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沃伦·巴菲特这次满足了大家想听观点的好奇心，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已经说的够透了，而且，全程还充满了很多回忆杀，“查理”的名字出现了几十次。最后一刻突如其来的宣布年底换届，让结束的掌声意外、不舍、经久不息……

无论如何，这是独一无二的一届股东会。这也是巴菲特的第60次伯克希尔股东会，全程一共回答了34个问题（算上贝姬在上半场最后提醒巴菲特介绍下经营情况的问题）。嗯，想起上上一次股东会，巴菲特说自己打算回答60个问题呢～～

值得记录且反复咀嚼，所以就应呼声，聪明投资者（ID:Capital-nature）把全程翻译整理出来。全是绣花活，细细重温的感觉还是很值得。希望这种获得感，也能传递～～

如果嫌长，可以看我们5月4日一早的先睹为快版。《5小时直言不讳大谈关税、美国财政和DOGE等话题，巴菲特股东会意外透露“换届”：年底阿贝尔将正式掌舵伯克希尔！》

这是我第60次参加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我认为也将是最好的一次。

在正式开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些昨天的数据，因为我们创造了各种纪录。昨天，在中午到下午五点之间，有19700人到场。而去年的纪录是16200人。

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打破了纪录。

喜诗糖果（See's Candies）销售额为31.7万美元，而去年是28.3万美元。

大多数销售其实都受到产能限制，因为从早到晚都在排队。

布鲁克斯（Brooks）的销售额是31万美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他们预计本周日会有将近3000 名跑者参赛，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过去大概最多是2200到2400 人。

当然这不包括我，我是不会参加的（笑）。

还有Jazzwares（一家玩具公司），他们大概卖了25万美元，是去年的两倍。他们基本上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

几乎每个展台都有排队的顾客，在收银台前面，有时候排得非常长，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但我们会慢慢学会怎么应对这一切的。

几乎每家公司都打破了纪录。

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场出席了。还有很多人是在线上、来自世界各地收看直播的。我想我们会在多个方面打破纪录。

稍后我们就要进入问答环节了，但在这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在场的董事。

我叫沃伦·巴菲特，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出生和长大；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是在加拿大出生和长大的；还有阿吉特·贾恩（Ajit Jain），他是在印度出生并成长的。

我们这个小团队就非常多元化。

在座的董事们，我会按字母顺序介绍你们。如果我叫到你的名字，请你起立。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忍不住，但请把掌声留到最后，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读完整个名单。我们从A开头的开始：

霍华德·巴菲特（Howard Buffett），霍华德请起立。（掌声请暂时按耐）

苏珊·巴菲特（Susan Buffett），史蒂夫·伯克（Steve Burke），肯·查纳（Ken Chena），克里斯·戴维斯（Chris Davis），苏·德克尔（Sue Decker，前雅虎总裁），苏是我们的首席董事，夏洛特·戴蒙（Charlotte Diamond），汤姆·墨菲二世（Tom Murphy Jr.），罗恩·奥尔森（Ron Olson）。

我稍后还会讲一点关于他的事情。

还有沃利·韦茨（Wally Weitz）和梅里尔·惠特默（Meryl Whitmer）。

就这样，我们的全明星阵容都到齐了。

（转向罗恩）罗恩，如果你不介意起立一下的话，我想特别说几句。

伯克希尔终于通过了一项董事年龄限制政策。我记得我们前些年有5位董事都超过了90岁（笑）。但我们现在设定了一个年龄上限，苏告诉我，这是她查过的所有公司中最年长的年龄限制。

罗恩在董事会已经任职28年了。更早之前他就在芒格·托尔斯律所（Munger, Tolles & Olson）与查理·芒格共事了很多年。

在伯克希尔，他经历过各种危机、欢乐、失望与惊喜，始终是我们非常宝贵的支持力量。所以我想，请大家特别为罗恩·奥尔森（Ron Olson）鼓掌致谢。（全场鼓掌）

还有一件事，我想做点年会上不常见的事。

我前天（5月1日）下午听了一场电话会，这也是我唯一会听的投资类财报电话会，就是蒂姆·库克（Tim Cook）的电话会。

我可能在台上看不清他，但我知道他来了。哦～他在那里！

说实话我有点不好意思讲这句话：蒂姆·库克为伯克希尔赚的钱，比我本人为伯克希尔赚的还多。所以他值得所有的赞誉。

我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以前短暂接触过。乔布斯是那个创造苹果的人，在这点上没人能跟他匹敌。但是乔布斯选择了蒂姆·库克作为接班人，而他真的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乔布斯去世得太早了。没有人能像乔布斯那样创造苹果公司，但也只有蒂姆能把苹果发展成今天这样。

我代表整个伯克希尔：谢谢你，蒂姆！

我还想感谢几位其他的人。

我个人其实并不参与伯克希尔事务的具体执行，但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很多伯克希尔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人从来不会说：“这不是我的事，让专业人士来吧。”他们就是亲力亲为，把这场大会办了起来。

我们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每一位员工都倾力参与。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团队！

而这些年，这项工作的组织者是梅丽莎·夏皮罗（Melissa Shapiro），是她让一切顺利运转。感谢你，梅丽莎！

实话说我们很多年前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其实要从更早讲起，也许是65年前，我第一次认识了卡莉·索娃（Carrie Sova）的祖父。他和他太太有9个孩子。

我和苏珊（Susie）当时一起加入了一个剧社，我知道我看起来不像是会加入剧社的那种人（笑），但那其实在很多方面是个非常棒的决定。

我很喜欢那些话剧表演，更重要的是，除了认识了卡莉·索娃的祖父（他在奥马哈经营一家保险公司，叫比尔·凯泽），我还认识了 “南瓜男孩”（Pumpkin Boys）兄弟的父母路易（Louie）和弗朗西斯（Francis）。

可以说，一次二十几岁时的偶然相遇，带来了无数美好的后续。

卡莉的父亲后来经营一家公司，叫Central States。而我们后来也收购了那家公司，他继续担任公司的管理工作。

再后来，卡莉的妹妹也曾想来伯克希尔工作。不过后来她决定成家，并养育了4个孩子，所以就离职了。但卡莉·索娃接了她的位置。

卡莉是个非常有天分的人，就像我们公司许多同事一样。

很多人，你不给他们一些责任，就永远发现不了他们真正的才华。

大概是在10年或11年前，我请卡莉编写一份《伯克希尔成立50周年纪念册》。我跟她说，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力就好，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不需要向我报告。

她以前从没做过书籍编辑，没出过书，也没和印刷厂打过交道。但她就这样接下任务，很快就把这本50周年纪念册做出来了。

之后呢，卡莉当然结婚了，生了3个孩子，所以她也离开了我们。

但我们每年都会组织一场棒球赛，也会邀请一些“杰出校友”回来，比如卡莉。

即便是在育儿期间，她仍然主动请缨编写《伯克希尔60周年纪念册》。这其实是我提出的请求，她接下这个任务，还是像当年一样，一个人搞定所有事情。

她仍然每天照顾3个孩子，偶尔我问她进展如何，她就简单告诉我进度。就这样，她又完成了这本60周年纪念册。

我是在会议前大约一周才把任务交给她的（确实比较晚），结果她也如期交出了成品。

昨天我们大约卖出了4400本书，也可能接近4500本。我们最初只打算印5000本，后来决定印8000本。现在还剩下大约3600本，今天还可以继续出售。

这本书风格上有点俏皮幽默，但内容真实准确，正是我当初希望呈现的样子。更了不起的是，卡莉·索娃分文未取。

不过，我确实请她告诉我，她最喜欢的慈善机构是哪一个。她选择了斯蒂文斯中心（Stevens Center），这是一个帮助无家可归者的组织，同时也在其他领域做了大量善事。这个中心的位置就在我们现在所在会场往南大约五六英里处，多年来一直表现出色。

卡莉的祖父曾是该中心的创始成员之一，如今她的丈夫也已加入董事会。

此外，我们还出售了20本签名纪念版图书。坦白讲，这算是一次商业性质的销售。

在年会开始前，我们只允许售出其中10本，就这10本就筹集了几十万美元。其中有一本甚至卖出了10万美元的高价。我们设定了这10本的售价上限。

这些特别版与普通版（售价25美元）的唯一区别是：这20本书都由我和卡莉共同签了名。

昨天我们又卖出了其中6本，总共筹得14.8万美元。平均下来每本售价超过2万美元，可谓相当可观。

之后我又让他们准备了最后4本，供今天下午继续销售。所以今天下午，当我们在1 点钟闭幕时，在我们身后那个卖书的展位，那些卖纪念品的地方，会出售最后4本限量签名版。

等全部售罄后，我将按同等金额进行配捐，把我们为这20本书筹得的全部金额翻倍，一并捐给斯蒂文斯中心，既是资金支持，也能提高这个机构的公众认知度。

总而言之，你如果翻翻那本纪念册，你就会发现，整个项目都是卡莉一手完成的。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她自己一条条查找、整理，过程中可能只有一两次来问我核实某些细节。

她甚至从芒格家族那边找来了很多资料。她做得真的太棒了。而且我怎么劝她都不肯收一分钱。所以未来我可能还会请她帮我做很多事情（笑）。

好了，关于大会前的事务我们就说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问答环节。

贝姬·奎克（Becky Quick）收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观众的问题。她从中挑选了一些，这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提前看过。我们将由贝姬选出部分问题来提问，然后和现场观众的提问穿插进行。

我们现场观众的提问是按区域划分的。那么现在，我把时间交给贝姬，请她来读出第一个问题。

Q1

贝姬·奎克  谢谢你，沃伦。第一个问题来自Bill Mitchell。是我收到最多提问的问题，没有之一。他写道：沃伦，在你2003年发表于《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你曾提议使用“进口凭证”来限制贸易逆差，并表示这些进口凭证在实质上相当于关税。但最近你又说关税是一种经济战争行为。

你的贸易壁垒观点发生改变了吗？你现在是否仍将进口凭证视为一种不同于关税的手段？

 巴菲特  是的，进口凭证确实有别于传统关税。它的出发点是让出口与进口保持大致平衡，避免我们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失控。

当时这套方案还包含了一些条款，想帮那些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快一点发展——考虑的东西挺多，但核心目的其实就一句话：别让贸易失衡拖累大家的长期成长。

我一直认为，贸易平衡是件好事。越平衡，对世界越好。

像可可种植在加纳、咖啡在哥伦比亚等等，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

美国其实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起初几乎就是个纯农业国家，250年前，我们出口的主要是烟草和棉花，一步步才变成工业国家的。

而我不想看到的，是我们积累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把自个儿推向一个背负巨额债务的境地。

我当年搞的那个进口凭证方案，查理觉得有点太复杂了，他说这玩意儿像是“鲁布·戈德堡式”的玩意儿，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听过这名字（笑）。确实是有点花俏，但我个人觉得，它比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些方案要靠谱得多。

当然，贸易可以变成一种武器，而它所引发的态度和情绪变化，有时候比政策本身还危险。

我那套进口凭证的想法，最后当然也没能推行。我们手头好像还有几份复印件？不过需求不大啦（笑）。如果谁真的想看看，写封信到办公室我们可以寄给你。

但重点不在那纸文件上。重点是，别把贸易当成武器来使用。

美国从250年前一无所有，走到今天——这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没有先例。依我看，当世界上的75亿人对你心存不满，而3亿人还在对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这显然既不正确也不明智。

世界其他地方越繁荣，我们自己会越安全，我们的孩子们也会更有保障。不过你也别指望我的这个理论哪天能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笑）。

Q2

 提问者  我是TJ，来自香港。巴菲特先生和芒格先生过去五六年在日本的投资非常成功。如今，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超过3%，距离2%的目标不远。

日本央行似乎非常坚定地要加息，而美联储、欧洲央行和其他央行则在考虑降息。您认为，日本央行坚持加息是否合理？这种加息是否会影响您继续投资日本股市，甚至会促使您兑现当前利润？

 巴菲特  我要把你刚才对我表达的善意，也同样送给日本（笑）。

日本人民一直在努力探索最适合自己的经济道路，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发展故事。

你说得对，（投资日本）确实已经是6年之前的事了。

我当时正在翻阅一本关于日本公司的小册子，大概有两三千家日本公司的名字。不过我现在遇到个问题，那册子我已经看不清楚了，字体太小（笑）。

然后我发现了那五家日本商社，日本人对这类公司有个特定称呼。

当时它们的股价便宜得惊人，我花了一年时间慢慢买入这些公司。随着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些企业，和管理层的人打交道，越了解越喜欢。

我们曾经承诺过，不会在未经他们同意的前提下持股超过 10%。现在我们接近了这个上限，所以我们最近确实向他们询问是否可以放宽这个持股限制，目前正在放宽的过程中。

我可以替我自己，也替格雷格说——接下来的50年里（我希望那时候是他在掌舵），我们不会考虑卖掉这些股票。

日本整体的经营记录其实非常出色。我猜啊，如果你去问蒂姆·库克（Tim Cook），他大概会告诉你，日本的 iPhone 销量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本土；你去问美国运通，他们也会说在日本的业务做得非常好；还有可口可乐，在日本也有重大投资，同样表现非常出色。

日本有很多文化上的习惯跟我们不同，比如他们一直偏好罐装饮料，这是他们从一开始就习惯的形式。他们还有一整套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分销系统。

但我们与那五家公司合作得非常顺利，沟通也非常顺畅，主要是格雷格在和他们谈。我一两年前去过一趟日本，但真正跟他们打交道的，还是格雷格。

格雷格比我“国际化”多了……当然，说他比我国际化，其实门槛也不高（笑），但确实如此。

格雷格，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自己每年大概跟那五家公司中的其中哪一家代表，见面多少次？

 阿贝尔  沃伦刚才提到的这五家公司，不仅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投资，我们更重要的是正在建立一种长期合作关系。

我们设想的是，这笔投资将持有50年，甚至永久持有。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和每一家都开展一些额外的合作。它们分别能带来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全球机会，所以我们才想和它们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关系。

巴菲特  这些公司拥有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商业习俗和经营方式，这在全球各地都很常见。而我们并不打算改变它们的运营方式，因为它们做得非常好，我们的主要角色只是在旁边鼓掌欢呼。

这一点我到 94 岁还可以胜任（笑）。我们会继续持有这些股票，绝不会卖出，甚至几十年后都不会动。

这些商社基本上在全球都有业务布局，我们认为将来肯定会出现一些很大的机会，这些机会可能对单一公司来说体量巨大，而我们或许可以提供一些资源或帮助，从而助力这些合作进一步扩大。

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关系。

可惜的是，伯克希尔的体量实在太大。

我们特别喜欢这笔投资，真希望这块头还能再大点。尽管这五家公司已经是日本非常大的企业，我们在这块的投资市值也有大约200亿美元，但我巴不得能投个1000亿美元。

我对我们手上好几笔投资都有这种感觉。只不过，体量太大反而成了业绩回报的敌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查理以前老说，有点问题其实是好事。我一直不太明白他这话的意思（笑）。但要是你听过他那些金句语录，你可能就明白了。

总之，日本这笔投资完全契合我们的投资逻辑，可以说是非常对胃口。

阿贝尔  沃伦说得很对。这确实就是我们最擅长的事之一。我也相信，未来我们会看到非常大的合作机会，这段关系本身就充满可能性。

巴菲特  我觉得这些公司本身也很乐意给我们提供合作机会，而我们也非常乐意去接受这样的机会。我们有资金，双方也相处得非常愉快。

当然，我们之间的文化习惯不同，比如他们最喜欢的可口可乐产品是乔治亚咖啡。我没能说服他们改喝樱桃可乐，他们也别指望我改喝乔治亚咖啡（笑）。

但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合作关系。我只希望我们今后能有更多这种合作的机会。

我当初也没想到，这一切竟是从翻开一本小册子开始的。

那本册子其实也不算小，挺厚的，一页大概列了两家公司，总共有几千页。但就像我常说的，只要你肯一页页翻，很多机会就在那里等着你去发现。

我们去年放了一部纪录片，讲的就是“翻每一页”。 我想说，“翻每一页”这件事，其实是投资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但现实是，很少有人真的会去一页页翻；而那些愿意去翻的人，他们找到的东西，大概率也不会告诉你。

所以这活儿，得你自己亲自去做。

贝姬·奎克  这位提问者是来自纽约的Advate Prasad。他写道：如今伯克希尔持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现金和短期投资，占总资产的约27%，而过去25年的平均水平是13%。这也使得伯克希尔目前持有了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债市场近5% 的规模。

除了保险业务所需的流动性之外，这样做更多是因为当前市场估值过高、主动降低风险的策略吗？还是你有意为未来的领导交接铺路，为格雷格·阿贝尔留下更大的操作空间和一份“干净”的资产负债表？

另一位股东Mike Conway也写信问道：你是否对即将出现的大好机会感到鼓舞？”

 巴菲特  （笑）我要说，我可没那么高尚，不至于为了让格雷格将来看起来更出色，就特意按住自己不去投资。

如果他真因为我退场得了什么优势，我可能还会有点小吃醋呢（笑）。

我们现在的现金储备，其实是出于很实际的考量。比如，不久前我们差一点就花了100亿美元去买一家公司。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别说100亿，1000亿我们也能花出去。这些决策其实不难，只要满足几个条件就行：我们看得懂，价格合理，而且我们不必太担心风险。

问题就在于，投资机会从来不是按部就班地出现的，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

你没法指望每天都能遇到几个差不多的投资选择。要是我经营的是个地下赌球庄家，那我每天只要掌控好赔率，每天的预期收益都差不多，唯一的问题就是交易量。但我们不是做那种生意的。

但我们不是做那种每天都能有“好球”进账的生意。我们做的是那种极度依赖少数大机会、但长期奏效的投资。

查理一直觉得我做得太多，他认为：一辈子只做5笔交易，可能比做50笔更好。他总是认为我们还不够集中。

我不否认，我们现在账上有3350亿美元的国债，我们当然更希望这个数字只有500亿——因为那意味着我们找到了更好的机会。

但现实是，市场就是不那么配合。

过去，我们恰恰是因为不强求“永远满仓”，才赚到了不少钱。

而且我们并不认为，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长期持有几笔简单的投资坐等收益，有什么不好。事实上，这也是种极好的策略。

身为主动投资者，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节奏注定不规律。但也正是这种“不追求频率，只等待好球”的节奏，让我们走出了与众不同的投资之路。

如果你现在告诉我：我每年必须投资500亿美元，直到我们账上的现金从3350亿降到只剩500亿，那将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决策。

你要知道，真正超值的机会，往往出现得非常偶然。

从长期趋势看，市场大概率是往上的。可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市场明天、下周或下个月会怎么走。我不知道，格雷格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没人知道。

更别提个别公司的业绩了，没人能预测它们明天或下个月会发生什么。

我们迟早会被一连串机会砸中，到时候你会庆幸自己手里有现金可以接住它们。

当然，如果明天就来，那当然最好玩了。但很可能不会，非常非常不可能。但要是拉长到五年呢？概率就会慢慢变高。

这其实就像死亡一样（笑）。你10岁的时候，明天就死的概率几乎为零；可你要是活到100岁，那就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尤其是你是男性的话（笑）。

所有的长寿纪录几乎都是女性保持的。我当年还试图说服查理去做变性手术，这样他就有机会破纪录了（笑）。不过以男性标准来说，他已经活得非常好了。

 提问者  我叫Jackie Han，来自中国，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工作。这已经是我第八次参加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了。说实话，我花在你们身上的时间可能比很多人看 Netflix 的时间还多（笑）。

作为一个出身中国家庭的人，我们天生对房地产有点偏爱。所以我想问的不是“你为什么不买房”，而是：“你为什么还在买股票，而不是去买更多房地产？”

具体来说，在如今利率高企、全球局势不确定的环境下，你是否依然相信那句老话：“在别人恐惧时贪婪”？或者说，价值投资在当下是否面临新的挑战？

 巴菲特  房地产这个事儿，说实话比股票难太多了。你得谈判，得花时间，牵涉的利益方还一大堆——尤其等它出了点问题，你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房东”，而是各种权益人一起上场了。

当然，也确实有时候你能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一些房地产，但通常，那些时候股票价格会更低，而且买起来省心得多。

查理在房地产上做得比我多，他是真的喜欢玩那一套。事实上，在他人生最后五年，还在做不少交易。但如果你让他在21岁时就选——这一生只能做股票投资或者房地产投资，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选股票。

至少在美国，证券市场提供的机会，远比房地产丰富得多。

做房地产，你通常是和某个家族或者老资历的持有人谈判，可能他们资产杠杆过高，可能趋势对他们不利，但无论如何，对他们来说这都是场“世纪大决策”。

而你走进纽约证券交易所？五分钟，几十亿美元的交易就能匿名成交，做完就是真的做完了。

房地产不一样。哪怕你和对方就一大笔交易签了字，那也只是刚开始。接下来的细节、条款、交接流程，够你磨上好几年。这完全是不同的游戏，也适合不同类型的人。有些人享受这个过程，我们不太是那路人。

08、09 年那会儿，我们确实做过几笔房地产交易，但说实话——跟在股票市场上做一笔聪明、回报更高的买卖比起来，房地产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你想啊，房地产交易里，每句话都可能引发拉锯，每个词都可能要来来回回地改；而股票交易？

如果有人要卖2万股伯克希尔股票，只要价格合适，我们5秒钟就能搞定，而且是100%成交。

说句玩笑话，有些你可能不太愿意让他做你女婿的人，在股票交易中却特别守规矩，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电话全程被录音（笑）。

所以你看，股票这边，价格谈妥就是交易完成；而房地产，往往价格谈妥只是拉锯战的开始。

我今年都 94 岁了，说真的，我实在没兴趣去搞那种要谈三年还没个准的交易。

我们不是不能投房地产，能力有的是。但历史上你回头看看，做房地产摔得重的人可太多了。

比如泽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那可是1960年代风头无两的人物，想要“改造世界”，世纪城（Century City）就是他的代表项目；又比如泛欧房地产公司（Euro Property Group），当年也曾叱咤风云，拥有一大片办公楼群，但最后也崩了。

房地产行业的人容易踩雷，银行又不愿意面对现实，这就让整个周期拖得特别长。你看看马斯克三年前买推特（现在叫 X）时借的那笔贷款——银行一直拖到最近才把它重组完。这么一个交易，前后花了三年时间。

我们不喜欢这种节奏。三年才谈成一个交易，对我们来说性价比太低了。相比之下，有人直接打电话过来、我们能在几分钟内做成几亿美元的买卖——这种效率，我们早就被“宠坏”了（笑）。

而我得说，我很喜欢这种“被宠坏”的状态，也打算一直这么“被宠下去”。

贝姬·奎克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变得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难以解释，你们认为这对保险行业在风险评估、定价和转移方面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你们是否觉得，这跟伯克希尔过去在承保或资本配置中经历过的一些结构性变化有可比之处？

巴菲特  不过这个问题我得交给阿吉特来回答，他的智商比我高出一百点，而且他今天早上还在这里，所以我请他先来讲。

贾恩  我毫不怀疑，AI一定会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它会重塑我们评估风险、定价风险、销售保险、乃至理赔的方式。

但话说回来，我也看到很多公司在AI上砸了大把的钱，只是因为它是时髦的新概念。

伯克希尔一向不是最快出手、也不是第一个上车的。我们的风格是 “先观察，看清楚之后再行动”。只有当机会明朗，我们对失败概率、收益风险比有清晰认知时，才会真正大举投入。

目前我们的各家保险子公司的确在尝试AI，看看哪些地方能用得上。但从集团层面来说，我们还没有进行那种大手笔、战略性的投入。

只要机会真来了，我们不会迟疑。

巴菲特  我得说句实话，如果你现在让我选：要么给阿吉特1000亿美元去投财产与意外险市场，要么给我个未来10年最顶尖的AI团队，我会毫不犹豫地选第一个。

我是认真的。如果你让我选，是要AI专家、超级大模型，还是要阿吉特·贾恩做决策，我随时选阿吉特。不是开玩笑。

提问者  Sean Siegel，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非常感谢您和执行委员会举办这场盛会，让不同背景的人齐聚一堂。我想请问，在伯克希尔拥有的众多公司中，有一家来自芝加哥的企业，Portillo’s 热狗连锁店，请问您当初是怎么判断它适合加入伯克希尔大家庭的？

巴菲特  这个嘛……你得去问格雷格。我对这家公司一点概念都没有（笑）。可能我转身喝了口可乐的功夫，他就把这家公司买了。

阿贝尔  这个我得打个电话求助了（笑）。我们确实拥有不少公司，我通常对它们都很熟悉，但Portillo’s……应该不是我们买的。可能是某家子公司的子公司……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家热狗公司和我们伯克希尔没关系。

巴菲特  不过我对热狗这玩意儿本身倒是还挺熟的（笑）。

我们在芝加哥的确有很多业务，尤其是Marmon集团，下面聚集了很多优质资产。但Portillo’s，不在我们的列表里。

阿贝尔  对，Marmon是个非常有趣的集团。我们通过它在芝加哥收购了一大批好公司，Portillo’s不是其中之一。

巴菲特  我每个月都会看我们大概50到60家主要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但像 Marmon这种，它下面自己就有上百家公司。

Marmon 原本是由杰伊·普利兹克（Jay Pritzker）和他弟弟鲍勃一起创立的，收购时就已经是个了不起的公司。后来我们进一步扩展了它的业务结构。

（聪投注：杰伊·普利兹克同时还是凯悦酒店帝国的创始人。他在1957年收购洛杉矶的一家破产旅馆，并将其改造，最终发展为全球知名的凯悦酒店集团。

同一时期，他和弟弟鲍勃·普利兹克还一起创办并打造了Marmon Group，这是一家工业控股集团。换句话说：凯悦酒店和Marmon是“同一个家族的两个巨作”，前者面向服务业、酒店业，后者面向工业和制造业。）

它现在几乎成了“伯克希尔里的小伯克希尔”，而且这套结构我们运转得非常顺。

杰伊·普利兹克是个非常厉害的经营者。普利兹克家族分了好几个支系，往上还能追溯到 A.N.普利兹克。

我记得 1954 年的时候，美国税法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动。对我来说那可是件大事。那时我正在哥伦比亚读书，手里捧着 J.K. Lasser 的税法指南，结果新税法一出来，我那本书瞬间全废了（笑）。

那是个大年份，就像1986年那次改税一样。几十年才有一次的大改，估计下一次也快到了。

当时在布鲁克林有一家叫洛克伍德巧克力（Rockwood Chocolates）的公司，生产的洛克伍德巧克力豆我们家以前的杂货店就卖过，顾客都拿它做巧克力曲奇。

然后，可可价格发生了大事。最近你们知道可可暴涨，其实早在1941年每磅才 5美分的年代就有类似波动。当年“后进先出”法（LIFO）首次被允许用于保险公司核算。

洛克伍德用了LIFO，把可可豆库存按最低成本记账，他们囤了大概三千万磅。结果1955年，可可价格大涨。

我那会儿刚搬到纽约。

1954年的新税法里有条规则：如果你在两个以上的公司里持股满五年，并做出特定的公司重组，就可以免交因为LIFO库存增值带来的资本利得税。而当时的联邦税率高达48%至52%。

这让他们账面上浮盈巨大，但问题来了，他们卖洛克伍德巧克力豆的时候根本卖不过成本，因为零售价追不上批发进货价。

这事现在又重演了。好时（Hershey）公司刚刚发布业绩预警，说受西非供应影响，可可原料成本涨到了每磅 4.5 美元。

当年杰伊·普利兹克就买下了洛克伍德的控股权，公司名义上归Johnson公司。他当时才 29 岁，我也就 24、25 岁。他们开了场股东大会，要通过一次重组，让这笔 LIFO 带来的利润合法免税。

我去了那场布鲁克林的会场，结果一个人都没有。完全就是那种“翻每一页”的时刻（笑）。

除了我之外，就只有杰伊，一个29岁的家伙，那栋楼也很破，但里面真囤着大量可可豆。

那天杰伊给我上了一课，讲清了整套税务安排。我敢说，就算我在研究生院多读十年，也未必能学到他那一节课的内容。

几年后，我们真的买下了那家公司。洛克伍德经过杰伊的一番重组之后，成了 Marmon集团的基础之一。

Marmon业务很广，甚至做出了第一辆赢得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赛车的车。这家公司还发明了后视镜。是不是啥赚钱的大创新？我不知道（笑），但当年印第安纳500赛车比赛要求每辆车必须有两个人，一个人负责开车，另一个人专门往后看，看对手在干嘛。有一年我们那“后视员”病了，我们就只好发明了后视镜（笑）。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伯克希尔的“实验室”里都在忙啥……我们搞出了后视镜（笑）。

阿贝尔  沃伦，我刚刚打电话问了下情况，还真打听到了。Peter Eastwood——他是我们旗下其中一家子公司的负责人，人特别靠谱。他刚确认，Portillo’s 是被一家叫“伯克希尔合伙人”（Berkshire Partners）的私募基金收购的，和我们伯克希尔·哈撒韦没有一毛钱关系。

巴菲特  哦，原来如此，那这事儿算是水落石出了（笑）。谢谢你，Peter！

这事儿就是我们伯克希尔风格的真实写照：有问题？搞清楚！（笑）

请问，您觉得如今的市场情绪是不是过于悲观？还是说，美国真的进入了一个必须重新审视基本面的大变局？

巴菲特  Jessica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记得她可能是我在年报中提到过的一位经理人的继孙女，也可能记错了（笑），但不管怎样，她提到的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

其实，美国从建国开始，就一直处在剧烈、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之中。我们国家最初是一个农业社会，许下了很多伟大的承诺，可很多承诺起初并没有兑现。

比如我们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最早的宪法里却把黑人算作“五分之三”人；再比如宪法第二条，里面用了二十次“他（he）”，一次“她（she）”都没有。

直到1920年，我们才通过第十九号宪法修正案，给女性投票权。这距离1776年建国，已经过去了整整144年。可即便如此，这些权利的落实依然拖了很久。

所以，美国从来都是一个在变革中前进的国家，一直在修正、在进步。你当然总能找到值得批评的问题，但这不妨碍它是一片值得珍惜的土地。

对我来说，这辈子最幸运的一天，就是我出生的那天——因为我出生在美国。那是1930年，当时全世界只有大约3%的人口出生在美国。

我常开玩笑说，好像我提前发了封信给我爸妈，“求你们赶紧搬到美国去，不然我就来不及了！”但实际上，我就是纯粹走运。

我出生在奥马哈，是个白人男孩，享有当时社会里很多天然的优势。真的，这是一种巨大的运气。

如果你以为1930年以来美国没怎么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诞生……这些在我出生时根本连想都想不到。

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个国家眼下看起来问题重重，就感到沮丧。

说真的，如果让我今天再出生一次，我肯定会跟上天讨价还价，直到他们答应我能在美国出生（笑）。

我们其实都非常幸运。

要不要让我们这两位不是在美国出生、但现在都住在美国的朋友来聊几句。（笑）

好的，下一位。

巴菲特  这是个好问题。确实，有些时候你必须快、准、狠。我们曾经因为反应比别人快，而赚到了非常可观的钱。

我还记得1966 年，有位名叫斯坦纳（Steiner）的人从纽约打来电话。他说自己代表安嫩伯格女士（Mrs. Annenberg）打来，她是一个大家族的成员，那家族里有九个姐妹，唯一的儿子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沃尔特·安嫩伯格（Walter Annenberg）。

（聪投注：沃尔特·安嫩伯格是美国知名出版家、外交家和慈善家，1969年至1974年间担任美国驻英国大使。他创立了安嫩伯格基金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慈善基金会之一。）

斯坦纳告诉我，他们有家公司想卖给我们。我立刻打电话给查理，跟他讲了些细节，听上去很有意思。于是我们俩就飞去纽约见面了。

这家公司其实是安嫩伯格女士的丈夫和我们后来认识的经理人本·罗斯纳（Ben Rosner）合伙创办的。

她丈夫去世后，本继续跟她合作，但很显然，两人合作得非常紧张，他已经快要崩溃了，不想再继续共事，所以想干脆把公司低价卖给我们。

你听听这个生意：600万美元收购价，账上有200万现金，在费城市场街 900 号还有块价值200万的地产，而且每年税前利润200万。也就是说，买它只花了三年的利润，外加那些资产。

我们回到办公室，本·罗斯纳亲自来见我们。他当时紧张得不得了，还说：“我可以把公司帮你们运营到12月31日，然后我就退出。”

我把查理拉到走廊上说：“如果这人真的在年底退出了，那我以前读过的所有心理学书都可以拿去喂狗了。”（笑）

我们最终买下了这家公司，也开始了一段非常愉快的合作。

你想想，那天早上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根本没料到会发生这一切！

有意思的是，那时美国东部有些人对我们中西部人有点刻板印象，觉得我们憨厚可靠；而刚好，本的前妻是爱荷华人，他就觉得来自中西部的人还挺靠谱，我们也算是“地缘信任”的受益者（笑）。

但你想啊，一个人走进你办公室，开口就说他愿意 600万卖你一家公司，而那家公司账上就有200万现金，还有几百万地产资产，每年净赚200万。

这时候你还讲什么耐心？不，该耐心的，是你在等待电话打来那段时间；可当它真的响了，你得毫不犹豫立刻接招。

我的电话总会响。有时我还在打盹，它就把我叫醒。可能那一刻，一个了不起的机会就来了。

这就是这个行业的魅力所在：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的是：一旦出现值得做的交易，就要当天完成，不留一丝犹豫。

你不能被那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拖住自己。耐心不是一个恒定的美德或缺陷，而是一个工具，关键在于你什么时候该用它。

 阿贝尔  我想补充一点，在我们耐心等的同时，其实沃伦、阿吉特，还有我们旗下的很多经理人都在暗地里做大量准备。

我们不停地读资料、看数据，保持头脑清醒、手上有招。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机会出现，我们要马上就能出手。这种“准备就绪”的状态，其实也是耐心的价值所在。

巴菲特  没错。这个行业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一，就是机会的出现总是不均匀的。

你必须做到的核心一点是：你要能在五秒钟之内挂断一个电话，也要能在五秒钟之内果断说“干” ！

你不能在这个行当里优柔寡断、怀疑自己，那样注定做不好。

而且我告诉你，投资这行最幸福的事，其实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赢得了别人的信任。这才是我 90 多岁了还在台上讲这些事的真正原因。

钱，我早就够用了。对我来说也好，对我的孩子也好，那些财富已经绰绰有余。但有那么一群人，愿意信任你、把希望托付给你，那种感觉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查理和我一开始合伙开公司时，从没去主动找机构投资人。我们不想每三个月就有人敲门、要求你出具这个、汇报那个。我只想和真正相信我们、愿意长期同行的人一起前进。

所以，才有了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场景。

最后我要说的是，当机会来临时，千万不要还在那里“保持耐心”，你得在当天把事情敲定下来！

 贝姬·奎克  接下来进入下一位股东提问。问题来自危地马拉的股东 Flavio Montenegro。几年前在这场大会上，阿吉特·贾恩先生曾提到，Geico 在信息系统现代化和整合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尤其在远程信息处理技术上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这影响了公司的风险定价能力。但如今，Geico 显然已经走出低谷。请问：

在托德（Todd Combs）的领导下，Geico 推出了哪些关键改革？这些举措又将如何帮助公司在未来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

贾恩  托德·康姆斯是这几年确实做得非常出色，推动了Geico一场深刻的业务转型。

他接手时，Geico 面临两大短板：

第一，我们在“风险定价匹配”方面明显落后，也就是保费无法精准反映驾驶人的真实风险水平；

第二，在远程信息处理技术方面几乎处于行业垫底。

而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飞跃。Geico的远程信息处理系统不再是短板，甚至可以说已经赶上了行业领先水平；在风险定价方面，我们也追了上来，与同行相比毫不逊色。

此外，托德还带领公司大刀阔斧进行成本控制。他将员工总数从近5万人缩减至3万人左右，这一调整每年节省的开支高达20亿美元以上。

这些改革使得Geico如今成为一家聚焦明确、运营高效的竞争者。

过去7个季度，我们的综合承保比率都保持在80%左右，意味着公司每收进1 美元保费，仅支出约80美分。这在行业内极为罕见，也意味着Geico是当前美国个人车险市场上最赚钱的承保商之一。

当然，我们不会因此沾沾自喜，宣称大功告成。技术更新仍在持续推进，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会保持机动性与预备状态，时刻为下一阶段竞争做好准备。整体而言，Geico当前的状态非常稳健。

巴菲特  Geico绝对是一个精彩的商业案例，而这正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我们所拥有的每家企业都是独一无二的，各有各的难题，也各有各的惊喜。

1976年我们用5000万美元买下Geico一半的股份。而就在今年第一季度，Geico 就为伯克希尔带来了10亿美元的利润，每季度就相当于当年投资金额的20倍！这个回报率，实在太惊人了！

更妙的是，Geico 还提供了约 290 亿美元的浮存金，这是保险业务的一种资金优势，意味着我们可以长期、无息使用这些资金进行投资。

这就好比你花 5000 万买下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不仅每三个月给你10亿利润，还免费给你提供了300亿可以滚动使用的投资资金，简直难以置信！

Geico成立于1936年，它至今仍然销售的，是车险这种核心产品。这类保单在 120年前还不存在，现在却已经成为财产与意外保险领域中最大的品类。

当年的创始人注意到一个非常朴素的事实：政府雇员开车更谨慎，事故率更低。因此更值得给予更优惠的价格。

他不是精算师，但就是凭着这个观察，从 USAA（美国军人保险公司）离职后，筹几万美元创办了 Geico。

公司第一年就实现了承保盈利，第二年继续赚钱。这不是包装上市的故事，而是真正靠定价合理、运营稳健的长期发展。

汽车保险表面看起来变化不大，但它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产业，规模还在持续扩张。没人喜欢买保险，但人人都喜欢开车。所以，这个市场始终存在，也始终值得深耕。

Geico的发展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几十年来它曾三度偏航，但每次都能靠回归基本面重整旗鼓。这是一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生意。

我还记得1950年的那个冬天，我刚20岁，从奥马哈跑到华盛顿拜访Geico。那是个周六，办公室关门了，我在门口反复敲门，终于一个清洁工给我开门。我问：“这栋楼还有其他人吗？”他说：“六楼还有一位。”

那个人，就是诺曼·戴维森（Norman Davidson），对我一生影响深远的人之一。

人生中有那么几次重要的邂逅，它们改变你的人生轨迹。而你必须足够好奇，足够主动，才能遇见这些转折点。

在伯克希尔，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一群这样的人，比如汤姆·墨菲（Tom Murphy）、桑迪·戈特斯曼（Sandy Gottesman）、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和比尔·斯科特（Bill Scott）……

他们不只是聪明出众，更关键的是，总在默默做得比自己那份更多，从不争功。这才是真正值得珍视的人力资产。

那次我在Geico总部敲门的经历，就像我一生中无数次“翻下一页”探索中的一次幸运转折。有些页面值得快速翻过，但有些页面，你一定得读懂、读透。

人生的好运，很多时候，就藏在那一页之中。

提问者  我叫本杰明·格雷厄姆·桑德森，来自加州帕萨迪纳。沃伦，感谢你这些年来的教诲。你说过，只有史蒂夫·乔布斯能创造苹果，只有蒂姆·库克能将它带到今天的高度。而在我看来，只有你能创造伯克希尔。

我猜，在你心里，格雷格应该也是“万里挑一中的万里挑一”吧。不过，说真的，他看起来……也太正常了（笑）。

阿贝尔  哈哈，这种“太正常”的评价我就当是夸奖了（笑）。其实没那么正常啦，但谢谢你的好意。

提问者  所以，沃伦，你能不能说说，到底是格雷格身上的什么特质，让你认定他是最合适的接班人？格雷格，我们真的很期待接下来的几十年，能更了解你。

巴菲特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从业务上看，伯克希尔已经拥有了一组极其优秀的公司，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种几乎无法复制的能力。这在今天这样一个资本主义体系高度成熟的国家里，尤其罕见。

你想想，要在这么广阔的经济领域里，重建一个像伯克希尔这样的商业平台？几乎不可能。不仅需要几十年的积淀、一个高度可信赖的核心圈子、和极强的资本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依赖于人，一群愿意彼此信任、愿意多做一点的人。

我见过无数公司，也本能地总想挑毛病，这也是投资的一部分，你得时刻警惕自己漏掉了什么。

但在伯克希尔，我们拥有的是一群“使命感超标”的人。他们不计报酬地参与到股东大会、展台搭建等各类事务里，每个人都充满热情。

昨天我花了一个半小时看展台准备，每个人都在向我道谢。不是为了奖金，也不是为升职，就是单纯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做、乐在其中的事。

人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能投入地做自己热爱的事。

我有过五个老板，我喜欢他们每一个。但最后我选择了自己当老板。因为如果你能找到一群愿意并肩作战的人，那就是你该走的路。

我一直告诉我的孩子，不需要像我这么幸运，七八岁就发现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但你得坚持寻找。

只要你愿意翻下去，总能“找到那个声音”。这就像电影《格伦·米勒的故事》里讲的。米勒带着乐队苦苦摸索了十五年，直到有一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然后有了那首《查塔努加丘丘火车》，出了史上第一张金唱片。

是一夜成名吗？其实是十五年铺垫后的那一刻。那就是人生真正的礼物。

如果你年轻时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就坚持做下去。别太在意起薪高不高，也别为一时得失焦虑。

但最重要的一条：一定要选对你为谁工作。因为你会逐渐变得像你周围的人。有些工作，根本就不值得你做。

你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幸运。但这还不够。你还得确保自己“第二天还能继续上场比赛”。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做那些可能毁掉一切的事。

你看，有些人靠加杠杆买垃圾证券，指望更高价格转手，但这种事终究会反噬。我们只想做那些自己理解、长期能活得好的事。

这个游戏已经够好了。你生在这个时代，比生在1700年要幸运太多了。要是我出生在1700年，我可能只会说：“上天啊，请让我回子宫去吧！”（笑）

现在，我有幸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美好人生的全部。

阿贝尔：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但我想说，能成为伯克希尔的一员，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之一。

我已经在伯克希尔工作了25年，能和你（沃伦）、阿吉特、董事会成员，以及所有才华横溢、乐于奉献的同事共事，这份经历无可替代。

你说得对，一旦你找到了这样的组织，你会深深爱上它。每天醒来，你最想做的事就是投入其中。这是多么珍贵的事啊。谢谢你。

巴菲特：刚才那位朋友提的问题很好。如果你现在还没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没关系，不要放弃，也别真的“饿死在等待中”（笑）。

这就像找伴侣。有些人也许第一次约会就遇到了对的人。当然，现在我也不太确定年轻人还有没有“第一次约会”这种说法了（笑）。

但别急。等待是值得的。

贝姬·奎克  接下来是来自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城的股东Mark Bonky和Helen Fredrickson的提问，“随着2025年以来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幅贬值，伯克希尔是否采取了相关措施，以降低汇率波动对季度或年度收益的影响？如果有，能否解释一下？”

我也想补充一位股东Mary Chang 的相关问题：“伯克希尔目前通过发行以日元计价的债务来对冲其日本股票投资的汇率风险。未来，你们是否还会继续投资于那些未对冲的外币资产？”

 巴菲特  是的，我们确实做过一些相关操作，尤其是在日本的这笔投资上，情况比较特殊。

我们打算长期持有那几家公司，而且融资成本又极低，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尝试用日元融资来匹配这笔日元资产的投资。

但这不是我们的标准做法，事实上，这是伯克希尔第一次这么做。

我们以前也持有过不少以外币计价的证券。但如果你问我们会不会因为汇率对季度、年度收益有影响，就去做点什么？不会。

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这会让下一季度的财报更好看”就去做任何事。我不记得有哪次董事会，或者我和查理的对话，是围绕“如果我们这么干，年底的利润会变成多少”来展开的。不管是出于会计考虑，还是别的目的，我们根本不那样想。

数字最终会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关注的是5年、10年、20年后的结果。如果你开始纠结“这一季数字怎么更好看”，那你很容易就会走偏。

至少在我观察的几十家公司里，很多都栽在这个坑里。

一开始可能只是轻微调整一下数字，后来干脆就开始严重动手脚。我见过很多本来值得信任的人，但一谈到“调数字”，他们居然觉得那没什么。

我们从不认可这种做法。

比如上个季度，日元汇率变动在我们的GAAP财报里产生了一些账面波动，但我们根本不在意。下个月、明年它可能就变回去了。

当然了，我们肯定不会去持有那些我们判断其货币“正走向崩溃”的资产。我们真正担心的问题是，美国货币是否保持长期稳定性。

放眼历史，没有哪种体制能长期战胜货币贬值的趋势。你可以选独裁也好、民主体制也好，最后大家都会逐步让货币变得更不值钱。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年报里非常简短地提到：让我担心的，其实是美国的财政政策。

因为它就是这样运作的。

整个制度的激励机制，推动着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都可能通过货币体系造成问题。

这不只是美国的问题，全世界都一样。有些国家是“周期性崩溃”，他们的货币贬值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而且这种状况还在继续。

你可以研究再多经济学理论，设计再复杂的制度安排，但只要货币发行权在少数人手里，不管他们是否有意，那种“让货币贬值”的倾向就很难彻底避免。

而且我们也很难设计出一个真正能刹车的系统。

这段时间我们也经历了不少“财政冒险”，你可以叫它（特朗普二次执政）“前一百天”或“后一百天“，看到当人们试图确保自己不会陷入财政风险时，会发生什么。但你也知道，这场游戏从来没有终局。

你可以去查查“二战之后主要恶性通胀国家的名单”，那根本是一串拉不完的国家名字，而且一遍又一遍重复出现。货币的价值问题，确实值得高度关注。

我们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去对抗这个问题。

日本这次是个特例。因为我们计划持有这笔投资50年甚至100年，我们买的是以日元计价、收益也基本可预见的优质资产。只要融资成本合适，我们会继续用日元借款对冲。

但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么做，不是因为财报数字的季度或年度影响。

我们从来不会为了“利润表更好看”而改变投资行为。

 阿贝尔  我补充一下。我们对那五家日本公司的基本面非常有信心，也很清楚这笔投资是以日元计价的。

后来我们发现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借入日元，这就像“额外的惊喜”一样，给了我们一个对冲货币风险的完美机会。

但核心判断始终是：我们看好这些公司的长期价值，也信任我们将来从中获得的日元收益。

巴菲特  我们过去其实只做过一次大规模的汇率交易。

当时我写了一篇刊登在《财富》的文章，然后买入了12种外币头寸（也就是说做空美元），其中四五种是主要货币。我们大概持有了两年，最终赚了几十亿美元。

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数字；对现在的伯克希尔来说，也依然是重要的。

查理曾说，如果他非要选一个领域去赚大钱，不选股票、不选地产，他会选外汇交易。他真的相信自己在这个领域能做得很好。

当然，我们这么做只有过那一次，也不排除未来还会再来一次，只是几率不高。

当然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如果美国哪天出了什么状况，让我们觉得必须配置其他国家的资产或货币，那我们可能会再动手。

如果我们未来在欧洲做一笔大投资，我们可能会用欧元融资。但这不是我们的一贯策略，只是届时的顺势而为。

在日本的案例中，情况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有机会以极低的利息成本借入资金，而与此同时，我们对那些日本公司未来能够带来的收益也很有信心。

如果未来的条件几十年都不变，那我们也会继续这么做。但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从来没那么安稳。

所以，别把我今天说的当作长期预测（笑）。

提问者  我叫 Dash Ger，来自蒙古国。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国家：蒙古是一个新兴市场，夹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是一个内陆国家。我们历史悠久、矿产丰富，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经济也在持续增长。

上周我们刚刚在纽约举办了第二届“蒙古投资者年会”，希望吸引像您这样的长期投资者。我知道您曾非正式地会见过韩国、中国和印度的一些政府领导人，并提供过建议。那么，假如是像蒙古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您会对政府和商界领袖提出怎样的建议，以吸引像伯克希尔这样的机构投资者？

另外，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计划在新兴市场做出更长期的配置？不论是作为对冲，还是把握机会。最后，我也诚挚邀请您来蒙古参加我们七月份的经济论坛。如果您能出席，全蒙古人民一定都会感到无比荣幸。

巴菲特  谢谢你！说实话啊，我连去一趟 Council Bluffs（离这儿就几英里的小镇）都觉得难以安排，所以去蒙古……你得是个乐观主义者才行（笑）。

但我真的是二十多年前，在我们股东大会上认识了一位做石油项目的朋友，他那会儿就在蒙古工作，还在那里常驻过一段时间。他干得非常成功。

如果你问我有什么建议可以给蒙古政府，那我会说：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信誉，是第一要务。

我们不太会进入一个我们认为存在高概率发生恶性通胀的国家。那种环境太难以预测，虽然确实有人能在高通胀中赚钱，但那不是我们擅长的游戏，也不是我们愿意玩的游戏。

所以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票否决项。

当然，撇开这些因素不谈，蒙古能否提供符合我们资金规模要求的投资机会也是个现实问题。但正如我说的，我那位朋友确实在蒙古干得很好。

如果一个国家能树立起“尊重商业规则”“保持货币稳定”的声誉，再叠加自然资源的优势，那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将是极大的长期利好。

我对蒙古的资源储量还不够了解，但你可以想想：1790年的美国，谁会押注？

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也远谈不上完美。可我们一步一步走出来，只要你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始终比别人好一点点、稳定一点点，你就会赢。

我们最后成了世界GDP的四分之一，增长速度领先，货币体系也更稳健——这些都靠的是时间积累和制度改进。

所以，我衷心祝愿你们国家一切顺利。

贝姬·奎克  这是来自新泽西的股东Peter Shen的问题，提给沃伦和阿吉特。近年来，像黑石（Blackstone）、阿波罗（Apollo）、KKR 这样的私募巨头大举进入保险业。他们通过筹集“永久资本”、管理浮存金，试图复制伯克希尔几十年前开创的商业模式。

这些私募公司现在正在直接竞争保险资产，往往使用更高的杠杆和更激进的投资策略。请问你们怎么看这种趋势对伯克希尔保险业务的影响？它是否冲击了你们的核保纪律？你们是否认为私募这种模式对保单持有人的利益，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构成风险？如今，这种竞争是否也让伯克希尔更难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寻找并承保盈利机会？

贾恩  这个问题一部分其实很容易回答。

是的，私募公司已经强势进入这个领域，而我们，老实说，在这条赛道上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以前我们还做过几笔这类交易，但过去三四年里，我印象中我们一单都没做成。

不过要注意一点，你得把这个市场拆成两个部分来看：一个是财产意外险（P&C），另一个是寿险（Life）。你提到的这些私募公司，主要都活跃在寿险领域，而不是财险。

你说得也没错，他们的确承担了大量的杠杆和信用风险。当经济状况良好、信用利差收窄时，他们可以赚很多钱，因为用了杠杆，回报被放大。他们把资产从保守的组合中移出，虽然我不说他们“在飙车”，但他们确实投向了更高风险、更高收益的地方。

但问题是，如果哪天经济下行，或者监管者开始介入，说他们替保单持有者承担了太多风险，这很可能会以流泪收场。

而我们不喜欢这样的风险回报结构。所以我们选择退出，早早地“举白旗”，承认我们现在在这个市场里玩不过他们。

巴菲特  我觉得有不少人都想“复制”伯克希尔的模式，但他们往往并不想复制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比如：CEO 把自己所有身家都投进去，而且是一投投一辈子。

他们的玩法，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没错，这就是资本主义。但他们的结构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对“受托责任”的理解也跟我们完全不同。

有时候，他们的模式行得通；有时候行不通。不行了，他们就转向做别的。

可对我来说，如果伯克希尔搞砸了，那是我一生的遗憾，因为这是我亲手一砖一瓦搭起来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责任感。

而且，现在的财险市场，已经不可能再复制出一个伯克希尔了。

最早我们买下的是国民赔偿公司，就在离这不远。那时候谁都能做我们做的事。

但1986年，阿吉特来了。从那天起，我觉得其他人就该放弃这个想法了。

提问者  我叫 Marie，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梅尔罗斯。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抽出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作为一位对投资感兴趣的年轻人，我非常希望听听您的看法，巴菲特先生：在您职业生涯早期，有哪些关键性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这些正在建立投资理念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巴菲特  这是个好问题。真希望我年轻时就能想明白这些。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和谁在一起，这件事至关重要。你不用指望总是做出正确判断，但你的人生方向，真的会被你身边共事的人、你尊敬的人、成为朋友的人所影响。

我刚刚提到一些这几年去世的老朋友，他们全都是那种让你想变得更好的人。你想要和那些比你更好的人在一起，不是因为你自卑，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会朝他们所在的方向走过去。

年纪越大，你越能体会这种“同伴的力量”有多重要。像汤姆·墨菲、桑迪·戈特斯曼、沃尔特·斯科特这样的人，会让你从内心里觉得：和他们一起工作，不只是高效，更是一种幸福。

如果你只是盯着谁赚得多、谁红，就想去模仿，那很可能活得也不会多开心。

我的建议是，去接近那些聪明、值得学习、值得信任的人。还有一点特别关键：找一份你哪怕不为钱也愿意去做的工作。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事，那你就找到了你真正想做的事。

我从很早就找到了。那些我刚刚提到的朋友们，他们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总是默默做得比别人多，从不争功。和这种人共事，是人生中最幸运的事之一。

你要学会辨识他们，找到之后就别放手。如果一时找不到，也没关系，先干好你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但别放弃寻找。

我记得自己年轻时去找Geico的故事。当时公司周末没人上班，我是硬敲门才进去的。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门后会有什么，结果十分钟后，我遇到了一个对我帮助巨大的人。

从那天起，我也想着自己能不能帮到他。然后你会发现，善意和真诚会像复利一样，不断放大。

当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有些人一开始的环境就更困难。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能生活在美国，你就已经比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幸运了。

全世界有80亿人，美国只有3.3亿，光是出生在这儿，你就已经赢了一大半。

剩下的，就是要把这份幸运变成现实。

别跟那些让你做违背原则的事的人或者公司混在一起。因为不同的行业，会自然筛选出不同类型的人，这是我观察多年后的结论。

我还注意到一点：投资行业里，有不少人一旦挣到足够多的钱，就离开了。这没什么不好，但真正理想的状态，是你愿意一直干下去，哪怕早就不缺钱了。

像格雷格、阿吉特，他们都是。他们每天都全情投入，不是因为必须，而是因为热爱。他们真的做得非常出色。

我这辈子见过很多管理者，但要说谁最出色，可能是有争议的。但我心里最佩服的那位，是汤姆·墨菲。他活了快98岁，我从来没见过谁像他那样，能把别人的潜力激发到极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就去给汤姆·墨菲打工。

当然，成功的路径不止一种，但我觉得这是最愉快的一种方式。

伯克希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和桑迪·戈特斯曼一起共事了60年，直到他几年前离世。我和沃尔特·斯科特合作了30年，在克莱顿我们也合作了30年，是吧，格雷格？

 阿贝尔  是的，30年。

巴菲特  你看，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会不断成长。不只是变成一个更好的投资者，更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这一切，都始于你和谁同行。

我说的这些人，包括我自己，确实都活得挺久的（笑）。我愿意相信这是因为我们选择了热爱的生活方式。一个幸福的人，活得自然就会更久。

贝姬·奎克  截至3月31日的第一季度，数据显示伯克希尔的现金储备相比去年年底又增长了。但真正的市场动荡其实发生在4月。来自苏格兰的股东Martin Devine今天也来到了现场，他想问：最近市场的波动是否为伯克希尔创造了新的机会？

他刚刚在过去40分钟内又补充了一条问题，说您提到伯克希尔最近差点投资了100亿美元，他想知道能否多聊聊这件事。

巴菲特  嗯，第二个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能聊（笑）。

不过，说实话，即便是100亿美元，也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这就是另一面的问题。

过去这30天、45天，甚至100天内，不管你把这段时期怎么定义，其实都算不上什么特别的事件。

自从我们收购伯克希尔以来，有三次伯克希尔的股价曾在相对较短时间内下跌了50%。三次。每一次，公司的基本面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这段时间的下跌，根本不算什么剧烈的市场变化。要知道，1929年9月，道琼斯指数从381跌到了42点，相当于从100掉到了11。

相比之下，现在这波市场动荡，谈不上是那种“可怕的熊市”。

你看，如果我每年有250个交易日，从我足够大、开始买卖股票到现在，我大概已经经历了一万七八千个交易日了。

在这些日子里，市场有太多时期的波动，比现在要剧烈得多。

我出生那天，道琼斯指数是240点，那是1930年8月30日。后来跌到了41点，从240跌到41，你想想这幅图是什么样。

所以如果有人说现在是一次真正剧烈的市场变化，那就太夸张了。如果这段时间不是跌15%，而是涨了15%，大家也会很优雅地接受。

但如果你真的会因为股票跌了15%就觉得世界天翻地覆，那你真的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理念。因为这个世界不会迎合你，你得学着适应世界。

而在未来二十年内，你一定还会再经历一次类似的情况。

有个人形容，那种情况就像电击过头皮一样猛烈，完全不同于你以前见过的任何市场波动。真的，世界有时候会犯非常非常大的错误，意外往往也是从最不可能的方向袭来。

而且，金融系统越复杂，意外的杀伤力也越大。这就是股市的常态。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有适合的性格，股市是一个很好的、为之努力的地方；但如果你在市场下跌时会恐慌、在股价上涨时又容易冲动兴奋，那这个地方就非常危险。

我不是要批评大家，我当然知道，人总是有情绪的。但当你投资时，你得把情绪留在门外。

巴菲特  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

有些人运气特别不好，经历的特别惨；也有些人，人生就平稳很多，挫折也没那么严重。我也有过挫折，查理也有过，我们都经历过。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挫折来的时候并不好受，我也不能跟你说什么大道理，说什么“低谷时光其实也是人生高光”这种话。

没有人真正享受挫折期。但这是人生的一部分。

而且你总会迎来那个“最终的挫折”，那就是死亡，谁都逃不掉。

当然，人生中的运气差异确实很大，有的人真的遇上了很糟糕的事；而另一些人则运气好得不得了。但通常呢，那些运气很好的人也并不会觉得自己只是运气好，他们更愿意认为这一切都是靠自己。

不过你问的是怎么应对这些事，我的看法是，现在活着的你，其实已经非常幸运了。

比如说，你看中国的历史，如果让你选一个时间点出生，你愿意出生在一百年前？五百年前？一千年前？还是现在？

我想，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你现在出生，已经赢在起跑线了。

像我这样如果是从20代牧羊人之后出生的，我大概也会很厌倦吧。天天面对的都是羊群，看来看去，也没啥新鲜的（笑）。

不过你知道，我现在坐在这里，也还能看着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橄榄球队打比赛，虽然他们好像已经不再像20年前那样打球了（笑）。

不管怎么说，生活中的一切，都比过去要好太多了。

你得承认，自己抽到了“幸运的签”。你就像是在子宫里待了二十万年，然后刚好在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时刻出生了。

所以我总是建议大家，多关注你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事，而不是那些坏事。坏事肯定会发生，但这并不妨碍你拥有一段精彩的人生。

当然了，有时候你也可能会遇到非常糟糕的运气。说实话，这种事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我确实有朋友遇到过很大的打击。

我呢，已经活了94年，想喝什么就喝什么，虽然总有人预言这会出问题，但到现在为止，他们说的都没发生（笑）。

你看现在的NFL球员，他们的收入跟30年前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你可能会觉得：哇，这真是太棒了。但如果你看看他们的平均寿命、退役后的生活，你也许会觉得，没有成为第一个被选上棒球队或篮球队的人，其实也挺不错的。

人的身体嘛……查理和我，我也替其他几位讲一句吧，我们这一辈子基本不怎么锻炼，也没刻意养生。

我们只是谨慎地保存自己的体力，直到老了还能用（笑）。

所以，我想说的是，尽量看到生活积极的一面。你现在身体健康，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能有机会了解你感兴趣的事物，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了。

你只要想想，几百年前，你可能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已经是无法比的差距了。

好了，我就不再讲这些人生大道理了。

贝姬·奎克  接下来这个问题来自Hemanchu，是提给阿吉特和沃伦的。他问：现在美国有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完全无人驾驶的车辆在道路上运行。请问你们怎么看这项技术对Geico的冲击？毕竟Geico的保险业务，是基于“人为驾驶风险”这个逻辑建立的。

那未来我们现在所说的车险，会不会慢慢转变成对“自动驾驶系统”和“汽车制造商”的产品责任保险呢？

贾恩  确实，等到自动驾驶技术真正普及，汽车保险市场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的车险基本上是围绕“驾驶员错误”定价的，也就是说：人会出错，而且错得不少，我们据此估算保费。但如果未来的车更智能、更安全、事故也更少了，那你自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为失误险”。

这就意味着：保险的重心会转向产品责任——也就是系统故障、算法错误、制造缺陷这些问题。

所以，像 Geico 这样的公司，必须做好准备，从“承保驾驶行为”转向“承保技术与产品”。我们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规划和过渡了。

巴菲特  我们预期，伯克希尔所有的业务都会发生变化，这很正常。

查理早年就常提醒我：如果你还只想着守着一家纺织厂混日子，那你就别指望企业会有什么未来。哪怕那家厂已经经营了70年。

世界会一直变。它如果从来不变，那就太没意思了。

你想啊，如果你打棒球，每次挥棒都是全垒打，那这项运动还有什么乐趣？如果你打高尔夫，每一杆都一杆进洞，那你打两天就腻了（笑）。

变化带来的挑战，才是思维最好的磨石。你得持续思考、持续应变。人不会一直做对，但正是这些不断出现的问题，才让人生有意思。

车险肯定会变，虽然说实话，过去几十年它变得比想象中还要慢。你要知道，车险这个行业，其实在保险界也算是后起之秀。

如果你退回去看几百年前，没人能想象今天的美国会变成这个样子。人们怎么出行、怎么生活、怎么娱乐，这都变得太快、太大了。

但你知道吗？最让我担心的，从来不是保险的问题，而是人类现在已经学会怎么毁掉整个世界了。

是的，我们拥有了一切美好，但同时我们也拥有了毁灭它们的能力。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八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第九个也许就在来的路上。而拥有这些权力的人……嗯，我不会说他们是“坏人”，但你也很难说他们每一个都足以稳妥掌握这种权力，对吧？

回到当初的1905 年，爱因斯坦写下E=mc² 这条公式的时候，他当然没想到它最后会变成一颗能摧毁城市的原子弹。

而当我出生时，这个公式已经被发现了25年，但没人预见它对战争的影响。

直到1939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收到一封信，那是德国入侵波兰前一个月左右。信是利奥·西拉德写的，但没人认识他，于是他请爱因斯坦签了名。

罗斯福可能也不太懂物理，我也差不多（笑），但他知道：爱因斯坦签了字。他立刻说：“我们得做点什么。”

于是，曼哈顿计划就开始了。我们必须做，因为我们觉得德国的海森堡领先一步。

但是现在呢？这个“魔鬼”已经彻底出瓶了。

世界当然变得更精彩了，技术变得更强大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风险。

你看看朝鲜，如果他们的领导人哪天因为别人批评了他的发型就不高兴了……那我们所有人都得跟着提心吊胆。

你说，朝鲜到底为什么需要核武器？这对世界有任何正面意义吗？我看不出来。但它就在那，而且不会消失。

这就是现实。变化在发生，风险在积累，但人类本身的进步，其实远远落后于我们手中握有的技术。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保持前瞻。汽车会变，保险也会变，产品责任肯定会占更大的比重。这都是迟早的事。

但这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比当年新英格兰纺织厂关门时容易太多的挑战。

你必须直面这个世界的变化节奏。正如我说过的：我们生活在全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时代。

所以，拥抱你的好运，拥抱这个时代的挑战，也记得保持清醒，未来一定会不一样，我们也会尽全力跟上它。

是的，未来的保险市场肯定会不断变化，而我们迄今为止，在适应变化这件事上其实做得还不错。

当然，保险行业仍然有一些重大难题，而我也不知道整个行业该如何应对那些问题。但这正是这个游戏的魅力所在。

你想想——如果你出去打高尔夫，每一杆都能一杆进洞，那这还有什么意思？

提问者  我叫Marie，来自马萨诸塞州梅尔罗斯，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抽出时间。我是一位对投资充满兴趣的年轻人，想请教巴菲特先生：在您职业生涯的早期，有哪些关键的经验或教训？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投资者，您会给出什么建议，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投资理念？

巴菲特  这是个好问题。真希望我在你这个年纪时，也能想清楚这些事。

你知道的，你选择与谁同行，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虽然不能指望每次都选对人，但你的人生，往往会沿着你共事的人、你敬佩的人、还有你结交的朋友的方向一路发展下去。

人是会被环境塑造的，而这个影响比你年轻时想象的要大得多。

我曾经提到过几个在我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朋友，比如汤姆·墨菲、桑迪·戈特斯曼、沃尔特·斯科特……他们都是那种，哪怕是伯克希尔还只是现在万分之一规模的时候，只要能和他们共事，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他们让你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我的建议是：靠近那些值得你学习、能让你变得更好的人。

别光盯着谁赚了大钱，那不一定是你该学的方向。你要寻找的是，哪份工作你愿意在不差钱的情况下依然全情投入？如果有这样的事，那就大胆去做，那很可能就是你热爱的事业。

贾恩  我想在自动驾驶这个问题上再补充一点。我们刚才聊到，未来车险责任会从驾驶员操作失误，逐渐转向自动驾驶系统或汽车本身的产品责任，这的确是个巨大的转变。

但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交通事故的数量很可能会显著下降，这是件好事。

但与此同时，每一次事故的修复成本却会上涨很多。因为如今的汽车越来越像一台移动电脑，集成了大量高精度、高成本的传感器与软件系统。

所以问题就来了：事故更少了，但每起事故更贵了。这两种趋势将如何交汇，最终影响整个保险行业的成本结构？

现在还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我们也在持续关注这件事。

巴菲特  我来给你两个可以思考的数据点。

1950年我第一次踏进 GEICO 办公室时，一份汽车保险保单的年均保费大概是40 美元。当然，这个数因地区差异会有所不同。但今天，在很多城市地区，这个数字很容易就超过2000美元，甚至更高。

与此同时，每1亿英里行驶所造成的致死人数，从当年大概6人，下降到现在仅仅略高于1人。

也就是说，汽车变得显著更安全了，但保费却翻了将近 50 倍。

这说明，虽然自动驾驶技术令人兴奋，但它带来的不仅是科幻层面的想象，还有整个定价结构、风险模型、理赔成本的全面重构。

这是一场深层的数学游戏，你如果不理解它的底层逻辑，就无法真正理解这场变革。

而且不止是车险，房屋保险也一样在经历变化。

以我们所在的内布拉斯加州为例，过去十年，即使剔除通胀，房屋保费也翻了一番。可即便如此，保险公司依然在亏损，因为“对流风暴”（雷暴天气）越来越频繁，破坏力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持续地观察、思考，不被情绪驱动，也不被某份报告牵着走。你听说“AI 会改变一切”、“自动驾驶将重塑行业”、“XX 技术让一切焕然一新”，这些说法听起来都很酷，但你不能就此冲进市场。

因为同时还在发生的其他趋势，至少有50个。

在保险行业，你永远拿不到“正确答案”。你只能根据当前的信息、经验、判断力，在某个时间点采取行动。而这，也正是这个行业最大的魅力。

我们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寻找那些成功概率高的机会，然后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去应对它。

这场游戏总是充满不确定性，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时，最好提醒自己，你永远不知道今天又会发生什么。特别是，如果你正在经营一家企业的话。

巴菲特  好主意，我们来看看几张图表。

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发布了第一季度的10-Q财报。我们总是尽量安排在周六发布，目的就是让所有股东都能在同一起跑线上了解信息，不会有人比别人先一步“抢跑”。

我们准备了三张简单的图表。你们可以看到，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保险承保利润出现了大幅下降。**其实去年保险业务的表现就已经没有前几年那么强劲了，虽然整体还不错，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方面的因素都“凑巧站在我们这一边”。

而今年的情况刚好相反——价格走低，风险升高。这个趋势一眼就能看懂，不需要多聪明就能看明白。

当然，我们在保险领域确实有一些别人很难复制的优势。并不是说别人不想建立自己的护城河，我们自己也会努力去学习并超越那些表现更好的做法。但我之所以常常提到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务，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的行业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长期、可持续的结构性优势。

就在过去24小时，我们刚刚宣布和苏黎世保险（Zurich）以及Chubb保险共同成立一个合资公司，专门承保极高额度的特种业务。这种规模的承保，全球也只有极少数公司能做。

而我们之所以能做，是因为我们不仅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还能在定价合理的前提下毫不犹豫地承接。而且往往是客户主动找上门来，希望我们加入。

在投资收益这一块，变化不大。我们拥有的“浮存金”每年还在小幅增长，加上伯克希尔自身保留利润的积累，我们通常每年都有超过400亿美元可以新增配置。除非我们找到了其他更好的去处，否则这些钱就会进入我们的投资组合。

短期国债的利率最近确实比前些时候低了一点，但影响也不大。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资金可投资，所以整体投资收益还是略有增长的。

铁路业务比去年同期表现略好，虽然还没达到我们理想的水平，但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目前也正在逐步改善。它依然是伯克希尔极具战略价值的重要资产。

能源业务去年遇到了一些麻烦，但今年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因此这部分利润反弹得很明显。

至于我们旗下其他非保险类的运营公司，总体来说比较平稳。有涨有跌，格雷格，你不是前几天还做过统计吗？

阿贝尔  是的，我们重点跟踪的49家公司里，有21家的盈利同比增长，28家则出现下滑。整体来说，是喜忧参半的一个季度。

巴菲特  好，我们放下一张图表吧。我这边刚收到“还有五分钟”的提示，那我们就直接“扔个长传”了（笑）。