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廖静仁，男，汉族，1955年生，国家文创一级，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五一劳动奖得主，全国第三届青创会、第八、第九届文代会代表，湖南省文联委员，湖南省作协理事等。曾先后历任政协安化县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安化县委机关报《安化报》总编辑，《康乐园》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湖南统一战线》杂志社执行主编，《湖南作家》杂志社社长，《财富地理》杂志社社长及省文联企事业文联秘书长，驻会副主席等，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并入选《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著作有散文集《纤痕》《风翻动大地》《境界》《湖湘百家文库散文方阵.廖静仁卷》《廖静仁散文选》(上下卷)和中短小说集《门虚掩》（上下卷）及长篇小说《白驹》《廖静仁文选》等十余部。作品多篇被翻译成英、法及收入文学大系和多种选本及教辅等。

家族画卷（三题）

廖静仁

父 亲

       许多篇文字中都写过父亲，那是我精神意义上的父亲。

       我父亲其实是胆小怕事的人。有一细节可以证明：那是他第一次作父亲的时候，母亲坐月子要吃鸡，只能是由丈夫动手了。可笑的是，我父亲把鸡抓到手里去拿菜刀时，尽管把舌尖咬得发紫，手却打摆子般颤抖不已，结果是把刀拿到手中，鸡早逃之天天了。那年，我父亲22岁。从此，他被终生剥夺了杀鸡权。

       但父亲毕竟去当兵了。那是我有了姐姐和哥哥的1948年。那时解放战争基本结束，父亲参加的是地方武装兵团，叫做：“湘中剿匪纵队”。在纵队里当医务兵。一年时间过去，全国解放了。父亲的部队又转到抗美援朝的正规军。在朝鲜战场上，父亲还立过二等功，被提拔为上士班长。当然是卫生班，没有握枪打过仗的。也幸亏是卫生班，如果是上前沿握枪打杖，那双连杀鸡也发抖的手，不知握枪是什么样子。好在父亲从来就不喜欢炫耀自己的当年勇。或许是就根本无勇可言吧。包括他在朝鲜的那段经历，也一直没有向我们提及过。

       我未出生时，父亲就已转业到了地方，是1955年转业的，第二年底，母亲就有身孕了，第三年9月，这个家庭中，就多了一个叫做“静仁”的成员。父亲是转业到地方卫生院的，听说最初是羊角卫生院，再后来也就是1961年，父亲才到了江南区卫生院，并且担任院长。这算是小小的一件喜事，我父亲一辈子最大的“官”也就是当到这个区卫生院院长止。虽然他的医术在地方上算得上是出类拔萃，而且精于诗词，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然而也就是在那一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悲不已的事——我那担任国家教师的母亲抛家弃子走上了黄泉路。

      大凡一个家庭，多是靠做母亲的撑起来的。母亲死了，就等于家庭残缺不全了。这对我父亲的打击很沉重是无须言说的，不能仅仅用一句“中年丧妻，痛不欲生”所概括得了。且不说别的，单说生活负荷，就已全部落到了我父亲一个人肩上。那年月，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代，买一个鸡蛋也要一二块钱。住在江南小镇吃国家粮的我们哥兄姐弟（弟弟才岁半）四人，再也无法度日子了。出于无奈，父亲只好把我们送到了乡下老家井湾里。老家的主要亲人，就我祖母一个孤寡老妇。好在我祖母身体还算过得去，把房前屋后的空地全种了南瓜、芋头什么的，也能够弥补粮食的不足。

       父亲当然没有把我们一送了事。每每在星期天，父亲就会为我们送一些食物来。江南小镇离我们老家有15里路程，父亲总是肩背手提的。他常在外面出诊，自己那份口粮就省下背了回来；手里提的是个小木桶，木桶里盛着米豆腐。也只有米豆腐最廉价，两块来钱可买得满满的一小桶，和汤和水，填肚子可饱食好几餐。那时，我姐姐已15岁了，哥哥也有了13岁。每每在星期天的那日，姐姐和哥哥就会到村口去接父亲。可惜那时我年纪太小，无法感受父亲是何心境。现在想来，若是换了我是父母那时的境地，一定会觉得活着不如死了来得痛快。当然，这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看法，如果父亲真的死了，又会有我们这些后来者么？还是不说那些伤心事吧。

       记得父亲是不会做农活的。尽管不会做，但眼看着祖母一个白发老妇挖菜园地，父亲就忍不下心，只好抢过锄来。分明看着他是咬着舌尖使劲挖下去的，可锄头一接触到地面，就不见有什么力度了。因此，就总是要在一个旧锄头眼里挖好几次，才能翻得动一小块泥土。半天下来，地是翻了一小片，但弄得一身汗渍渍的，眉梢嘴角鼻尖上尽是泥土，一双手掌满是血泡，转身一看，所翻动的一小块地又尽是数不清的脚板印，比没有翻的地松散不了多少。父亲就苦笑着摇了摇头，并且还会游丝般地叹息一声。

       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胆小怕事的父亲，何以会有那么顽强的生活勇气呢？

       尽管父亲什么农活也不会干，却又什么农活也难不倒他。比如烧火土灰吧，那是农活中难度最大的。之所以难度大，因为那需要技术。在往年，祖母施南瓜、芋头之类农作物的火土灰全是请邻居家的老农掌管烧的，父亲、哥哥和姐姐只帮一帮忙，当下手。不过父亲对此很感兴趣，总是默默看人家怎样起堆，怎样铺茅柴，怎样盖草皮……但是那一年的一天，当然是星期天，父亲却突奇想，说要自己亲手掌管着烧火土灰。他把由哥哥姐姐平日挖来的树蔸一个个嘴对嘴合着起好堆，又到后院的屋檐下去把茅柴一捆一捆扛过来解开，再一层一层地铺在起好的堆上。说也奇怪，那时还是春头上，可茅柴底下却发现有两条蛇扭在一块，像少女织成的长辫子。父亲当然无奈，他是连鸡也不敢杀的，打蛇就更不敢动手了。不知是觉得奇怪呢，还是吓得呆了，他站在那儿，痴痴地看着，连粗气也不敢出。直到后来那两条孽障怕是感觉到了早春的寒冷，才分离开来，悄无声息地溜之大吉了。这件事父亲从来未跟我们晚辈提及过。是若干年后，才偶然告诉我们的。祖母还说，春头上看见蛇“相夫”是很不吉利的事。果然，那年父亲被调到龙塘乡卫生院，先是被免去院长职务尔后又下放到该乡一个偏远的茶场改造，既吊牌子，又戴高帽子，还敲打着破罐子游行……罪名是走资派，是反革命医术权威。

      在历史的长河中，十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那场运动终于过去了。父亲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平反，只是平反了的父亲并未见得有什么喜悦之色。他已是老态龙钟的一副模样了，错过了喜形于色的年龄。也应该是，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人生磨难，父亲是有理由把许多事物看得很淡的，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缘故吧，父亲坚决拒绝了落实政策给他的院长职务。他只管治病，一心一意地给患者治病。

       那已经是1977年了。准确地说，是1977年古历二月的一天。那时，我已经算得上是全劳力了。在乡办企业的基建队做泥工。那一日，阳光真好，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无边的空旷使人目眩。我正躬着身子在砌墙，耳朵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静仁！静仁！”一抬头，是我父亲来到了我的面前，他那天并不见得有什么异样，同样是一脸慈祥，见我望着他，就说：“我想买一件绒衣，跟我去试一试吧，今后你也好穿哩！”前面就是供销社，同父亲一起下了脚手架，四十余步就走到商店的柜台前了。父亲要过一件蓝色的绒衣，自己穿上，又脱下，再递给我，说：“看合身不？”果然合身。奇怪的是，父亲是骑自行车去龙塘卫生院的，看着他骑上车，那老态龙钟的瘦削背影便渐渐地消逝在远方了……这样的时候，心里就不禁一酸，想：我虽然是近20岁的人了，但真正地与父亲相团聚的日子其实又并不是很多的，就是偶尔相聚在一起，父子间也很少谈些什么。儿子在父亲的眼里，也许还是个小孩吧。

       现在想起来，父亲是有了某种预感的。

      他走后不到半个小时，噩耗就传来了。我还正在脚手架上边砌墙边哼着小调，乡中学的一位总务老师满头大汗地闯进了工地：“哪一位是廖医生的崽呀？”这急切的呼喊声当然就使我大吃一惊，忙答应：“是我，有么子事吗？”果然是大不幸的事从天而降。他告诉我，父亲在前面不远的一个坡段上出了车祸。幸亏一辆长途客车路过，已把父亲抬上车，径直送往县人民医院去了。那位总务老师刚好是出差乘客班车回学校来，他是认得我父亲的，父亲断断续续地告诉他我所在的工地，便昏了过去……

       我知道事情不妙，待我以最快的速度骑车赶到县人民医院时，父亲已上了手术台。他的头部隆肿，一头枯槁发丝已被削去，鼻孔里伸出来一根长长的氧气管……我机械地走近手术台，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这也算是父子间的一种交流吧。突然就记起父亲说过的关于死亡的话来：“人总是免不了会死的。活着时，抓紧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尽量做到不欠人家的么子就行。”这是前不久父亲与一位老者道闲谈时说的。双方都显得宁静。父亲此时也很平静。可以这么说，母亲是父亲亲自送上山去的，儿女们也都长大成人了，他该给这个世界的，这世界已经得到了。父亲没有欠人家什么了。

       医生走了过来，把一份卡片递给了我，叫我签字：“你父亲是脑震荡，头部血管破裂，只有打开颅骨做最后的争取了。”他当然是从举止中得知了我的身份，对我说话时，是一种无力回天的语气。

        父亲终于没有被救活。

       傍晚的阳光透过窗玻璃，静静地落在床头，给死者的脸上添了一些红润。一只白色的老鼠在手术台下窜来窜去，自由自在的样子，无忧无虑的样子。

        父亲生于1919年。享年58岁。

母 亲

      母亲的形象在我的印象中很是模糊，尤其是她的死因更像一个谜团。

      依稀记得1961年的一些片段。那年我四岁，好像是在初夏的夜晚，很深沉的夜，正是梦中的我突然被姐姐的抽泣声惊醒了。

        姐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哭泣呢？

       我是无法忘记那一场梦的。母亲一手抱着才两岁的弟弟，一手拉着我，从江南小镇的横渡码头一级一级矮下去。码头是青石条的，光滑可照人影。完全是和往常一样，哥哥和姐姐早已登上了渡船，拍着手招呼我们快到船上来。他俩都是少先队员了，江风掀起红领巾的一角，飘呀飘的，很美的一种境界。是姐姐接弟弟上船的。母亲空出了手来，将我抱起，轻轻一托，我和母亲相继登上了船舷。晃晃荡荡中，船开了。

       船开了，我的梦也断了。

       睁开惺忪的眼睛，满目是狼藉的景象。姐倚着床沿边抽泣边摇着母亲的双肩，哥哥也起床了，赤身裸体，在姐姐的身边直跺脚，只有不懂事的弟弟趴在母亲的胸前东张西望。母亲的脸色惨白着，静静地躺在床上，完全是那种隔世之感的冰冷态度。我们上床时母亲还是上好的一个人，她安排我们姐弟先睡下，说她自己还要批改学生的作业……四岁的我仿佛在骤然间猛长了几岁，脑海中就迸出了“母亲死了”这一念头来。也就是念头刚闪现，我便跳了起来，推开弟弟扑进母亲的怀里，大声地哭喊着母亲……

       母亲是死了，父亲没有在她身边。

       印象中，母亲那几日的神情有些恍惚。好几回，菜里忘了放盐，是馋嘴的哥哥最先发现的：“呃呀，菜里没放盐呐！”母亲就二话没说，复又端菜去回了一次锅，可分明是该加盐的，不知怎么却把油罐拿在手中了。姐姐就忙去替代母亲，她将油罐放回原处，再把盐罐拿过来……

       母亲原本是那种开朗火爆性格。可长期与玩童打交道，也就造就了她凡事让几分的压抑心理。可近几日来母亲是有些反常的。老发闷脾气，有一回，哥哥的家庭作业没有完成好，母亲扬起手就打了他一耳光，我们哥兄姐弟是父亲娇惯了的，尤其是哥哥的性格像牛一样的犟，拿他发泄，就忍不住这口气：“打吧，你打吧，就让你打死算了！”母亲又是两个耳光扇下来，结果是，犟牛一样的哥哥傻着眼没有哭，母亲自己却哭了。

       想想，是不是因为那几日父亲没有在家的缘故？可往日父亲也常常外出，母亲从来都是很宁静地对待这一切的。

       家里发生了大不幸的事。在县里开会的父亲闻讯赶了回来。办完母亲的丧事后，整整两天没有沾一点饭食茶水。是第三天早上吧，父亲强打着精神起床了。他把我们哥兄姐弟喊到一起，用商量的口气对我们说：“母亲已经走了。父亲撑起这个家是有难处的，送你们到老家祖母那里去，好吗？”姐姐含着泪率先点头，哥哥也点头，我也跟着点头，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江南小镇，来到老家井湾里。

       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的形象又在我脑海里鲜活了。

       母亲出身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也上过新学堂，是当时少有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一成员。母亲是读新学时认识父亲的。他们是同学，我在写父亲的那篇文字中就记叙过，父亲是很少言语的，给人的印象无疑就很诚实、很可靠，加上他善诗词，写得一手好文章，这就会很惹有眼力的女子注意了。他们是当时很少的自由恋爱中的一对。

       我们家在当时是很有声望的。曾祖父是廖姓家族的族长。父母亲结婚办得很体面是情理中的事。可那一天也发生了小小的意外。母亲从花轿中下来，被接亲的人搀扶着走时，竟还时不时挣出手来掀起顶着的红纱巾头盖看外面。这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所指的意外是新郎新娘双双跪着拜天地公婆的时候。父母亲婚前就曾多次携着手到双方的家中走动过，与彼此家里的长辈及晚辈都有过接触，加上母亲又是一位性情开朗不拘小节的新型女子，对婚礼上的这一套虚假礼节从内心就感到可笑。双方正拜天地时，母亲居然咯咯笑出声来，并且没待新郎揭头盖时，自己就把那遮住视野的红纱巾给摘下了。燃烧着红蜡烛的堂中顿时大哗。有人当面指责：“还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子呢？疯疯癫癫的，一点教养也没有。”把我那胆小怕事的父亲闹得一脸窘相。

       母亲的骨子里确实是一个不会作假的人。

       那时，父亲已跟人学医了。学的是中医，他常常要跟随师傅跑江湖。母亲是个爱热闹的人，独个儿在家里闲不住，就总喜欢找人家说话或帮人家做事。我们家请了个长工，名叫王正来。说是请，其实并不确切。王正来是讨米来我们村的，曾祖父见他诚实忠厚，就收留了他，还给了他两间房子，为他娶了个婆娘。王正来比我父亲要长几岁，父亲和母亲都称呼他“正来哥”。父亲不在家时，母亲就常去陪正来嫂。那时，正来嫂已经有了身孕。母亲脱脱洒洒一个人，手脚正闲得难受，就几乎是把正来嫂家里的家务包了起来。祖父和祖母，包括我那权威十足的曾祖父在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一方面，他们知道母亲的性格不是那么容易驯服的，说也没有用；另一方面，那就是他们已经看到了大趋势，这个盛极一时的家族已接近衰败了，让儿媳妇学着做一做家务也有好处。母亲是没有什么事瞒着父亲的，她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父亲时，父亲就笑了笑，也不发表任何见解。

      这一切，是我们来到井湾里后，正来婆（我们称正来伯娘）说给我们听的。她说起这些往事时，无疑是怀了一脸感激之情。正来伯娘还告诉我们：“你母亲其实是很能吃苦的。”

       我们自然相信。

       1948年，父亲出去当兵了。那时，母亲刚生下哥哥，正坐月子。父亲外出了，一去就是五年，况且，父亲走后的第二年，家乡就搞起了土地改革。我们那样的家庭，自然是土改的对象无疑。好在母亲是公认的军属，又已和祖父祖母分了家，她那些嫁妆和其它财产才没有抄走。不过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就明显地不如以前了。曾祖父、祖父作为地主被看管起来。我母亲一个妇道人家，既要下地耕耘播种，又要带着两个儿女，苦是一定的。

       直到父亲转业到地方后，母亲才被照顾参加工作，担任乡村教师。那一段时间的生活经历，正来伯娘当然就无所知了。父亲和母亲也没有跟我们讲述过。就略去了吧！

       有一种说法：女孩子的心是怀人的心，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哥兄姐弟四人，相比起来，姐姐就更怀念母亲了。每每听正来伯娘讲过母亲后，姐姐就总要痴痴地发一阵呆。有一回发呆的姐姐猛地打了一个激凌，突然启齿喃喃着道：“母亲确实是很能吃苦的。”并且还梦呓般地说起了1957年秋天的一件往事。

       我就出生在那年秋天。那时，母亲在田庄乡一个叫做干溪村的小学教书。教一、二、三，三个年级，共四十多人，就母亲一个教师。解放后不久的教师队伍人才奇缺，母亲怀着我到临产时候了，也不见联校派人来顶替。就在一个月黑星暗的夜晚，母亲突然觉得肚子痛得厉害，凭着经验，她知道就要生了。当时姐姐有了十岁，哥哥八岁。姐弟俩跟随母亲身边读书。女孩子确实懂事早些，见母亲一副极是难受的样子，姐姐就摸黑手握一把镰刀去喊接生婆李妈。李妈离学校毕竟有不近的一段路程。就在姐姐喊了李妈才上路的时候，我已呱呱地一声降临人世了。母亲是忍着巨痛自己用牙齿把脐带咬断的。待李妈赶到，我已经安详地睡在母亲的襁褓中……

       讲到这里，姐姐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那样的时候，我们都坐在禾坪里高高的草垛上。抬头望天空，一片白色的云絮在黄昏的天幕上渐渐飘远……

      母亲的形象在我们的记忆中也渐渐飘远……

       惟一记得真切的是，母亲是36岁死的。母亲吃了不少苦。为了儿女们，母亲节食俭穿，虽然没有把我们拉扯成人就先去了，但她尽到了自己的能力。

       我原来一直认为，母亲是得急症死的。却是在前不久我突然萌生一个想法，想要真实地写一写母亲时，才从舅舅的口里得知了母亲的真实死因。舅舅边走边说：你母亲已离开人世30年了，就是真有什么灵魂，那灵魂也该找到安寝的地方了。说出也无妨。

       母亲是服毒死的。那一年，父亲刚从羊角乡卫生院调到江南区卫生院，为了便于照顾我父亲，组织上就把母亲安排到了江北的中心学校。比起干溪小学来，江北的中心学校就大多了，共有五个教师，还配了个炊事员。因为母亲是个热心人，还因为，我们全家又不在学校开餐，老师们也很放心，就一致推举我母亲兼任食堂的总务。然而祸事就出在这总务上。那时候，哥哥和姐姐正吃长饭，常常少盐缺油的，食量就更大了。为了能使哥哥姐姐及我少饿肚子，母亲违心地涂改过食堂的总务帐簿——把老师星期天偶尔回家吃饭时节余下的百来斤口粮扛回家了。这件事本来是炊事员主动怂恿母亲干的。可人心叵测，不久后，那位似是好心的炊事员却以此做要挟，趁我父亲不在家时，竟打起母亲的坏主意来。仿佛别无选择，我那半辈子从不做假的母亲，头一回作假就只好以死来洗涮自己的罪孽了……

       这毕竟是很遥远的一段故事了。舅舅讲述着这故事时，已是一种非常平静的心境。我的心境也是非常平静的。舅甥俩当然就相对无言。却仍然是在无语中向前走着。后来，我们终于在一座颤颤悠悠的桥上站定了。默默无语的两代人，就浴在小河尽头的晚照里，各怀了心思地临桥俯视身下的河水。那河水，也一样是无语的，仿佛从夕阳里流出来，若血一般殷红，待渐至近处，又灰白如同乳浆。然后静悄悄地从桥下滑过去，像滑过一个界限，一座衰老的木头大门，连浪花也不溅起一个，就消失在远方了。

祖 母

       祖母出生于鸦雀坪，与婆家井湾里，仅有一江之隔。江是资江，那澄碧清澈的江水，浩浩荡荡地从远处流来，又向着更远处流去，不舍昼夜，万古如斯的样子。

       我四岁那年，母亲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只得把我们哥兄姐弟四人从江南小镇送回老家井湾里。我的童年是在祖母身边度过的。祖母28岁起就守寡。想是婆家的亲情失落得太早的缘故吧，她总是隔三隔五地就要回娘家鸦雀坪一趟的。我是祖母拖的尾巴，祖母回娘家鸦雀坪去，我也就跟着去。从家里出发，走弯弯曲曲不到半里的田间小路，过一座双拱石板桥，然后再沿江边的纤道走百余步，便到乘船过渡的野渡了。说是野渡，又并不是无人舟自横的那一种。渡船是有一个老倌子看管的。但不收过渡人的钱，他的衣食，是由邻村的人们所供给。却是我的祖母，她每每领着我过渡一次，就硬要塞给那位渡船老倌子一点么子礼物以表示谢意。从家里出来过渡时，祖母的怀里就总是揣着两个鸡蛋，船刚靠岸，她就招呼我先下船，自己则从怀里掏出鸡蛋来放在船头的舱板上，并且喊应那渡船老倌子一声：“这两个蛋，炒一碗菜咽饭吃罢！”没等那渡船老倌子反应过来，我同祖母就已离船一箭远了，倘是祖母从娘家乘船过渡回井湾里去，留给渡船老倌的谢礼就总会是舅妈她们打发给我和祖母的熟花生及油炸红茹片之类无疑了。

      祖母是从来就不愿欠下任何人的人情债的。

       这就注定了我那28岁起就守寡的祖母，比一般意义上的寡妇所承受的生活负荷要沉重得多了。是祖母一手把我父亲拉扯大的，供父亲读书、学医，不知吃尽了人间多少苦头。虽然曾祖父也给祖母分得了同其他兄弟一样多的田地，但请人耕种、收割，一日三餐茶水和饭食，全都是由祖母一双手来应酬。而我想，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琐事上的负荷，对于我祖母这样一位年纪轻轻就开始守着空房的妇道人家来说，也许还根本就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苦难吧。祖母裹着一双小脚从那个社会走来，走进我的印象中，早就已经是一位干瘦的老婆婆了，而且脊背也微微地有一些驼。

       我们是1961年初夏回到老家井湾里的。祖母的身边一口气多添了四张嘴巴，使她最感到为难的自然是填饱肚子的口粮无疑了。常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饭伢儿，米鸡崽。”意思说这二者都是不能饿着的。然而，那年月，又正值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况且祖母又是老态龙钟的一个妇道人家，既不能开荒地种杂粮，又不能去用苦力挣钱换米，惟一可做的是把自家的那几分自留地侍弄好，将晒场边的一溜空地翻过来种上南瓜和芋头。也许有一些事情是不应该提及的：我们家的堂屋中，有一副古老的石磨，附近的几户人家，经常相就着这副石磨磨粉子。一地一风俗，凡是来我们家磨粉子的人，总是会剩一些垫磨米粉在磨盘里的。那叫做“余粮”，是一种农人最朴实的象征。然而，每一回待人家端着磨好的米粉走后，祖母就赶紧把堂屋门关上，将剩在磨盘里的粉子清扫出来，为我们和成米糊充饥呢。只是，祖母每回做这种事时，都总是慌慌张张的，像个小偷。这完全是为了我们哥兄姐弟，祖母才忍辱做下了这类丢自己人格的事情。

       父亲是知道这一切的。为了减轻祖母的负担，两年后，他给我们找了一个后妈。然而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后妈来了，祖母的日子却更加难挨了，用祖母自己的话说：“我成了个磨轴，两头都受压。”这得要从后妈的背景说开去。后妈是江南小镇的居民，在镇办纸厂当工人，吃国家粮食，领国家工资，虽然中年死了丈夫，但她带着一个养女度日子还是很轻松的。父亲续了她后，嘴皮都磨薄了，才把她动员到老家井湾里来。平心而论，后妈确实是亏了，丢了城镇户口和工作，到这么个有儿有女的家里为人后妈，图的是什么呢？祖母是个软心肠的人，就凭这一点，她也愿意凡事让后妈几分。

       后妈初来乡下时，祖母怕她城里人吃不惯拌红茹米的杂粮饭，就总是诚心诚意地为她开“分食”。每每把大米煮滚时，就给后妈捞出一碗开花的饭坯子来，待红茹米放进锅中和大米煮一会儿，再滤尽米汤，然后将杂粮饭搅拌成堆，才把给后妈捞出来的饭坯子盖在一角。那时，我和弟弟还很年幼，看着后妈吃的是白花花的大米饭，就吵着哭着也要吃。这就使祖母为难了，为了防止不愉快的事发生，每每在家里人吃饭的时候，祖母就总是会借故拉扯着我和弟弟到外面闲逛一阵子。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和弟弟忽前忽后地捕捉着草丛里的小蚂蚱，倒也是很惬意的，但又毕竟只惬意了一会儿，过不久，肚子就饿了，身子也乏了，于是吵着闹着要回家去吃饭。这时，祖母转身望了望家中，未见我姐姐出来招手，就知道后妈还没有把饭吃完，情急中，祖母又会变着法子安定我们，说：“听祖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祖母出生于书香门第，虽然她自己没有进过学堂，在那种文化氛围十足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却也能讲出很多故事来那是一定的，但我们还从未听祖母讲过故事呢，情绪一下就高涨了，拍着手满口应道：“嗬，祖母讲故事给我们听罗！”祖母就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嗓音，当真就为我们讲起了故事来，她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年天旱，整整一个夏天没见下雨，河流断水了，土地龟裂了，山坡上的草木也全都成了干柴，村子里的人们实在无法度日子了。忽然在一个夜晚，村子里有一个小男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白胡白须的老者向他走来，并且告诉他：“村口的小河边有一块黑色石头，里面压着玉皇传令下雨的玉旨，只要把那块石头挪开，老龙王就会洒下大雨……”停了片刻，那老者又慎重地补充着说：“但是，谁要是把那块石头挪开了，谁就不能再说话了……”老者飘然远去时，小男孩就从梦中醒过来了。但他没有犹豫和迟疑，爬起床就去挪那块石头……

       听着这类优美的故事和传说，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饥饿了，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个小男孩啊！虽然那小男孩不能再说话了，却留下了这优美的故事和传说动人心魄。

       记忆中，慈祥的祖母也对我们动过一次肝火。

       是1965年的事。那时，我已上学堂念二年级，弟弟也启蒙了。是一个星期天吧，邻村一户人家养的一只老花猫蹿到了我们家的房梁上，正俯身张耳在捕捉鼠辈们的动静呢，我和弟弟见了，忍不住要演一个恶作剧，便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边追赶着老花猫，边唆使着我们家的大黄狗去吠。猫是敏捷的，跳这跳那，但它却终于未逃脱我和弟弟用竹竿的追击，慌慌张张间，就摔在堂中的地面上了……待祖母闻声赶来，老花猫已经丧身在大黄狗的利齿间……

       “不可教化，不可教化呀！”祖母气得浑身哆嗦，随手就捡起一根柴棍向我和弟弟打过来，我们被吓得呆了，兄弟俩都紧闭着眼睛，准备受皮肉之苦，然而，过了好一阵，柴棍却并未落到我们身上来，睁眼一看，祖母高高扬起的手正僵在半空呢……她终于没有打我们，而是“啪”地一声把手中的柴棍折断了，并且噙着纵横的老泪说：“可千万别造这样的孽了，人是有良心的，怎么能随便伤害一条性命呢……”

        我们无言以对，心里难过极了。

       祖母就是这么一个人。一辈子善良、勤劳、忍让，处处显示出东方女性的本质。但是，她却离开人世许多年了。离开了许多年……

       惟有澄碧清澈的资水，浩浩荡荡地从远处流来，又向着更远处流去，不舍昼夜，万古如斯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