的需要，为着动员一切民众加入伟大的革命斗争，苏维埃文化教育就“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群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根据这一教育方针，苏区改造旧教育制度，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掌握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大力发展工农群众教育，使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确保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开展红军教育和干部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使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
1937年，全民抗战开始后，抗战是第一要务。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发出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号召，明确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其中第八条“抗日的教育政策”就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围绕着战争的需要，广泛发动民众，开展民众教育、社会教育和国防教育，废除不必要的课程，教授战争所必需的课程，满足抗战的需要；开展干部教育，办抗日军政学校，培养大批抗战干部；实施普及的义务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学生，开展武装训练。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性质上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所谓“民族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所谓“科学的”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一致”；所谓“大众的”，也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因此，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教育。
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正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也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教育方针，目的在于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稳定之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虽然这里表述的是教育方针，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目的。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将这一方针与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合起来表述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作为统一的教育方针，一直使用到改革开放初，1978年正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教育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同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定位。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为革命斗争和战争服务，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因此，重视发展的是工农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等非正式学校教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教育为政治服务，使教育回到正常的轨道，发挥教育的政治功能。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活动，受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制约，同时，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为政治经济服务。所以，教育受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制约，阶级社会的教育具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反驳资产阶级的指责：“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预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教育为资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教育政治功能或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表现。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教育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主要是引导人们认识和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其服务方式不再是直接参与政治斗争，而是通过培养人服务于政治，如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把无产阶级思想观念渗透到课程教材和教育教学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觉悟，培养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最后错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四人帮”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演变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教育成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学校成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舞台，用非教育的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冲击教育，破坏正常的教育秩序，使教育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也是教育的重要政治功能。“文革”时期以服务政治为名，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扭曲、一种“病态”的服务。
科教兴国：助力于中国“富起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果断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放到了发展生产力，教育也由此定位于为发展生产力服务。但如何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呢？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要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必须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正是因为基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的认识，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科技与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位，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995年5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江泽民重申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要求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充分发挥科技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科教兴国战略”是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具体化举措，由此成为教育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针之一。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让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9年，江泽民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地位”。所以，在科教兴国战略下，确立了教育的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地位，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
重视教育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也是教育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所在。马克思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所以，教育能够生产人的劳动能力，把可能的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但历史地看，教育生产人的劳动能力，受生产力的制约。当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劳动中技术含量低，人的劳动主要是靠体力，教育对生产人的劳动能力的作用就比较小。但现代社会是科技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增长建立在知识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就更加直接地表现出来。教育成为一种生产性投资，人力资本理论成为科教兴国的重要依据，凸显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要发展，教育必先行，教育的发展先于经济的发展。
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也是教育经济功能的体现。但在教育发展过程中，过度强调为经济发展服务，出现了教育迎合经济发展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教育市场化，以经济的逻辑、市场的逻辑代替教育的逻辑，忽视了教育自身的逻辑，容易导致教育的失身。正如鲁洁教授所批评的：“我们的教育，是在不断迎合经济市场、在和市场的调情中失去自我。教育所要满足的不是人之发展的需要，所遵循的不是教育自身的规律，而只是市场功利的需要，在较多的情况下，人们是在用市场的逻辑来操纵教育的”。教育由此陷入了功利主义，成为个人谋生的手段、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导致了在服务经济发展中的教育扭曲。
教育强国：助力于中国“强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必先强教。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建设教育强国。
教育强国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是以名词形式出现的。2010年7月，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这一思想写入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这是党和国家的文件中首次出现“教育强国”的概念。与“教育大国”相对，教育强国是指国家教育之“强”，不只是“大”。从此以后，“‘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就成为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美好愿望和奋斗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建设教育强国定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努力”的号召。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时间表。党的二十大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统筹谋划，要求“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可见，党和国家的文献中把教育强国作为名词使用，指教育强大、强盛的国家。关于教育强国的内涵，有学者指出，教育强国是指“教育综合实力、教育创新能力、人才培养和教育服务贡献能力、教育治理能力、教育国际竞争力和教育影响力强大且显著的国家”。也有学者从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服务和教育保障等四个方面理解教育强国。有学者提出了教育强国的六个主要标志：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教育体系，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进入第一梯队，高等教育文化程度者规模世界第一，人力资源开发进入高层次阶段，中国将成为世界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更加成熟。目前一方面研究教育强国的内涵和指标，一方面研究如何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
“教育强国”除了作为名词，反映国家教育强盛的程度，还可以作为动词，回答“教育何以能够强国”。“教育何以强国”也蕴含着“什么样的教育能够强国”。当然必须是强的教育，弱的教育肯定不可能强国。所以，动词意义上的教育强国，以名词意义上的教育强国为前提，以教育之强实现国家强盛之目的。
因此，教育强国有两个含义：作为名词，指教育综合实力强大，培养能力雄厚，具有全球性教育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家；作为动词，是指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全面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使国家更加强大、更加文明、更加富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人力、智力支撑与道德、价值引领。教育强国两个方面的含义相辅相成，内在统一。本文主要强调动词意义上的教育强国，回答教育何以强国，以何强国。
第一，教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包括教育强国。因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世界上的强国，无一不是教育的强国。改革开放之后，基于中国“富起来”的需要，不断提高教育的地位，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作为国计民生之大事。新时代以来，基于强国建设的需要，把教育视为“党之大计、国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所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教育全面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教育救国、教育立国强调为政治服务，科教兴国强调为经济服务，教育强国的服务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教育能够生产劳动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物质文明和生产力的发展；教育体现国家的意志，通过传播政治意识形态，促进人的政治社会化，培养合格的国家公民，推进社会民主，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教育通过文化传承、选择、交流，促进文明借鉴和文明发展；教育培养人的文明习惯，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教育培养人的生态意识，形成绿色生活习惯，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全民生态文明素养，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教育通过促进“五大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第三，教育强国的关键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回顾教育救国、教育立国、科教兴国，可以发现，救国、立国、兴国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科技和人才。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教育强国把教育、科技、人才统筹谋划，共同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三者密切相连，成为“三位一体”的强国战略。
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教育不仅可以生产新的科学技术，而且通过创新人才的培养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是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引擎。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没有一流的创新人才，就难有创新性科技成果，难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科技自立自强，人才是根本。但人才是通过教育培养的，教育必须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可能促进科技的创新和发展。所以，科技、人才、创新都以教育为根基，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只有三者统筹推进，发挥集聚合力，才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教育是人才强国的基础。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人才是强国的关键。不仅指拔尖创新人才，也指广大人民群众。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里变成废纸一堆，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所以，强国的根本不在技，而在人。不同于教育的政治立国、经济兴国，教育强国的根本在于育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强国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此乃教育强国之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